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信访制度实践重要方面的农民上访问题，则更为真切地展示了国家这一变量的作用。从各个历史阶段的农民上访来看，无论是建国初期的大众动员型上访，还是改革初期的拨乱反正型上访，[⑦]又或者是19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农民上访高峰，都跟国家的作用密切相关。大众动员型信访源于国家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其中所出现的偏差，拨乱反正型信访又跟长期以来国家所开展的阶级斗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紧密相关，而19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农民上访高峰，则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国家创建的乡村治理体制等因素密不可分

　　从农民上访的现实来看，在后全能体制的国家转轨时代，执政党需要稳定来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以此创造持续的经济绩效，巩固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基础。由此所衍生的科层体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迫使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加大信访维稳工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