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双升与当前的经济放缓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但如果认为是经济下滑才导致信贷资产恶化，则有可能带来认识上的误区。事实上，经历过经济、金融危机并伴随低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在爆发危机之前普遍经历了经济的繁荣和高速增长。而高不良贷款率恰恰是高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反映。

　　也就是说，银行的不良贷款大部分是在经济景气时迅速上升，或是在贷款增长较快时期投放出去的，由于不良贷款的暴露需要一定的时滞，所以，经济下滑时期就成了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时期。一旦发生信贷紧缩或贷款投放速度下降过快，大量不良贷款就会随之暴露。

　　IMF最近一份有关1970～2007年全球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数据库研究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它指出，在银行危机之前经常出现信贷的快速扩张，在所有危机国家中，银行危机爆发之前四年的私人部门信贷与GDP的比例年均增速高达8.3%，一些国家(如智利)甚至高达34.1%。

　　因此，可以说，只有在经济增长和信贷狂欢退潮之时，才能看出究竟是谁在裸泳！

　　我们都知道，收益与风险如影随行，高收益则意味着高风险。银行也是一样。由于投资本身固有的风险特性，即使是正常规范运作的银行也会面临一定的违约行为并产生一定数量的不良贷款。从理论上来说，不良贷款是人们进行商业探索所必须承担的成本之一，商业活动的冒险本质最终都可能通过违约并以不良贷款的形式暴露出来，而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是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接纳不良贷款为前提的。只有容忍一定比例的不良贷款，才不至于扼杀人们的商业探险活动。

　　由于不确定性和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笔贷款都有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所以，从概率论的角度看，银行贷款中总要存在一定的不良贷款，这是银行不良贷款的“合理内核”。由此，若以年均10%的经济增速来看，当前的不良贷款回升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经济下行后才更易发现风险暴露，但作为监管者对此保持了高度的清醒。早在2009年，刘明康等有关监管负责人就多次强调警惕信贷高速扩张风险隐患，并认为以当下的银行规模，不良贷款翻番，不良贷款率在2%左右，是一个正常可接受的水平。

　　当然，这样的观点绝非要为我国高增长下的高比例不良贷款推卸责任。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同样是高增长的国家，为什么有的国家不良贷款率高而有的低？或者同样是低增长率的国家，为什么有的国家不良率很低而有的则很高？显然，这与一国经济金融制度环境有关。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健全的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则会弥补高增长所带来的高风险，不良贷款比例也不一定会很高。显然，我国不良贷款近十年的双降局面，更多的是得益于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

　　然而，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可以汲取的制度红利空间已越来越小，我们似乎不幸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历史循环。正是以特别国债注资拨离和外汇储备注资为特征的两次深刻改革，才造就了进入WTO以后银行业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但是，在经历2008年末4万亿元刺激政策和超规模信贷扩张后，银行信贷风险实际上就是新瓶装的旧酒。约10万亿元左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11万亿元的房地产贷款和占据大部分新增信贷资源的大型国有企业贷款，这些风险岂不正是十多年前金融改革所要极力解决的问题？

　　因此，虽然信贷资产恶化与经济下行相伴，但两者并非因果关系，更不能用刺激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那只能是饮鸩止渴！应当看到，为了应对东亚金融危机冲击而采取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当时的银行业背负了2万多亿不良贷款的沉重负担，不得不经历近4年的通货紧缩和痛苦的改革。如今，全球金融危机已近5年，各项刺激政策均被证明无效，各国经济仍在低水平复苏道路上徘徊，我们又重新面临通缩风险。

　　大康之道，唯有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