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上篇说到1989年8月底，我在宁波大学任教时，回西安家里度暑假的日子）
1989年9月1日 星期五
    本来准备今天回宁波大学的，早一星期就让姐夫红金帮我去买火车票了。昨晚，红金来说，今早去拿票，百分之百没问题，说今天中午把票送过来；东西上午就收拾好了，今天午饭后，我和爸爸在家等呀等的，越等越觉得没希望了。真还不如自己去买票呢，卧铺难买，硬座是肯定有的，下午就可以定定心心地走了；而现在，我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卧不宁的。等到下午四点，红金终于来了，说票没买上，问是不是要找人带我上车；现在去现买票是肯定来不及了，我说就找人带上车吧，他又走了；到晚上8点他才来，说明天找人带我上车。想想这也不能怪红金，他也跑了一下午，也是托别人，只能怪自己太懒，如果自己去买票，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爸爸是个急脾气，比我还着急。
    晚上躺在床上，我想，明天找人带上车还是不要了吧？我让爸爸明早去等张退票，这样就不至于连个座位也没有了。
1989年9月2日 星期六
    上午，我和姐姐去纺织城商场转了转，姐姐给我买了些葡萄、瓜子和烧饼。
    晶晶发烧了，身上滚烫的，我上午出去的时候，她还活泼地用小手在头顶上舞动着，回来时，就是一副蔫蔫的样子，小可怜模样了；我到家时她躺在床上，我走时已经4点半了，她还没有醒。走时，我亲了亲她的额头和小手。妈妈一吃过早饭，就到旁边楼上的邻居家里去打牌了。
    父亲和红金送我。红金让熟人给写了张条子，父亲上午去给我等了张硬座的退票，我先坐在硬座车厢里；车到渭南，我从站台上跑过去找列车长，他让我先上7号卧铺车厢；一会儿，他给了我一个铺号，是2号车厢上铺，这是列车员自己休息的车厢；车到孟塬，我从站台上跑到我上车时的硬座车厢去取行李，这才安顿下来。
    一上火车，我就听到车厢广播在播放袁木的讲话，说是从9月5日开始，火车、轮船、飞机票都要涨价，火车票涨120%。我想，以后我很难再乘坐火车卧铺了。
1989年9月3日 星期日
    我在火车上碰到两个人，我们一路聊天，打发着寂寞：一个是常熟青年，去西安联系买煤的；另一个是西安中年，去上海承建工程的。两人都很能吹，我索性当听客。
    没舍得在火车上买饭，我吃喝自己带的饼、榨菜和茶水。晚上我到了上海三阿姨家里，三阿姨今晚上夜班不在家；表弟利华用酒精炉给我热了米饭、大排和鸡汤，我这才饱餐了一顿。
1989年9月4日 星期一
    我早上一起来就去金陵东路买船票了，五等铺，13.1元，6号的；5号开始调价，所以买票的人很少。我记得去年去定海，三等铺才14.9元。
    票买好，我在金陵路东路转转：先前搭着的架子都拆掉了，铺面装修一新。我买了条“稻草人”牌的裤子（19.8元），还买了一件丝麻短袖；在冠生园买了四个月饼，分别是一个奶棷（0.88元）的，和香肠、金腿、苔菜的各一个（7角左右）。食品店门口临时支摊，边烤边卖鲜肉月饼，我买了一个，一两粮票0.37元。
    晚饭后，我去五阿姨家。我一进门，吴姨父就说：“海勇，我们就在这里安心待着吧，走不成了；澳大利亚现在新规定：年龄35岁以上，高中文凭以下的留学生不接受。”我这次给上海的阿姨舅舅每家带了一瓶麻油，五姨父用他们单位的大发车送我去重庆南路上的小舅舅家送麻油。小舅舅不在，小舅妈陪我们讲话；她父亲瘫在床上，她是又忙又烦。小舅妈从冰箱里拿出绿色玻璃瓶装的雪碧饮料，给我们一人一瓶，说她们家里自己平时不太喝的。我们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1989年9月5日 星期二
