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京东商城高级副总裁吴声，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方式，与其他多家“食京系”公司（指直接或间接地以京东商城为食的企业）保持密切关系，正在精心构建了一条“京”外“食京”的生意版图。
消息涉及的与吴声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人士包括，负责“8.15”电商价格战营销的NTA创新传播机构创始人申音、金山CMO刘新华、自称资深营销人的罗振宇等人。在事件曝光后，他们立即发表声明，否认报道内容，并称有幕后黑手操控。
而目前，事件的直接受损方京东商城对此还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食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吴声与京东商城的结缘源自于其在凡客诚品时推出的一个营销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著名的“凡客体”。自此，重视营销的刘强东对吴声另眼相看，并萌生“挖陈年墙角”的念头。双方经过多次接触，2011年12月，吴声正式加盟京东商场，任职集团副总裁，全面负责公共关系部的运营和综合管理工作。
而据京东商城内部人员透露，京东内部的审查十分“严苛”。仅监督机制就分为质控部门和监察部门，分别负责涉及贪污受贿类的内部违纪调查，和各部门工作质量及违反作业规定、流程的监察和调查工作。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一个高级副总裁身上会发生“食京”事件呢？或许我们需要从吴声的“食京”生意链的形成来找寻答案。
据每经记者的调查，在吴声正式进入京东商城的前两个月，即2011年11月—12月期间，吴声就与申音、罗振宇、刘新华等人开始筹备NTA创新传播机构。而这家机构正是在“6•18电商价格战”和“8•15电商价格战”的幕后推手，京东商城正是其客户之一。由此不难想象，吴声是怎样从中获利的。
而且，在吴声的“京”外生意链条上，远不止NTA一家公司，还包括电商社、易到用车网、ABS等公司。此外，吴声还参与投资或以顾问方式介入了一些其他公司，比如易任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由此，一个问题值得深思：既然吴声早就计划着从京东谋取利益，他还算合格的京东员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个过程中，吴声缺失了作为职业人的基本准则。
什么是职业人？简单地讲，就是要遵循诚实、守信、忠诚、公平、承担责任等职业道德。在企业里，一个职业化程度高的员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严格按照企业的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使自己的思想、语言、动作符合自己的身份。显然，吴声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同时，吴声事件也显露出京东商城在职业化方面的缺失。按照刘强东的说法，京东商城的员工量已从11年前的30人增至27500人，副总裁人数也从2007年的1人达到12人。与人员数量增加相匹配，权限也被下放，刘强东曾对外表示，“一次支出三四千万这样的额度，我根本不知道，不需要我签字。4个亿也不需要我签，全到副总裁那里。”
如此，员工与企业都存在“不合格”因素,如何不出现问题呢?
或许，吴声事件仅仅是京东商城目前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与之对应的，类似京东商城的情况也或许只是中国众多企业的一个缩影。
什么导致企业道德缺失
在吴声事件引发业内热烈讨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并不是企业道德缺失的个案，例如“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鸭蛋、“瘦肉精”猪肉等食品安全事件。这些都促使人们拷问政府和企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此类事件频发？企业道德缺失背后反映了什么？
企业作为市场的细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无可厚非，但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有益于社会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古人曰：人无德不立。做企业其实就是在做人，做人需要道德，企业也同样需要道德，因为没有道德的企业是很难做强做大、持续发展，并在竞争中获胜的。
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良好的道德规范，因为有很多精华传承了数千年之久，比如中国四大儒学之作《大学》。而且自古到今也不乏有良知的大商人，他们努力创造社会财富，带动社会变革，让人敬佩。然而我们只是口口声声的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众长”，却没有认真去领悟，也没有真正去发扬它。
毫无疑问，中国企业在发展中缺失的不仅仅是商业法则的遵守，更缺失企业道德的自律。尽管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已初步确立，但在这块土壤中，企业的发展、竞争还是野蛮式的，并且与西方企业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而这个差距的根源在于商业文明的缺失。
我们以中西方对企业行贿的态度为例来对比中西方的商业文明。
2012年8月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披露，辉瑞制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八个国家向当地国有单位公职人员行贿，要求司法介入调查。最后，辉瑞公司就违反美国《反海外贿赂法》同DOJ以及SEC达成和解，向两者分别支付了1500万美元和4500万美元的罚款。
但耐人寻味的是，事件曝光后，在辉瑞中文官方网页上并未直接承认“行贿”罪名，仅仅认为其是“不当支付事宜”。并且，此次涉及的所有问题都是辉瑞自行调查并主动披露给美国政府的，但他们却从未向我国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如实陈述罪行并接受处罚。难道他们不怕中国法律吗？还是因为中国处罚轻才大胆行贿？
其实，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最终落脚点指向的却是中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与商业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中国发展需要商业文明
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企业如何作为、中国企业家如何作为、中国国民如何作为，都将被世界所见证，而其中企业是关注的重点。
“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种种，这些是商界“老一辈”对于新商业文明的体悟。而与新体制环境相伴而生的商界新生代，更需要的是“开放”、“分享”和“创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目前大规模发展的电子商务已经开始形成一个新的创新环境，成为新商业文明的载体。阿里巴巴、淘宝、京东商城等，就是这一新商业文明的代表。
但是，且看今日的吴声事件，以及“6•18电商价格战”和“8•15电商价格战”，无一不是在电子商务这个新行业内发生的，也无一不是在对中国企业的职业道德和中国式商业文明的挑战与质疑。
这表明，如果中国的商业文明环境得不到改善，企业的发展就得不到保障，即使是正常的市场竞争也会演变为一种混战，不利己也不利于人。
因此，在新商业文明的建设中，不仅要靠企业家们的觉悟与实践，还需要借鉴西方的商业文明，促进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变革。惟此，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才有达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