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文化中的一个谜题，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弹性。“冷战”时代，有些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喜欢把中国体制形容为一种“刚性专政”，只要上头死了心要干一件事，不管全国人民是否要脱掉一层裤子，它都一定执行到底，下者莫有不从。可是后来，有些到中国做买卖的外商却又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呼这是一片全世界最自由的土地，没有什么不可能，也没有什么规矩是不容变通的。

　　对我们自己人而言，它一样模棱两可。说它没有弹性，但又要搞通关系门路，领导换个主意，再硬的规定还是可以找出灵活的空间；但要说它很有弹性，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近日北京那场“六十一年一遇”的暴雨呢？为什么路上都已经淹死人了，政府还不开放公家部门的空间，给人作为栖身避难之所？为什么汽车都已经快要驶不动了，高速公路收费站仍然好整以暇地拦下来一个个收钱，交通协管员们依然恪尽职守地往一辆辆被淹的车上贴罚款通知单？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这不是什么民族性的问题。平日防人甚严的北京市民，当晚竟敢在网上公开自家电话住址，好让陌生人躲灾避难；也有私家车冒着风雨主动上街，寻找待救同胞。甚至这也不是公务员的心态问题，你看那临时加班的派出所所长李方洪怎样为了救人而触电牺牲，又看那基层环保工人如何站在被冲开的井盖旁边以警示过路车辆。中国人，甚至中国每一个寻常公务人员，他们是有弹性的，他们全都明白，非常时刻就得做非常的事。没有弹性的只是部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经过组织的公务人员，甚或任何活在某种组织文化之中的中国人。

　　为什么一位派出所所长能够见天色不对，就立刻取消休假回到所里办公？为什么一队交通协管员却可以无惧暴雨，机械般地对着被迫停驶的车辆照开罚单？区别就在于前者本身是个领导，足以自行裁量；后者则是一队被领导的组织，习惯于按章办事。

　　再仔细点看，李方洪所长就算不是什么很高级别的领导，比起那些城管队员，他当时的状态，也还称得上一种可以单独下决定的状态。反观交通协管员与收费站上的站员，当时他们却与同事一起，实实在在地存活于一种组织状态里头，不得自行其是。不妨大胆猜测，假如收费站上只有一个站员，他的表现会不会有所不同？又假如一个休了班的协管队员，他会不会也加入当晚义援灾民的救助大军呢？

　　简单地说，体制文化的弹性与刚性或许根本不矛盾，它们都是同一块铜币的两面。这块铜币的名字，则是“领导说了算”。在这种领导独揽大权的管理文化底下，被领导的人很难拥有很大的自我裁量空间；越是底层，就越不敢逾雷池半步。所以，不只协管队员不敢不遵命办公，就连餐厅一个普通服务员都不敢答应你一些很寻常的要求，比方说吃饭的时候不用老是换碟：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力，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一些不按训练、不照指示的行为的权力。他们就像机器人一样，被死死盯在权力金字塔的最最底层。要是只看这一面，中国确实没有弹性可言。

　　换个角度，要是遇上稍有点权力的领导，那就好说了。因为他就是组织，他就是规定。同样在餐馆吃饭，一个底层服务员不敢不给你倒茶，哪怕你一直叫他别倒，他很怕领导发现他没遵守见到杯空就立刻倒满的规定；但是一个总经理却能容你在不许抽烟的地方抽烟，同时贴心地奉上烟缸。如果发现这一面，那中国还是最灵活最自由的国度。

　　被人骂多了，有些部门也会尝试推出更加“人性化”的措施。问题是那些人性化的措施，也可能异化成很不人性的刚性规定，迫着你接受他们的体贴。比方说某间银行为老人家设座，怕他们排队久站；可你不想坐还不行，那可怜兮兮的客服人员会哀求你：“领导看见你不坐，我要挨骂的。”

　　如果一切正常，这回北京雨灾之后，有关部门的检讨也一定还是沿着这个路子走，推出更多的应变方案，更多的人性举措，一切都有计划、有规定。惟一不变的，大概就是这种管理文化。将来他们或许会清楚指示，下雨下到多大就不能再拦路收费。但万一不是大雨，而是其他灾难迫着车群匆忙逃生呢？恐怕大伙还是得乖乖排队，等领导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