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浩锋公邀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谢国忠等及世界经济学大师辩论
天道经济学宣布西方经济学与其主导自由市场的终结
文/ 世界和谐科学院 刘浩锋
刘浩锋《中华文化复兴天道科学思想体系暨宇宙和谐科学哲学——和谐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
（法律声明：由于发现一些学术媒体尤其是某些所谓经济学大师，引用抄袭文章观点，不注明出处；为此特声明，请自觉注明出处，个人友情转载除外，如单位转发于网媒纸媒请支付稿酬。2011年11月12日）
1、 什么是天道？天道作为宇宙科学有何数学逻辑基础？
天道即是阴阳太极图循环轮转均衡运动模型。它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智慧，代表着宇宙大生命运行法则与宇宙秩序。
中华文化根源上溯至伏羲女娲时代，尔后神农、黄帝等，皆言宇宙大道，包括天道、地道、人道。然天、地、人本为天然一体，存于宇宙大生命整体之中。以天指称宇宙生命大整体，故所言宇宙大道，即指称为天道。
无论中华文明始祖伏羲演阴阳而成八卦，布传天道演算系统，还是5000年前中华文化的始祖黄帝弘扬天道；无论2500年前老子中兴天道，还是奠定中华文化系统基本骨架的先秦诸子百家围绕天道在各个层次不同角度演绎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之林，都证明了中国根源文化的开创与传统文化的承续是以天道思想作为文化的根本思维逻辑与价值精神取向。
中华文化复兴是以中华根源文化天道为中心，在继承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平等融汇外来基督伊斯兰文明，完成人类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复兴重建。
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智慧认为：天道阴阳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也即是见证了天道包括宇宙本体论、宇宙方法论、宇宙逻辑论、宇宙价值论、宇宙全息论。天道就是度化人们心灵觉醒、道德成长的宇宙理性，是教导人类实现和谐世界的宇宙法则，是指引人类文明提升的宇宙科学。
“天道”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智慧，其“太极图”阴阳轮转模型是对宇宙法则真理的形象展现，与西方逻各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以及佛家色空、因果循环与万字符、基督十字架等，跳开形式表述不同，本质所指同一。
现代物理地磁学证明了东西方磁力线运动的辩证统一关系，见证了地球是个太极模型。这为东西方精神运动与文化形式两者之间处于辩证统一的运动关系提供了物理学上的解释。遵循这个自然法则原理发现，西方科学的基础数学“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恰恰反证了中华太极图天道原理作为宇宙科学的整体普遍有效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复兴在世界学术界奠定了无可辩驳的科学理论基础。
同理，东方接纳矛盾的天道易卦逻辑系统与西方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系统，彼此形式上是截然相反的文明模型，但两者共同组成了一对辩证统一关系，构成了人类逻辑形式的整体系统。这个系统命名为：天道辩证逻辑系统。
通过对传统数学的研究发现，“数学领域既有数学规范中无法解决的认识矛盾，都通过扩大论域形成新数学规范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在更高层面上形成悖论关系，这个过程事实上指出了排斥矛盾的形式数学运动的同时，也是接纳矛盾的辩证数学运动的过程。正所谓中华天道文化言“阴中含阳，阳中含阴”。这个运动过程不断呈现一明一暗的双螺旋型运动轨迹。当论域为整个宇宙的时候，“形式数学”（数学原理排斥矛盾）陷入“辩证数学”（数学原理接纳矛盾）的“悖论形式”之中。见证了在宇宙整体层面“形式数学”也即是“辩证数学”，两者是互相等同的状态；形式数学与辩证数学在宇宙局部的运动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运动着的阴阳整体，这种辩证关系的客观存在，命名为“天道数学”。从而完成了东西方数学形式与原理的统一。它从数学上证明了宇宙大生命结构即是由无数的阴阳辩证关系螺旋形运动的各种层级矛盾事物所组成，最终联接成为螺旋形旋转运动的宇宙大生命整体；证明了宇宙结构就是一个有机循环运动的太极图模型。证明了，中华天道即是宇宙科学。”（参见：天道数学篇）
同理发现，形式逻辑排斥矛盾运动过程，同时不断陷入辩证逻辑的悖论形式的现象，与形式数学与辩证数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完全一致，互相印证。当论域为整个宇宙的时候，形式逻辑也即是辩证逻辑。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这种辩证关系，命名为“天道辩证逻辑”。从而结束了东西方逻辑体系长期以来互相斗争不能统一的难题。为东西方乃至全球多样文化一体化铺垫了逻辑基础。