    早上，我和三阿姨、三姨夫一起去吃早点：我先买了半斤生煎馒头，三阿姨舍不得吃、省给姨夫吃，自己则坐在旁边。姨夫一点也不顾及阿姨，看阿姨坐在旁边就让阿姨去买菜。我们往回走时，路过一家清真小吃店，我想阿姨没吃饱（姨夫在后面），我就又买了两碗牛肉面；一会儿姨夫也进来了，他自己又买了牛肉煎包和牛肉汤。我觉得三姨夫太自私了，三阿姨又太善良了。
    晚饭后，我去宛平南路上的四阿姨家，我也同样送了一瓶香油给她。她们还没吃晚饭呢，让我一起吃，我没有吃。四阿姨拿出葡萄、荔枝、月饼、法式面包和汽水招待我。晚饭后，四阿姨陪我说了会儿话，说我长得很像大舅和小舅，像她们陈家的人。我看他们在催促儿子蒙蒙学习，姨夫又是个不善言辞、表情贫乏的人，我就走了。四阿姨送我到宛平剧院门口，站着又和我说了许多话：说公公同父异父在美国的弟弟回国时，送了多少东西给他们；公婆对她是多么地好，婆婆给几个孩子分金条，四姨父是家里的长子，她又生了个儿子，所以她们家分到的最多；说“我在娘家没享什么福，到了婆家倒享福了”；又说，四姨夫的美国叔叔在虹桥路上的“中华别墅”小区买了一套房子，4万多美元，3室一厅的，……。四阿姨现在胖多了，生活的富裕使她很满足，她得到的是许多上海人梦寐以求而又可望不可及的。在这个金钱社会里，钱就是一切！
    我又赶到了五阿姨家，说我明天就要走了，五姨夫对我很热情。昨天我去，他冲了一杯极浓的果珍给我喝。今天我一去，五阿姨就告诉我：五姨父为了等我今天下午去，本来要去亲戚家的也没有去；上午他去母亲家，吃了午饭，就匆匆赶回来了。五姨父昨天说让我今天下午去，可我想下午去就要吃晚饭，就没有去。
1989年9月6日 星期三
    早上，我吃了生煎馒头回来，三阿姨还没吃早饭，我就用搪瓷碗去给她买了三两牛肉汤面。然后又帮阿姨去买煤。
    午饭后，我送一件新棉袄和一套新的工作衣给住在五阿姨家隔壁的大舅有根；这是三阿姨单位新发的，三阿姨叫我送去。五阿姨家里没人，我看到有精神病的大舅很害怕，我就把衣服放在五阿姨家的厨房里了，让她转交。
    我又在“欢乐宫”买了四个广式月饼，“喜盈门”牌的：鸡丝（0.97元）、豆沙（0.42元）、百果（0.69元）和叉烧各一个。
    三阿姨2点多钟就开始给我做下午饭了，好让我吃饱了走。她专门烧了大排骨，我吃了两块；还烧了鲫鱼，给三姨夫留着，没有拿出来。阿姨说，昨天一条花鲤鱼姨夫没怎么吃就没了，都让利华的新女友小芳吃光了；还说：“现在鱼很贵，你姨夫就爱吃鱼，我们买鱼自己舍不得吃，都省给他一个人吃了。”
    没有人送我，我知道三阿姨今天很累。到宁波的轮船，比到定海的大多了、好多了！2等舱空气也不很闷，6点钟开船。
1989年9月7日 星期四
    我一晚上在船上都睡得挺好的，今天早上正6点到宁波。记得1981年的暑假里，我和母亲乘船从定海回上海，2等舱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现在这船通风好多了！
    今天一天可把我忙坏了，累得半死。7点多钟回到宁波大学，到6号楼一看，我的房间窗户口挂着衣服，我知道新生已经住进去了。但我走时放在里面的东西呢？我去邹日强那一问，他说同事何松明和房产科的工作人员一起帮我搬的，搬到了校园旁边的10号单身教师楼202室；我去一看，我的东西全堆在那里，单身宿舍用品都还没有领，同房间的是一个计算机中心的小个子，阴阳怪气的。
    我借了点饭票，先去吃早饭，然后去系里。领了工资后，我被派去监考，从8点半-10点。完后，我去教材科领书，又去房产科领单身宿舍用品，床、桌椅、书架和脸盆架；我没找到三轮车，又不愿麻烦别人，我就一件一件地往回扛，中间插着吃午饭，扛完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
    上学期末我和父母离开宁波前，妈妈在宁波市里西门口的一家金店里，让他们重新打造了一枚金戒指，我利用午休时间乘车去西门口取戒指。再赶回来参加下午2点钟系里的的迎新生师生见面会：我到会场时已经2点多了，别的教师已经见过面走了，只有北大来的兼职系主任王守渝，新提拔的系副主任罗俊明，和89新生班的班主任唐波还在。
