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发表于《中国经济周刊》，发表时略有改动。

很显然，巴黎是一个浮华而物质的城市，觥筹交错，歌舞升平。那些如雷贯耳的国际奢侈品牌，就藏在不经意间一条小街的拐角，仿佛都只是些供市民休闲的街边小店。无休止的咖啡馆，顾客盈门，似乎整个城市都找不到什么努力工作的借口。即便是遍地黄金，街边店主们也并不在乎周日的黄金时间，他们在周日关门歇业，全然不顾香榭丽舍大街上迫切等待释放购买力的人群——这样一个城市，每个人都能够找出融化在其中的理由。

对于一个熟悉了脚步匆匆的中国城市生活的人，在这样的场景中，竟然有些不知所措。努力的、无休止的工作，有限的资源和社会保障，抓紧一切商业机会的见缝插针，以及对陌生人群本能的警惕——在我们所熟悉的话语中，享受生活只是少数可以偷闲的有产人士，和我们普通大众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的经济增长可以通过鼓励消费实现，而另外一些经济增长就必须通过鼓励储蓄和投资实现呢？

为了刺激经济持续增长、应对经济危机，世界各国都一波又一波地推出名目繁多的经济刺激政策。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欧洲国家的借贷无度，中国大陆的疯狂投资，无不是这一政策的一种应用。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有松有紧的反周期政策，被各国政府活学活用，变成了持续宽松、没有紧缩的宽松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虽然延缓了经济衰退的步伐，却也造成了对刺激政策麻醉品般的政策依赖。

代议制的政治家，显然关心任期内的经济表现，远远胜过对长期经济健康的思考。只要衰退不是发生在自己任期中，哪怕过后洪水滔天。但是政治家们赖以做出决策的约束条件显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虽然都是凯恩斯的信徒，但背后指导政策的，却是“两个不同”的凯恩斯。西方政府所方便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减税，实质上都是想办法刺激民间消费，以获得经济的增长；而中国政府所方便使用的政策工具，则包括了松的货币政策、加税以及强有力的政府支出，实质上都是想办法增加政府资金，由政府出面进行消费投资。

两个凯恩斯，看似一致，实则不同。

多年以来，我们在一个这样的循环中寻找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律：要想GDP增长，就要进行高投资，投资乘数会使得GDP一次又一次冲向高点。而要想进行高投资，就要提高政府财政的集中率，将社会居民的收入，变成政府收入，成为高投资率的来源。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每一次出现经济下行的风险，都会成为政府扩大投资和谋求新的权力的契机。于是，私人经济的权力在不断地向政府让渡。

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形象地描述了政府投资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起到的作用。一般地，在一国经济不甚发达的时候，政府集中社会资源投资于基础设施，可以迅速地改善社会投资环境，随着国家人均GDP的提高，政府的主要职能也将由投资逐步转向社会保障和对私人企业的服务。

中国已经是人均GDP接近中等收入的国家，遗憾的是，到目前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政府经济职能有意转型的努力，能够看到的依然是不断加大的国企投资，超级部委的官员们居高临下的控制，甚至是有组织的国进民退。我们的政府投资，远远地超出基础设施的范围，广泛地参与到竞争性领域，又通过各种名目的市场准入制度，将竞争者排除在行业之外。不幸的是，这些不仅仅到处存在，而且很多已经通过行政立法，将垄断利益固化。

要知道，政府用来投资的资金，全部都是来自于市场和全体纳税人，政府进入竞争性领域垄断投资，不仅仅损害纳税人的福利，降低经济效率，而且会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损害市场的创新和整体竞争力。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长期里，这将是对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风险和严重威胁。

巴黎的例子告诉我们，除了政府出面高积累、高投资以外，经济发展完全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法。政府安心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充分减税，让企业和居民自行确定如何使用其资金，也完全可以达致经济的健康增长。

而且，我甚至可以断言，这是化解我们经济发展中高成长的数字和低幸福感的现实之间矛盾的唯一办法。

如果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拒绝凯恩斯的诱惑，不妨换另外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