正是因为“天道数学”与“天道辩证逻辑”作为21世纪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科学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宇宙大生命整体层面，全面审读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成果，与时俱进重新梳理各种学科开创了“天道数学、天道逻辑学、天道心理学、天道伦理学、天道政治学、天道经济学、天道文艺学、天道历史学、天道人类学、天道宇宙学”等十门学科跨越基础应用科学、自然宇宙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全球几大主流宗教文明等，重新将已经支离破碎的各个学科知识完成逻辑重构的有机统一，构成了融贯宇宙天地、汇聚东西古今的“中华天道转轮”学术思想体系，根本上结束了百年来文化自卑，树立了中华文化的宇宙性科学旗帜，对人类传统科学的解放与飞跃产生根本性的推动力；至此，见证了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领袖世界，重塑中华民族尊严，引领世界文艺复兴，开创和谐世界天下大同的美好时代已经莅临。
最后要明确的是，所谓天道，既非天道，故为天道；所谓天道经济学，既非天道经济学，故为天道经济学。
虽毕生著述宣传中华天道（太极转轮）宇宙科学之理，分列创建了十门学科，构成了庞大的《宇宙和谐科学哲学体系》，亦即实未说一字。
为什么呢？一切都是方便之门，宇宙轮转，成败住空、盈消虚长，一切学说形式以及宇宙星河都是过程性的，处于0与非0之间的辩证循环。
2、天道经济学概述
中华核心智慧“天道”作为宇宙规律宇宙理性，化生天地万物，自然包括经济运行规律。天道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规律本身就是一个遵循天道宇宙法则运行的阴阳矛盾规律，呈现辩证运行关系。
天道经济学广义的理解就是，依托整体有机、辩证关联、普遍有效的天道辩证逻辑为科学工具，研究不同个体形式的市场交易心理与行为方式，它包括家庭、企业、行业、国家区域、全球政府与市场、星际政府与市场、宇宙政府与市场等不同生命集域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共有规律的系统知识；以及与之关联的生活消费与生产创造、职业伦理与报酬福利、实业经济与虚拟金融经济、器物经济与道德经济、科技创新专利与社会公益、效益与公平、进口与出口等，它以历史与经验事实为基础，逻辑扩延至与之关联的心理、伦理、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军事、教育等，以及基础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一切领域，是普遍性有效的经济学。之于家庭、企业而言，家庭、企业经济管理就是家庭、企业微观经济学。社团与国家就是放大化的市场；全球政府与市场、星际政府与市场等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论域乃至论域为宇宙的大市场。这种跨界，之于传统西方文化将之逐个分类开来导致学科支离破碎的治学范式而言截然相反，重新将各种事物之间本有内在的生命关联进行了逻辑的贯通表达，从而将中华天道真理呈现。
狭义的天道经济学，就是以天道数理辩证逻辑为分析工具与科学基础，以宇宙为范畴，从世界各个局部互相逻辑关联的层面辩证分析看待一切资源，实现人类生活生产与自然的均衡互补良性发展，完成各种资源的最优合理分配形式，达成经济循环中各个经济链条的动态均衡良性运行，从而实现市场产出与市场消费、贸易出口与进口、金融吸储信贷、企业劳资等均衡互补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社会共富、世界和谐。
传统西方经济学根深蒂固的陷阱就是依赖形式逻辑为根基的数理逻辑工具作为决策依据，他们排斥矛盾，消除矛盾，看不到矛盾是宇宙万物的本质特征。所以他们最后纷纷从小矛盾陷入更大的矛盾，恶性循环不断，形成西方文化文明周期性自性灾患问题。
天道经济学认为，矛盾是无法化解的。倡言化解矛盾，是根本没有正确掌握宇宙理性所致。陷入局部看待事物的假象之中。矛盾有两种互为辩证关系的基本形式，一种是互损共输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一种是互利共赢整体均衡的良性循环。前者是数学纳什均衡原理所证明的依赖传统形式逻辑思维旧理性分析处理问题必然导致的格局；后者是依赖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反证天道与天道辩证逻辑宇宙新理性普遍性有效，作为分析处理问题必然导致的格局；
要将人类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等各个领域，从传统互损共输周期恶性循环之中转化为整体共赢的良性循环，使之均衡平稳高速运行，就是人类文化文明转型提升的见证；
一人走路，两腿要平稳才能高速运行。两腿就是阴阳矛盾平衡辩证关系。火车飞机飞船运行都是这个原理。其实中国禅宗的核心智慧“中观”也是这样。就是不要落入阴阳两端的意思。儒家的中庸之道也是这个意思。看待事物要有天道辩证思维，整体的互为关联的辩证看待问题，而不落入任何一个极端之中。
因此，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危机问题，以及中国当前的房市畸形问题，是世界与中国市场经济自身发展出来的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本是文化自性危机。或者说是传统经济学大厦所赖以建立的根基是畸形的，所谓依赖形式数理逻辑作为科学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与其主导的自由市场的普世形象，只是假想中的空中楼阁。
“天道经济学”面对的主体不仅仅是稀缺资源，也包括非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天道经济学看来，任何资源都存在稀缺与非稀缺这一辨证关系，对各种资源要懂得长期合理的运用配置。
