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日，中国企业联合会在长春发布了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从所列企业来看，大致上有三个特征：第一，国有企业数量居多；第二，企业规模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但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规模增长效益却在下降；第三，排名靠前的主要是一些非制造类的企业，如能源企业和金融企业(商业银行)等。

　　从这样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如果把上述现象加以抽象，那么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体制到结构都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具体说来就是体制上的重新国有化和经济增长结构上的“去工业化”，很显然，这样的变化是不利于未来经济增长的。

　　国企的界限

　　作为政府之政策工具的国有企业，主要是为市场力量提供服务而不是与市场力量争夺利润的。

　　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必要的：第一，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需要国家来提供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从而需要国有企业来担当这样的功能；第二，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经济部门里，为防止由竞争带来的低效率而选择国营也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但是，只要进入自由竞争市场，国有企业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的制度设计和行为逻辑与市场竞争是不相匹配的。市场瞬息万变，需要企业对市场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而国有企业界定不清的产权归属与多头管理的官僚体制是很难对市场的变化做出理性而又及时的反应的。

　　从实践中看，最早走上现代市场经济道路的欧洲工业化国家大致上都是如此运作的。在工业化发展早期，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的双重约束，市场力量没有能力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从而需要由政府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本来生产能够确保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设施，如能源、电力、交通、通讯、邮政等。同样的情况在二战结束后的欧洲也曾经再现。二战后国有化浪潮再现的根源在于二战对经济的破坏，其被破坏的程度之高是市场力量没有能力来加以修复的，从而需要政府来加以重建。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和市场力量的成长，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最终都被私有化了，政府退出那些可以由市场力量做得更好的产业部门，转而进入那些市场失灵的公共品部门，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持。

　　最后，随着政府管理和监管能力的提高、供给弹性和灵活性的增加，以及分销成本的下降，就连那些原本属于自然垄断的部门也可以通过导入市场力量、借助于供应商的竞争来提高服务质量、降低产品价格。

　　只要我们理性地审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大致上可以看到以下事实：凡是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以市场为本、政府为用”的，作为政府之政策工具的国有企业，主要是为市场力量提供服务而不是与市场力量争夺利润的。

　　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工，就是因为在财富生产和创造的过程中后者比前者更有效率，这种效率差别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后者比前者具有更为严格的预算与信用约束(这是由明晰的产权所决定的)；后者比前者面临更为强大的竞争压力；后者不能像前者那样依靠权力来获取收益，而只能依靠对成本的精打细算和不断的创新来获取收益。

　　因此，毎当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和物质(主要是基础设施)瓶颈被突破后，就会发生“国退民进”的结构变化，并形成了政府专注于社会公共品生产，而市场以及市场中的民营经济则专注于私人物品与服务生产的局面。

　　进一步的观察还告诉我们，只要社会公共品生产的技术和分配方法发生变化，从而适合市场力量介入的时候，就连这类公共品生产也会从公营逐步转变成为私营的。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凡是不遵守上述法则的国家，迟早会患上“英国病”，即政府创办的国营企业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不愿意退出，结果，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必导致政府财政的恶化以及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下降。

　　政府财政的恶化，一是因为国有企业经营不善需要政府增加财政补贴，二是因为国有企业带来的挤出效应导致税基缩小，政府的财政状况必将在其支出和收入的这种反向变化中走向恶化。

　　“国进民退”的根源

　　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渐进改革留下的后遗症、既得利益者的坚持成为中国坚持走“国进民退”道路的几大原因。

　　那么，当下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上述统计数据已经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国进民退”，而不是“国退民进”。这种状况首先与中国所选择的市场化发展道路是背道而驰的。随着国有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张，中国过去30年中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法正在被政府各个管理部门的规划(很像改革前的计划，本质是一样的，只是严格程度上有所差别罢了)所取代，从而导致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2000年，中国毎百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带来的GDP是37元，可是到了2011年，同样的投入只能带来23元GDP。

　　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比改革开放以前更好的绩效，凡是进入竞争性市场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没有能力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而落得巨额亏损，而那些仍然具有盈利能力的国有企业大都因为拥有政府特许的市场垄断权，这意味着它们的盈利归根到底具有利润(与之发生业务关系的非垄断企业)和收入(作为其产品之消费者)转移的性质，而非来自于它们的经营努力。

