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即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的渗透，把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纳入国家统治与管理的范畴，是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二是民主—国家的建构，即国家权力的下放与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强调社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及对国家治理的参与。在西方国家，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相伴而生的，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过程中，社会并没有沦为国家的附庸，依然有其自主性。而在我国，这两个过程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两个阶段，首先是民族—国家的建构，把国家建设成为具有独立主权的统一国家，国家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是国家的附庸，而在自身发展困境与外部民主压力的双重推动下，才开始民主过程的启动。而村民自治制度正是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产生的，是国家民主化的产物。但从村民自治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村民自治既是民主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对乡村社会整合的需要，在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之后，广大农村社会处于失序和无序状态，是国家的治理“真空”，为实现国家对乡村的有效治理，国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整合机制，把广大乡村地区纳入国家的统治范畴。徐勇认为，当代中国的村民自治产生的历史条件，最主要的有两点：“其一，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国家法律制度，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国家建构中产生的；其二，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活动，是在由亿万农民构成并极具传统性的乡村社会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