遵照天道辩证逻辑，任何稀缺资源都包含有非稀缺资源因子，而非稀缺资源必包含有稀缺资源的因子。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也就是说，非稀缺资源如果得不到经济学平等对待进行合理的配置，那很可能演变为稀缺资源；
那中国的廉价劳工来说，由于劳工资源长期供大于求，经济学对此是漠不关心的。乃至这些劳工受到企业主长期以来不公待遇，只支付过低的报酬。这种现象泛滥，导致整个社会消费能力无法得到培育。从而导致整个市场的消费不足，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不断萧条与两极分化。
而传统经济学对于此一直是漠不关心的。因为，大量廉价的劳工不是稀缺资源。
天道经济学追求的社会首要目标，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持平的体面生活的基本需求。如住房、收入、交通、求学等。
天道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不是以形式逻辑基础上确立的不惜损人利己的自私“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传统，而是运用天道辨证理性思维，遵循天道经济学伦理的“道德经济人” 实现交易双方、多方利益均衡共赢的最大化。从而，这意味着西方经济学与其主导自由市场的终结，同时，意味着中华文化复兴开创天道经济学作为普世有效的经济学与市场交易原理的发轫，是摆脱世界周期经济危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天下大同的世界经济学。
3、中国房市危机与出路
自从2010年12月29日发表经济学批判系列（二）《救房市应以“疏导为主”转房危入良性循环》一文后，不久观政府及时放弃了传统的凯恩斯“堵水”式的宏观调控，接受天道经济学要求遵循天道原理，以疏导为主，维护富人自由消费与增加穷人福利消费均衡发展，实现高房价泡沫的软着陆，确保社会财富分配趋向合理公正。然而，根据政府所制定的房地产税等相关政策，仍然存在几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天道经济学认为，要克正当前中国房市通胀泡沫危机，首先在于人们普遍掌握一套正确的合乎天道宇宙理性的思维与心灵运动方式，懂得运用正确的逻辑分析工具，领悟天道经济学“利人利己、均衡共赢、多方共和”的伦理，从心灵的根基化解问题。任何制度都不能实现对心灵的根本拯治。得不到人心自觉的保证，任何精密的制度其效益都大打折扣。
其次，中国亟待通过立法建立一套房地产法规（2006年本人就提出，2007年撰文发表于国家发改委《中国企业导刊）），这个法规的核心精神是要确保全国公民平等享受居住权，避免富人多房而大多人无房的畸形格局。
要从法律层面通过征收富人超过实际居住水平（需制定出标准，并逐渐根据全国住房水平提升而改变）用于投资的商品房税收，公民或每户超过两处住房（不包括两处）的都要根据市场房价水平征收对口的“房地产公共资源税”，对这种占用公共资源影响他人住房秩序的行为不限制，但是必须通过高额的税负，乃至比房价高出数倍的税负，使之望而生畏自然消退，征收的税款专项转入“全国公平住房开发基金”。当然，既得利益集团只顾及眼前利益而罔顾国家民族利益的恶果，就是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形成互损状态。
如果不落实到位，势必消解天道经济学的威力，必然继2010年数次“空调”后出现再次调控失败。而纵观税收政策落实不到位的主要原因，一是学术界与房产界主流被西方经济学洗脑，分析工具与推理所得的结论都是极端片面，而国家决策人士，深受传媒舆论与西化智囊的牵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将导致经济危机酿造成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
作者早在2008年就开始呼吁中国经济已经处于经济危机爆发边缘。中国的经济问题与隐藏的危机与西方的经济危机本质上完全是一回事。归根结底的是，人们最依赖形式逻辑与形式数学作为经济学思维与经济伦理价值的根基，在整个经济生产生活交易过程中处于周期性各种异常片面偏执之中，导致经济与社会失去良性均衡发展。不仅如此，它在政治文化艺术等西方主流文化的方方面面总是周期性陷入悖论所形成的大起大落恶性循环危机之中。
经济作为社会生活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依照这种逻辑厘定事物的规则，则导致人们陷入片面的灾患中，不断从一个极端迈入另一个极端。
传统市场交易行为与决策中，各种资源总是不可避免的向少数行业集中，增长的财富大部分总是源源不断流向少部分人口袋，这种经济循环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极端作用的积累，最终导致整个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天道经济学将这种积累效果定义为“极端化累积效应”，他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与财富的畸形，恰如人体某个器官细胞累积繁殖失衡，会导致器官极度膨胀，造成人体失衡出现肿瘤一样，使得社会出现恶性肿瘤，诱发社会危机。企业权势阶层资产过于集中就是一种肿瘤状态，而市场消费乏力，则是社会肌体其他部分则长期营养不良肌肉萎缩一样，彼此构成了互相割裂的悖论状态，市场无力支撑起肿瘤不断吸取社会资源财富所形成的重量，从而将这种畸形片面的恶果传达给诸多关联企业与整个社会，造成社会肌体失衡塌陷，最终引起整个经济链条断裂崩盘，社会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周期性危机陷阱是人类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一直以来没有根治过的。不是不想根治，而是危机的本质是文化的自性危机，文化自性危机的本质是思维逻辑方式与心灵的危机。这是西方文化“成之也快、亡之也忽”的文化悖论。
