近日，国务院发出了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其中有多项涉及教育部。取消的两项审批内容为：高等学校设立、撤销、调整研究生院审批，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编写核准，举办国际教育展览审批；下放地方审批的项目有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审批和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审批三项。

　　这6项审批权限的取消或下发，符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按照这一精神，客观而言，目前的教育放权还十分有限，有待进一步推进。

　　拿高等学校设立、撤销、调整研究生院的审批来说，设立或调整研究生院，本就属于学校内部事务。我国于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而研究生院，显然属于学校内部组织机构。但这一机构的设置，此前需要审批，表明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严格执行《高等教育法》。当然，教育主管部门要对研究生院的设置实行审批，也有其考虑，即我国研究生教育刚起步，担心学校随意设立，影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但这一审批，却出现尴尬，有学校经审批获得硕士点、博士点，开展多年研究生教育，却不能建研究生院，只有所谓研究生工作部；大学是否有研究生院，也成为评价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指标之一。

　　现在设立研究生院的审批被取消，这体现了教育部门依法归还高校自主权的精神，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取消研究生院设立审批，似乎意味着学校可就业自主设立研究生院，但其实不然，因为我国高校的硕士点、博士点，还要经过审批才能设立，如果一所学校没有硕士点、博士点，没有获批进行研究生教育，怎么可能设立研究生院呢？说到底，审批权还是掌握在主管部门，只不过少了一道本就多余的审批而已。

　　合理的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关系，应该是：政府部门只负责教育的投入保障与依法监管学校依法办学，至于大学开设什么学科、专业、课程，授予学生怎样的学位，这是学校自己的事，学校的办学质量、授予的学位，则由专业评价（认证机构认证）和社会评价（受教育者选择）。以此观察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政府部门其实把举办权、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全部集为一身，包括学校的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学位授予，都“一把抓”。学校不能自主设置学科、专业，不能自主招收研究生，进行研究生教育。要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利全部交给大学。取消研究生院的设立审批，还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放权，只有把自主设置学科、自主决定开展何种教育的权利交给大学，那才是真正的放权。

　　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审批权的下放中，这是把中央的权力下发到地方，但从高校的人事自主权分析，不管是副教授，还是教授的评审，都应该是学校自己的事——认为某个人胜任担任本校的教授，就聘其为教授，如果此校不再聘任其为教授，就不再是教授——由行政部门主导副教授、教授评审，其结果导致教授成为固定的“身份”，由“职务”性质变异为“职称”，在近年来的高校教授评审中，接连不断出现丑闻。教育部把高校副教授评审权的审评权下放给了地方（即高校要获得评副教授的权力，由地方审批），这说明，教授评审权的审批还在教育部，而各高校要获得自主评副教授的权力，还要得到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许可。这一新格局，难以改变目前高校副教授、教授评审严重行政化、功利化的问题。

　　当然，对于政府部门的放权，不仅政府部门有所担忧，社会也有不放心，这就是担心高校的管理”一放即乱”：获得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硕士点、博士点的学校，会不会乱设学科？会不会变为“学店”、贩卖文凭？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权钱交易，导致教授进一步贬值？等等，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在推进政府放权的同时，明确政府新的职责，并推进高校内部改革。

　　对于政府教育部门来说，取消或下放审批权之后，应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来引导高校健康发展，比如，对于高校设置专业，政府部门就可通过信息公开、提供教育数据服务来引导高校合理设置专业，以及受教育者理性选择专业。而对于高校，则必须推进高校内部的教育、学术管理改革，建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教育、学术管理制度，不再由学校行政主导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决策。像开设学科、专业、课程等教育和学术事务，应该由教授会（学术委员会）结合学校办学定位、特色、条件，进行充分论证，而不是只由行政领导拍板。世界一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迄今没有热门的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原因就是虽然该校校长曾想举办这些学科，可该校教授们认为这将分散学校的办学精力，降低学校的办学质量，于是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