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逊对理论有以下一番说明，考古学单凭常识性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事实和现象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理论，它们不会吐露真言。考古学家和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那些事实和现象转化成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条鸿沟，需要考古学家建立一座连接的桥梁，这座的桥梁就是用来阐释的理论与方法。否则，考古学就会停留在“古物学”的时代，根据其本身特点来收集和整理器物，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了解过去的证据。 

　　  再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对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从物质现象和文献记载来判断早期国家的形态至关重要。对于理论在国家探源上的意义，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弗兰纳利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哺乳动物原来是由动物学家所定义，于是古生物学家可依此来分辨它们的骨骼。国家最初是由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定义，于是考古学家才能据此来分辨其结构的形态。我国学者在运用文献与考古资料来探讨二里头遗址在夏代研究中的地位问题时，一直处于缺乏共识的纷争状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对早期国家形态的科学理论探讨。中国的典籍中虽然有“国家”和“朝代”的称谓与叙述，但是这种称谓与叙述毕竟和现代政治人类学对早期国家所下的科学定义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一种从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考古现象的观察来判断早期国家形态的科学方法论，是理论探讨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