4、天道经济学剖析西方经济学逻辑缺陷超越周期危机
客观的说，周期性经济危机世界东西方都从来没有被化解过。从来不见经济学家群体自我忏悔或向公众表达过歉意！这不能过分罪责于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在前人的误导下不断陷入恶性循环中。这个问题从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陷入了逻辑无法统一的裂痕中，以致出现后人无法理解的思想与风格截然相反互不调和的两种论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经济学上称为“价值悖论”或“斯密悖论”。
《国富论》认为整个社会从个人追求私利的理性选择无意结果中得益。而看不到正是这种得益制造畸形利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危机，整体上处于消极平衡恶循环之中。《道德情操论》则相反，阐明了道德世界的和谐与有益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是来自人们的冲动情操。后世学者们一直不能明白为何同一个人的两种学说互不能调和构成悖论。其实，这是西方形式逻辑思维固有的局限片面所导致的。阴阳矛盾是宇宙事物运行总规律，也自然包括经济运行。斯密悖论恰恰证明了人类经济行为要遵循天道法则，避免陷入两个极端，要实现彼此均衡运行，构成矛盾的良性循环。天真排斥矛盾、消除矛盾的结果是就如形式逻辑与形式数学一样，导致更大论域更高层面的悖论与恶性矛盾，以致陷入两极分化互为割裂的状态，爆发周期性危机。
为何这么简单的道理，世界那多的经济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就不能明白理解呢？（参见刘浩锋：《天道经济学》）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宇宙根本的规律是阴阳天道即矛盾辩证统一的关系。他们将自己引入追求排斥矛盾没有矛盾的假象中，自娱自乐，从而落入井底之蛙，忘记了身处宇宙星河轮转展现出的阴阳矛盾关系的普遍性存在，忽略了根本不应该忽略的数学与逻辑学、语言学等基础分析工具无处不在的悖论循环的事实。
西方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则批判了重商主义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唯一源泉的片面观点，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到生产领域。同时批判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
可是，古典经济学派亦是从利己主义片面的人性观出发,认为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选择自己的道路最明智的判断就是他本人的利益，作为个人至上代替上帝象征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狂欢，以及所谓“经济人”的黑暗幽灵占据了古典经济学的中心价值地位。理性的概念变成了对宇宙大生命上帝博爱精神与基督“凡物公用”的背叛，而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乃至不惜损人利己作为逻辑基础。
他们不能遵循“天道”宇宙总规律发现人性本身具有阴阳矛盾展示的辩证性，在实质的动态社会生活中，任何行为皆具有内外矛盾性。任何利人或利己的行为具有客观存在的矛盾性，无论是损己利人、利人利己或损人利己、损人损己；对于矛盾只有互为增益的良性循环与互为损害的恶性循环两种辩证关系的存在。
而所谓损己利人或损人利己亦是在大善与大恶的两种循环，只不过需要在更高层面更深事理中去理解事物的因果运行；作为社会公共运行谋求整体共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性建设，天道经济学提出的是以接纳矛盾的天道辩证逻辑与天道数学为基础，强调“利人与利己、多方共赢”均衡性发展的经济学伦理与接纳矛盾的数理辩证逻辑工具作为价值基础与分析工具，以及此种原则的无限扩大乃至宇宙范畴，达成多方共和、宇宙整体共赢的良性格局。从而，真理是普遍性有效的。符合真理要求的经济学，要想跳出西方“局部性有效”、周期性文化悖论的灾区，就只有选择回归以天道辩证逻辑与天道数学为基础的新理性，对传统的事物进行全面深刻的检讨重建。
但是人们如果认识不了事物的阴阳矛盾普遍性原理，远离中华根源文化天道作为宇宙理性的普遍性有效价值，而是刻意要排斥矛盾、消除矛盾性，以僵硬片面的形式逻辑思维对事物的阴阳辩证性视而不见，而强调一个极端不断滑入另一个极端，自然远离均衡滑向更大的恶性矛盾中。
正是因为如此，传统“经济人”片面利己心的主观发挥，经由所谓的“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出现了动摇了整个古典经济学基础的“斯密悖论”。
传统认为通过自由市场与“价格万岁”理论引导可以使社会走向私利与公益和谐一致、经济平衡发展的理论，事实上是完全失败的；整个西方经济体系因为这种放任自由在逐恶行私轨迹上的竞争市场的发展陷入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失衡必然爆发经济危机。