    从系里出来，我又去房产科取东西；有些东西，他们给我放在仓库里了。
    吃过晚饭，我开始收拾整理宿舍了：架床、整理东西，忙完已经是晚上8点了。
    我累得不想动了，可一身的汗又没法睡觉，我撑着疲惫至极的身子，在我们这层楼的淋浴间里，冲了个凉。
    总算舒服地躺在我的棕绷小床上了，我最担心的宿舍问题总算有了着落，一个全新的学期就这样开始了！
1989年9月8日 星期五
    我今天洗了一堆衣服，有的衣服已经发臭了。昨天晒了被褥，我觉得还没晒透，今天又拿出去晒。
    下午我去系里开会，王守渝主任讲各教师的工作安排。
    中间我去监考，是补考；法律系和工商管理系二系合用一个教室，我和工商系新分来的徐老师一起监考；她是复旦的本科生，人很活泼，闲着无聊，我们二人就聊了起来。
    王守渝给我安排的是讲《法律基础》和《婚姻法》课，但没有安排我讲《科技法》，冯书记让我下来单独找王谈谈。
1989年9月9日 星期六
    晚饭后，我去找王守渝主任。我们说了近两个小时，我说尽理由，她总算答应我在高年级开设选修课《科技法》了，但还是限制性选修课，算三个学分。
    上午我去借还书，又碰到了工商系的徐姑娘。我想，像她这样见人熟的姑娘，可能不会在大学没有罗曼史吧？她和我们系的唐波住一屋，我犹豫着，要不要向唐波打听一下她呢？
    下午全院教师开会，徐姑娘对我是视而不见。我想，她已经有主 了吧？或许是我无名指上戴着的戒指引起了她的误会吧？
1989年9月10日 星期日
    犹豫再三，我还是给沈芳挂了个电话，她热情地欢迎我去玩。想起她爱人那冷冰冰的样子，我就不想去；可有什么办法呢？在宁波认识人太少，我还得靠沈芳帮我牵线搭桥呢！
    我一去，沈芳就说，宁波广播电台的孙秀英请她吃饺子，她让我一起去；加上沈芳的女儿海蕾，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了。孙是电台听众服务部的主任，在座的客人还有孙的同事郑凤。大家吃菜、喝酒，吃饺子，边吃边聊。
    沈芳说她至今已经介绍成功了十六对；我借机说：“第十七对在这等着呢！”她顺势把我的事说给孙、郑二位听。孙说我的条件在整个宁波都是数得上的，告诉我她们电台最近在组织“第四届宁波青年联谊会”，要到东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东钱湖去和驻军联欢，去的都是单身男女，问我愿不愿意去？我最讨厌有意安排的找对象的活动了，但待在宿舍又没什么事，我同意去玩玩。这次要去共150位男女青年，各75名，下星期天去。
1989年9月11日 星期一
    这一周，本来是要开课的，但由于学潮之事而让86、87、88届学生停课学习；教师以1：10的比例，去和学生们一起学习讨论。上午全校师生大会，书记做动员。
    下午系里开讲座，胡明坤讲“什么是法”。
    上午我去宁波广播电台了，想看看报名去东钱湖联欢的女青年都什么样的；一看，企业单位的多，事业单位的少，一般性的多，条件好的少。我一下就凉了半截！昨天沈芳给我说：最好找个事业单位的，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年龄小三四岁的，中专以上文凭的，然后再考虑相貌，哪里有呀！我马上给沈芳挂了电话，她让我先去东钱湖玩玩，她另外再帮我找；我还是交了三十元钱报名了，报名人很多，这名额还是专门留着的呢。
1989年9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分组学习文件，我在88级，带10个学生，7女3男。朗读、讨论、记录，统一思想结果像是走过场。我想：统一行动容易，统一思想可就难了！现在的年青人看得多、想得也多，能统一行动不犯上作乱就行了，还要怎么样呢？