　　既然“国进民退”的效果如此不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走这样的道路呢？

　　第一，是源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很少，因为政府的政策逻辑和市场经营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政府要的是GDP，市场参与者要的是利润，因此，政府推出的产业政策必定缺乏市场的响应性，于是就只有依靠建立国有企业来实施政府既定的产业发展规划。

　　第二，是中国渐进改革留下的后遗症。自1979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来，基本上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改革，对于中国改革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并未在全社会达成共识，对市场竞争和市场力量崛起的惧怕，导致人们对国有企业的好感，错误地以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可以带来公平和有保障的就业。

　　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对社会就业的贡献率也非常低，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还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国有企业依靠市场垄断和政府补贴的所得就是社会所失，国有企业内部不是按照绩效而是按照职务高低来分配收入的做法还扩大了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从而使得员工普遍缺乏改善企业绩效的动力。

　　第三，是既得利益者的坚持。从以上两点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讲，缺乏市场竞争力和经济绩效的国有企业之存在，说到底只有国有企业的员工、特别是管理层是得益的，而整个社会的利益则是受损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压制了市场竞争导致全社会效率的下降，当国有企业取走垄断利润的时候则是全社会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当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可以持续不断地从政府那儿获得财政补贴时，增加的则是全社会的税收负担。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就像世界银行在1995年的调研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国有企业存在的价值是有限的，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有时甚至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政府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某些政治和经济目标，但是当国有企业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谋私的工具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最终还是会通过经济危机而演变成为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在欧洲国家、前苏联、中东欧国家以及1979年以前的中国曾经多次发生过。

　　国企改革路径选择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选择了内部人收购的方法，造成了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现象。遗憾的是，这原本只是一个方法上的错误，但却被很多人定义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错误而加以反对，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停滞。

　　那种以为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社会公平的想法其实是很幼稚的。从今天中国的情况来看，主要是由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居民收入(储蓄)和政府税收的增加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投资来源，而不是相反。所以，发生在今天的“国进民退”现象，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因此，当国有企业成为少数人谋私的工具，并明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对其加以民营化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当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私有化改革并不一定总是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要看这种改革究竟是以何种方法展开的。如果改革的路径出错，那么改革的后果就会比不改革好不到哪里去。

　　从国际经验来看，改革走向成功的正确路径是“卖”，而不是“分”。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基本上选择了“均分”国有资产的做法，结果大都面临转型失败的危机。

　　把国有资产人均一份分配给所有国民，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其实很不公平，原因就在于穷人和富人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当改革者把国有资产按照人头一人一份“公平”地分配给所有国民的时候，穷人便会因为生计所迫而出售其手中“公平所得”的一份国有资产，而富人则会因为持有充足的流动性而收购这些穷人所出售的资产，并可将所收购的资产抵押给银行而获得更多的流动性来收购更多的已经私有化的国有资产。

　　结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很快就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不仅穷人变得一无所有，就连政府也变得一无所有。前苏联和许多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这种错误的私有化方法有关。

　　相比之下，采取了正确路径的英国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战后重建等原因，国有企业发展过度，从而得了所谓的“英国病”。20世纪70年代末期，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后，便对低效的国有企业展开了私有化改革，而且在选择了正确的改革方法后大获成功，这个正确的改革方法就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出售国有企业，而不是“公平地均分”国有资产。

　　出售国有企业这种做法的好处可以从存量和流量两个角度来加以理解。从存量角度来讲，出售国有企业是资产“变现”，因此国有资产还在，只是把原先实物形态的资产变成了货币形态的资产，政府拿到这些变现后的现金流既可以解决老年职工的养老问题，也可以对年轻职工进行技能和教育培训，从而为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人力资本的准备。

　　再从流量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在企业家的有效管理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经营绩效得到改善，这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福利，而且还为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税收，与这些企业在国有国营时期需要政府不断地财政补贴相比，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大大的好转。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回顾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可以发现，中国基本上也是采取了英国式的改革方法，而不是前苏联式的改革方法。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之所以不断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诟病，就是因为没有像当年的英国那样采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方法，而是选择了内部人收购的方法，这就难免被那些具有信息优势的国有企业管理者获得了低价和优先购买国有资产的便利，从而造成了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现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原本只是一个方法上的错误，但却被很多人定义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错误而加以反对，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停滞。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没向前推进，反而依靠政府税收、并利用存在重大制度性缺陷的资本市场而不断扩张，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