古典经济学天真认为，自由市场万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自行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应力求节约，税收数额应尽量减少，每年财政收支都应保持平衡；税收应尽量避免干扰社会经济活动。而历史与现实确凿证明，这一切为了一小撮贪婪的财富垄断集团达成胜者通吃格局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粉饰。为了继续深刻麻痹世界人民，他们通过代价高昂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大学学术范式，牢笼了世界经济学人在他们的偏执轨道上继续卖命，树立了西方文化与西方经济学主导世界的中坚地位，这样可以卓有成效实现对世界人民与学术思想的深重奴役，而与此同时，他们始终是世界救世主与真理的代表接受世界人民拥戴。
伴随着政治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以财政收支平衡为基本原则的财政税收思想，在资本主义世界延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然而，违逆天道宇宙法则的经济学理论与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很快走向自身的对立面，陷入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20世纪30 年代初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表明，自由市场的恶性竞争发展，急遽地进入马克思所预言的垄断资本主义高度畸形发展时期，大量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企业家、财团鳄鱼手中；马克思笔下的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恶性矛盾在无法通过更大层面上升转移的前提下，社会财富分配趋向两个极端，市场产出过剩与消费能力疲软彼此撕裂了经济循环有机运行链条，必然爆发经济危机形成社会共损。
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不无矛盾的认识到经济运行中的辩证过程，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反过来劳动分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形成良性循环。然而，这种过程性良性循环的同时在不断积累恶性循环的因素，最终导向恶性循环的经济危机，这是古典经济学们没有发现经济运行处处展现出来的天道辩证规律。
因此，当古典经济学想告诉人们，顺从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可以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须不知古典经济学思维逻辑根基的自性危机导致各种发展模式的危机，人们不惜损人利己、劳资双方利益分配趋向分裂畸形格局的社会集合则形成了整个经济循环链条的畸形分化，不可避免的最终出现恶性循环爆发经济危机。
就如形式逻辑与形式数学建立在假设基础上与客观事实不符一样，经历这场经济危机后，凯恩斯认识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与客观事实不符，通过自由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均衡就业的说教只是自欺欺人的“屠龙术”而破产。其实遵循天道宇宙总规律，转化经济危机根本上是要从尊重事物的阴阳矛盾性开始，教导人人学会天道辩证思维，掌握数理辩证逻辑，从而将经济学分析理性的逻辑、市场行为的经济伦理逻辑、社会道德逻辑互为连成有机整体。自然就实现劳资双方的均衡增长，财政税负与企业利润及个人收入的同步均衡增长，避免大量财富集中流入在企业家或政府手里，而大多数劳工经济收入菲薄、市场消费增长缓慢，无法与国民经济、企业效益同速增长；这些不均衡的因素的集合就构成了整个畸形失衡的市场经济，必然爆发周期性的恶性经济危机。
此外，天道经济学认为，按照西方金融理论构建起来的银行、债券、股票市场，基本上整体都是一个嫌贫爱富制造财富不断上升为垄断导致财富两极分化的吸金器。
如果要推动市场的分工与商业繁荣发展，必须对优良的创业计划进行扶持投资。而传统对这样的规划，都是依赖规模性的带有垄断性特征的财团进行的所谓各种投资，这些投资最终最大的收益，依然是少数人，从而变成了助推财富垄断集团的吸金器。因而，政府的公共性质功能，在于要建立“创业银行”，对一般公民具有可行性的优秀的创业计划与市场分工行为，进行非盈利目标的金融信贷支持。这样的创业银行锁定的目标市场，是没有原始积累的创业型国民。创业银行通过国家立法可以接受社会捐助与财政支持。受创业银行关注的投资目标，其创业计划要更倾向于社会就业、地区扶贫、地域均衡发展、市场分工需求、高科技、环保节能等为方向的发展。
然而，凯恩斯没有认识到经济市场规律亦是遵循天道宇宙规律发展的，他简单的与斯密学派背道而驰，积极主张大政府、国家福利等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企图使财政税收成为刺激有效需求，通过财政转移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工具。他的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后来又被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加以补充和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采纳，在二战后，尤其在 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大学讲坛上占统治地位。 但历史与现实证明，其依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仅仅收到局部性效果。