    下午听讲座，理论中心的人讲的，他把吾尔凯西和方励之比作汪精卫和袁世凯。墙倒众人推，历来如此。他还预言：说这次学潮永远也不会翻案，除非社会主义制度不复存在。千秋功罪，谁能评说？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都是说不清的，何必去断言什么呢？《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就是对历史最好地注解！
1989年9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看录像，四集电视片《飘扬，共和国的旗帜》，下午讨论。电视片说：赵的五四讲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广场讲话暴露了其在党内岌岌可危的地位。学生们说，我们觉得这很自然，我们听不出赵的弦外之音。学生们既认为出动军队的武装镇压很残忍，又觉得国家用武力对付反对者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然，就不称其为国家了。学生们既认为新闻舆论一片倒，缺乏客观公正性；又觉得官办报刊、电台、电视台理应如此。
1989年9月14日 星期四
    今天是中秋节。连日来一直阴雨绵绵的，今天老天总算开眼了，捧出一轮明月来，光灿灿、明晃晃的；在被雨水冲涮的清澈澄碧的夜空里，皓月如宝镜般亮光熠熠。
    那边大学主楼的平台是最理想的赏月台，大楼前的大草坪则是理想的赏月坪。我晚上9点半从阅览室里出来，步上平台：这里很静，我在平台上缓缓地走着，时而举头望明月、时而低头思故乡；不知学生们为何没有选中这里搞活动呢？透过亮堂堂的教室我可以看到挂着的皱纹彩纸和攒动的人头，耳际传来欢快的舞曲声。
    记得有人说过，单身最怕过年、过节了，别人的热闹更能衬托出自己的孤寂。我走下平台，在草坪周围走了一圈：草坪和旁边的树丛中，一群一伙的围坐着学生，又说又笑的，还有音乐助兴；时而有情侣手挽手，漫步在月光辉映下的校园里。
    也许是该成个家了！我这条小船飘荡在人生的海面上已经感到疲倦了，也该驶进温暖的港湾休息休息了，人生总不能一辈子都在苦作舟吧？没有生活的乐趣，就像高山上没有花草和树木，而只有光秃秃的表面一样，冰冷、坚硬，没有生气。
1989年9月15日 星期五
    我来到宁波大学后，办公桌椅还没有领过。下午，我和翟宏图、胡明坤两位老师，还有这学期才分来的江西婺源籍的复旦双学士学位生余德鹏，一起去房产科把办公桌椅拉到了办公室里。我和小余分在一个办公室，411室。办公桌椅都是新的，办公桌是写字台，听说原来是给正副教授配的，助教只有打字台；由于宁波大学目前的正副教授没有那么多，所以现在办公桌都给写字台了。回想在西电的时候，10几个人合用一个办公室，我从1984年留校到1989年调走，就没见过我的办公桌椅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办公室很精致也很雅致：各个房间之间是用木板隔开的，地上铺着水磨石的地砖，顶上装着一台吊扇和两个吸顶灯；办公桌临窗而放，坐在桌前，眼前是一幅鲜活的风景画，清新淳朴，令人心旷神怡；宽大的拉式窗框和窗户占了一面墙，拉开窗户，校园与田野连成一片，田园美景尽收眼底；空旷的天空中，翻飞着欢快的鸟儿，真分不清是窗框还是画框了！以目前的国情，能有一间这样的办公室，应该很满足了。
    我忽然想起，这间办公室就是我1988年五月来宁大联系工作时，冯振堂书记接待我的地方，那时他在这里办公；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这间屋子，充满期望地陈述着自己的简历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我自己会坐在这里办公。命运，真是一首悲喜交加的人生交响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