　　“去工业化”大跃进的经济后果

　　“去工业化”脱离于中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实际，与中国的要素禀赋与居民的消费偏好不匹配。强行推行“去工业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将带来经济绩效的下降与经济结构的虚拟化。

　　在本文中另一个需要加以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去工业化”。中国企业500强排名靠前的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还以银行、金融、能源、运输和地产为主。如果再把500强的这种结构变化与中国管理层推出的结构调整政策加以对照，那么就很容易发现，中国经济正在政府的干预下向着“去工业化”的方向前行。如果不对这样的经济政策及时加以纠正，那么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去工业化”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居住在农村的人口还有50%以上，因此中国需要的是工业化，而不是“去工业化”。

　　工业化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50%以上仍然生活在乡村的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而把中国当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工业化社会。如果在50%以上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并依靠传统的生产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时候就要“去工业化”，那么就等于剥夺了它们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机会，由此造成的城乡差距的扩大不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而且最终会窒息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原因就在于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民具有“自给自足”、至少是“半自给自足”的特征，由此造成的内需不足将迫使经济增长停下脚步。

　　再从要素禀赋与预算约束的角度来看，“去工业化”与中国的要素禀赋以及居民的消费偏好显然是不相匹配的。无论从中国当今500强大公司的产业属性来看，还是从政府管理层当下推出的“去工业化”的政策菜单来看，以“去工业化”为名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向着后工业化方向而去的。后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以减少资源(包括劳动力)消耗为特征的高科技(就是用技术来替代其他的生产要素)产业与需要较高收入水平和更为精细化分工为基础的服务业为主的。

　　然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适合这类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尚不具备从低端加工制造走向高端设计、研发这类产业活动的条件。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仅为7%强，即使算上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其所占比重也不到20%，80%左右的劳动者是初中以下的文化水平。面对高级人才的高度稀缺，中国不可能实现政府刻意追求的结构转型，如若坚持推进这样的转型，那么只会带来大量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失业，并导致整个社会产出水平的下降，以及伴随着失业增加而来的总需求的下降。除了要素供给方面存在结构调整的瓶颈之外，需求方面的条件也不匹配。中国是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GDP还不到5000美元，况且还有一半左右的农村人口，这就决定了广大民众是没有能力来消费和购买后工业化社会的高端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

　　不仅如此，在要素禀赋和国民的预算收入都不支持中国经济向“后工业化”转型的情况下，由政策强制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经济绩效的下降与经济结构的虚拟化。

　　众所周知，工业化社会与后工业化社会在经济结构上的一个重大差别是三次产业结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在工业化社会中占优的是第二次产业(工业)，而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第三次产业(服务业)。为了达标，就必须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受到了需求不足的制约，而且还降低了全社会的经济绩效。

　　根据世界银行在中国季报中提供的统计数据，在1978年至1993年期间，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分别为1.8、3.1、2.8；在接踵而来的1994年至2004年期间，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仍为1.8，工业则迅速攀升到6.2，几乎增加了一倍，然服务业却下降到0.9，跌去了60%以上。

　　从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以上变化中可以看到，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是鼓励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的工业部门。但是，为了实现向后工业化经济结构的转型，我们却把大量资源配置到了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的服务业，从而导致了全社会经济绩效的下降。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人均收入水平偏低，城乡居民对服务业产品缺乏需求，进入服务业的资金找不到盈利的机会，于是只能进入同属第三产业的虚拟金融部门，并从事各种与实体经济无关的纯粹性金融交易和投机活动，甚至铤而走险玩起了风险极高的高利贷。从全国各大城市争做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虚拟化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同时，我们还可从央行允许民间贷款利率可以四倍于央行基准利率的政策中看到中国的高利贷有多么活跃。

　　至此，我们可以对以上所做的分析做一个总结：重新国有化有回归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嫌，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我们就可以发现计划经济决不是通向繁荣的道路，而是通向贫困的道路，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脱贫、并走上小康社会的发展道路，靠的不是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而是市场经济和市场力量；不是国有企业为社会带来了福利，而是市场经济导致的繁荣为国有企业提供了资金来源。我们千万别把这当中的逻辑关系给搞错了，否则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

　　“去工业化”则有“大跃进”之嫌，因为这种做法脱离中国的实际，走向“后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调整无论从禀赋结构(供给)还是居民的收入水平(需求)来看都是不可行的，强制推行这样的结构调整，已经导致了中国经济虚拟化与泡沫化，如若不予纠正，回归正确的工业化发展轨道，中国极有可能遭遇金融和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