凯恩斯《通论》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打通合一，但是理论上存在最为根本的裂痕。那就是宏观经济学的逻辑伦理与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伦理是互为悖论的。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理论，当市场出现危机，政府必须出来救市，增加财政开支乃至不惜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消费，增加国家福利开支等；政府作为与市场博弈的一方，已经为了化解市场危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以求经济消弭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互为割裂的格局，增加就业，化解经济危机。但是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伦理基础是，博弈一方都是不惜损人利己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或者劳工。个人行为的理性基础是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利己主义、自由主义。在微观经济学的逻辑看来，不存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一方的利益。利他主义是反资本主义、反人性的。后世的凯恩斯主义的粉丝们，逐渐修修补补企图完成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逻辑伦理的统一，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但是这如上所述，仅仅是空中楼阁的学术粉饰而已。
凯恩斯追随者把《通论》政策建议企图具体化，以调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对货物和劳务的购买等社会总需求、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依托财政政策杠杆，提出萧条时期减低税率、增加预算实行财政赤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在高涨时期则相反，提高税率、节制预算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战后50～60年代对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经济危机、减少失业起了局部形式上的作用，但由于陷入马克思主义认定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到70年代初物价高涨和高失业率经济趋于停滞并存的“滞胀悖论”出现，再一次宣布了西方经济学的文化自性危机一直未得到有效的反省与根治。但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在陈旧的经济学窠巢里继续沿着陈旧的数理逻辑工具陷入恶性循环短命的泥沼里面。
滞涨，在天道经济学看来是西方经济学中典型的“经济悖论”之一；与自由放任投机、逐恶行私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导致的通货紧缩“经济悖论”形式相反，共同特征都是高失业率，经济陷入停滞乃至倒退负增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危机在本质一致，但表现形式有差异，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出现的实物形式产品财富两极分化与相对过剩，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的虚拟形式金融产品两极分化与相对过剩。而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尽管形式上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各种表述，但远比“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现象更为本质的人的思维方式与心灵运动远离天道均衡宇宙理性所致。这个结论是对整个西方经济学大厦赖以奠基的基本原理的颠覆与纠正。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各种表现形式的个体本位主义。而不能实现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国家民族、人类利益的多方均衡多样共和，导致必然从一个极端形式陷入另一个极端形式的恶性循环。纳什均衡原理之所以从数学上颠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造成西方经济学大厦根基动摇，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数学解证。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退潮，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兴起。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将传统大政府、福利国家等这些挽救二战后经济的框架统统抛弃，而选择小政府与放纵自由竞争与市场投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恰恰相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哈耶克早期提出货币投资过度理论，其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银行信贷的扩大刺激了投资，一旦银行停止信贷扩张，经济就会由于缺乏资本而爆发危机。哈耶克的片面在于，其所依赖的分析工具是线性思维，看到了信贷之于投资变动处于经济循环有机整体中的局部的功能，而将这种局部上升为普遍意义。没有看到，银行停止信贷扩张，往往扩张的结果导致社会资本充足，对银行资本依赖逐渐减少。从而建立在这种片面判断基础上，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同样是一种由来已久并无新意的偏执。也只有放纵鼓励自由资本扩张不断向世界敛财弥补每一轮经济危机财富缩水的西方财团才会授予诺贝尔经学家，为其进行学术粉饰。而恰恰是这样的学术粉饰，可以颠倒黑白，偏执鼓吹“社会主义违背人性（认为私恶是人性）”，计划经济导致政府集权，“通向奴役的道路”。他不能辩证分析发现，人心觉悟人性为善，集权有私天下的丑恶的集权，有公天下的圣贤的集权，前者通往奴役与被奴役的道路，后者却是通往互爱共赢、自由幸福的道路。 而后者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化的本质特征与根本发展方向。
因为受思维方式的局限，凯恩斯看到了政府干预能够恢复市场活力这一个积极的方面，而没有或者不愿意正视将出现市场效率降低的消极的一面；或者无法辩证的理解，干预的时机与力度不一样，导致的结果往往恰恰相反。
而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看到政府干预只会降低市场效率这一个方面，而没有或者不愿意正视政府干预有利于恢复市场活力，从萧条中走出。弗里德曼就偏执的认为投机能够稳定价格。而天道经济学认为，投机与价格的关系始终是阴阳矛盾的辩证关系的。投机过度恰恰导致通货膨胀价格失衡。不仅如此，天道经济学还发现传统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凯恩斯看得见的政府的手，还是新自由主义看不见的市场的手，如果最基本的思维逻辑方式与价值基础得不到反省自救，那么，都依然停留在周期性大起大落恶性循环的经济危机陷阱之中。
由于弗里德曼遵循古典经济学传统，对市场力量有效性非常坚信，自由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失业、衰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认为货币在长期短期都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变动才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根本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因此，又被称为“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NCM或NC）或“新古典主义”。
可是，正是在弗里德曼偏执思想的指导下，欧美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采取放宽金融投机与鼓励金融产品无节制创新的做法，于是形成了虚拟性质的“赌场资本主义”。
由于经济学家的数学逻辑模型，依赖于形式逻辑片面推理，以致数学与经济学模型陷入了越来越远离客观事物真相，陷入异常狭窄的、局部性有效的格局而不自知。华尔街的高才们与满载诺贝尔经济学荣誉的大师们，他们坚信金融产品创新与吸引全世界的投资做大蛋糕，这样才能更为有效的创造财富神话。每个博弈一方，看到利益的尺度是围绕自己为中心的，至于是否与整体之中别的局部存在休戚与共的关联，他们的经济学教材与思维传统都缺乏精神营养。
于是，美国房贷公司向没有能力还贷的人提供了次级贷款，在短时间内赚取可观收益，然后再转移这种危机。华尔街投资银行接手，将这种危机的次级贷款变成了证券进行销售，又在短期内赚取了巨大利益。然后再将这种危机转移给购买证劵的公司。房贷公司、投资银行、购买证券的公司，从各个局部看与各个阶段性看，都赚取了利益。然而，从整体关联审视、辩证的分析却是，每个不惜隐瞒可能的危险因素，挣够就立即转移风险只顾自己一方利益最大化的却是损人利己最终达成互损的格局，因为最后必然导致将这种危机传递到更大的整体论域，陷入形式数学与形式逻辑运动周期性的悖论一样，必然导致金融泡沫的破灭，最后陷入互损共输的恶性循环状态。从而，所谓依照西方经济学搞的金融立国，只能是饮鸩止渴，最后正如上文所批驳一样西方经济学本质上为金鸡独立式的畸形空中楼阁。
弗里德曼从3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到50年代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迷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阶段，他随时与人展开辩论，并遭世人嘲弄。数十年后，新自由主义上升为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巅峰是，人们盲目的将这位偏执的经济学人捧为“伟人”而让历史低头，将他与凯恩斯认定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的两年后，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崩盘。
从而，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经济危机以及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大萧条也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在传统轨迹上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现在，全世界有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走向终结。然而，如果人们的经济学思维不能从心灵与逻辑工具上进行超越反省重建，那么，人们在沿袭各种传统经济学流派道路上，最多是新瓶装旧酒，进行各种修修补补的学术空中楼阁，继续陷入新一轮经济危机悖论之中。
恰恰是因为通过政府干预将财政不得不卷入经济与市场，最后的恶果必然是连同财政也陷入国家经济整体层面的恶性循环危机。因为，财政转移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传递的经济波动效果，是过程性的对社会经济危机的回缓，作为国家机动性的财富储备来调节市场处于割裂的矛盾状态，但当财政转移传递的波动效果最终依然由于传统经济理性的自性危机，必然导致新一轮更大范畴的经济悖论，财政转移后的财富依然在经济市场中利益的大部分最终被少数人所得利，从而市场出现了一个永远难以填满的“利益黑洞”。正是这个黑洞，必然导致政府干预不能良性循环而陷入悖论，难以为继的状态。 而财政转移直接提升国民社会福利之举，固然在一定层面上缓解危机，缩短两极分化的割裂面，但财政无法长久维持去填市场理性的“利益黑洞”。于是，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少数财富垄断集团与企业家的征税，则结果势必导致反抗与资本外移形成失业与负增长停滞的风险；当拥有货币印制权的政府只有通过增加货币流通量来缓解财政危机的同时，通货膨胀的风险就不可避免的来临。此外，节制政府开支、发放债券等都是不能化解根本的危机，而只能将矛盾推向更为深广的领域，如同数学逻辑学中的论域一样，形成周期性“悖论”。
而在美国印制货币的美联储并不受美国政府控制，而是西方共济会垄断财团的家族私产，这个时候，扩大货币与停止货币供应，都会最终导致经济危机来临，陷入了又一轮悖论怪圈之中。恰恰近百年来世界经济在美钞主导一切的时代，与美国经济关系密切的一切国家与市场，都会因此卷入其中。于是，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维度不约而同看到，欧美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时期，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时期，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抑或各种混合式的经济政策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的陷入西方文化自性危机导致的周期性“经济悖论”之中。这样的西方经济学陷入大起大落恶性循环之中，已经祸国殃民，难以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治理模式。
而目睹西方诸多诺贝尔经济学家与中国经济学大师如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谢国忠等，虽然，他们曾经对社会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偏执同样已经或即将导致世界与中国陷入了其自性文化危机导致的经济悖论危机。
2008年次贷经济危机席卷美国不久，整个世界也是深受其害者。当我们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立即其迅即波及全球，世界也是这种财富两极分化波及社会动乱的受害者。
这再一次见证，模仿欧美道路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经济学整体已经宣布死亡，步入了历史死胡同。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西方政治、文艺、哲学全面陷入了自性危机带来的衰竭困境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西方政治恶斗循环、文艺形式与审美价值陷入虚无主义、哲学早已宣布步入死亡的坟冢，都见证了主流西方文化文明依托形式逻辑作为工具基础所遭受文化自性危机的深重苦果。
因此，谁再抄袭鹦鹉学舌的鼓吹西方经济学与旧理性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恶斗循环的自由民主政治、虚无主义价值，将之上升为至上的普世价值，就是见证谁的文化蒙昧，尤待天道宇宙新理性的启蒙；谁再妄自菲薄漠视中华文化复兴对西方文化全面的兼容创新，盲目一知半解地推崇西方各种狭窄的学术思想，就是对自己学识与良知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自己民族国家与世界的犯罪！
中华文化复兴所开创的《天道经济学》思想，以天道数理辩证逻辑为分析工具与科学理论基础，正对西方经济学思想进行全面检讨与深刻重建，它的推广与运用，将有效化解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百年难题，最终引领人类实现均衡共赢、社会共富、世界和谐的天下大同新型文明。
201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