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环境不是大街上的环境，而是市场环境。市场环境恶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税费高昂，上游产品垄断高价，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现在企业17%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还有各种各样的附加费，你说这企业要有多少毛利才能赚钱。有人说中国的税费不高。不高？那庞大的三公消费怎么维持？那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怎么养活？我说公务员队伍庞大可不是说绝对数庞大，其与十三亿人的分母相比较也是庞大的，没有任何国家能比拟。网上流传2010年三公消费9000亿，不过并没有确切的来源。但是仅从已经公布的2010年财政部“三公”经费实际支出为4172.01万元来看，全国显然是天文数据。2011年GDP增长9.2%，但是财政收入增长25%。现在我不回答，我请你们回答，你们说税费高不高？

　　时寒冰、聂辉华的实地调查表明，中国的油价、电价、电信费是远远超过美国的。2010年，我跑了美国很多地方，我个人的实地观察和时寒冰、聂辉华的调查也是吻合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所做的实验表明，同一车货物，从广州运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运输成本从广州至北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贵。中国生产的产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竟然比在国内低，这其中高额运输费用是重要原因。当然不是唯一原因。考虑到美国、欧洲市场上的中国产品质量高很多，国内价格比美国、欧洲市场上的中国产品价格就高出很多了。2006年我在英国买了一双鞋，20多英镑，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现在还好好的。11年在美国50美元买了一个奥巴马T恤，穿在身上那个青春。

　　其二，高房价对于实体经济的伤害。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来自两个方面：首先，资产泡沫化过程中，会产生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这个我在前面已经做了分析。其次，高房价还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不只是推高房租这样的成本，还有工人的高生活成本。

　　像浙江这样的沿海地区，主要就表现在高房价推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我问你们：这高房价到底是工人的高生活成本呢，还是是企业的高生产成本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看到的是对立，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处在交易关系中的双方，你的成本其实也是我的成本，你的收益其实也是我的收益，当然，我的成本也是你的成本，我的收益也是你的收益。这是科斯告诉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工人的高生活成本，其实也是企业的高生产成本。在高房价下，企业很难低成本雇到工人的。我们学院招聘博士，彼此都满意，但就是因为杭州房间高，他们不来了，到中部地区去了。我们学院聘不到人，我想企业同样也会面临找不到人的困难。

　　我们要研究，像浙江这样的沿海地区，劳动成本上升到底有多少是高房价推动的。为什么中西部低成本的劳动不能流向沿海地区？如果说企业内迁到中西部能够低成本雇到工人，能够生存的话，那么沿海的劳动成本上升就与高房价有很大关系。当然，这里户籍制度、医疗制度、孩子上学难等问题也制约着沿海地区的劳动供给，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我们很多人，在那里胡说八道，说什么劳动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的确，中国的剩余劳动已经基本用完，中国靠低劳动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在。你们坐国际航班，哪有空姐呀，都是空嫂，老太婆。但是你们看看国内航班，空姐都如花似玉，弄得我每次走下飞机，心理都怅然若失。我们学校的西门，有很多小饭馆，你看饭馆里的服务员，尽是些年轻的小姑娘。那样的小饭馆都能聘到小姑娘，你说人口红利还在不在。大约，要我这样的60后退休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就不在了，就会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西安、成都一个月挣2000块的大专生大有人在，你说劳动成本高吗？

　　现在流行网购。我的一个同事，买一袋大枣都要网购，而且还给送到楼下。大家想想看，1袋大枣，30块钱，竟然给送到楼下，说明什么，第一，劳动成本不高嘛；第二，商店门面的租金一定太高了。当然，还可能反映了税收的差别。我今年6月回到老家小镇，乡亲们告诉我，因为门面价格上升，生意难做，就有关了商店出去打工的，也有关了商店在家玩的。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其实中国制造的成功主要不是因为低劳动成本，而是因为先进的生产方式。若说中国制造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低劳动成本，那印度年轻的廉价劳动力比中国丰富，为何只有中国制造而没有印度制造？这个道理反过来，中国制造的困难也就主要不是劳动成本上升之过。在中国有那么丰富的产业集群，那么细致专业的分工网络，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没有的。这就是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在零配件生产和产品组装方面，无人能敌中国。中国没有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劳动成本上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上升的结果，又怎么会对产业造成困难呢？如果不是一些因素限制了劳动的流动，劳动成本上升，这个企业做不下去了，那一定是劳动在另一个企业里创造了更大的价值。逻辑上，在一个没有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劳动成本愈高，经济增长也应愈快才对，因为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

　　我们知道，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经济就高增长。为什么呀？因为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我们看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就高增长，我们忽略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成本上升是一回事。工资报酬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难道不是经济学入门课程的ABC吗？边际这个概念如果你不熟悉，那你就把它看作劳动生产率好了。

　　中国要思考的是到底什么制约了劳动的自由流动。不是劳动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而是制约劳动自由流动的东西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这看病可得要把准脉呀！

　　再说，劳动成本上升是好事，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百年来的中国梦呀。我们发展经济不就是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劳动成本不上升，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提高，怎么可能过上好日子？如果真是因为劳动成本上升使中国制造陷入困难，倒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其三，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双重挤占出口企业利润空间。人民币对外升值，以本币结算，销售价已经降低。更要命的是，人民币还对内贬值，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上升，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受到双重挤压。郭台铭在清华演讲时讲，汇率波动是出口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企业不得不对冲，而且汇率波动影响企业成本核算，无疑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

　　我们有些人，糊涂，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通货膨胀。这是书本上的教条嘛。这是在外围没有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但当今时代显然不是这样。在外围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人民币单边升值会带来热钱流入，不但不会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经验上，通货膨胀正是伴随05年人民币升值而来的。你们说是不是？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汇率是低估的。但是，名义汇率可能高估或低估，实际汇率不可能长期高估或低估呀。这个问题我在《金融博览》的专栏有分析，我博客上也有，这里不展开说了。

　　人民币汇率决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本来，香港非交割远期人民币汇率（NDF）已经出现贬值预期，但是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程序性投票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法案立项消息一出，人民币立刻由贬值预期转为升值预期。该法案显然已经充分显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政治压力。在中美人民币汇率博弈上，中国由于缺乏替代性选择，无疑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毕竟美国可以选择不从中国进口商品，而从越南、印度进口，无非价格高一些，质量差一些，但是中国不可能把出口美国的商品转移到别的市场上去，因为别的市场早已经饱和了。毕竟美国的对外依存度只有百分之二十几，但是中国的对外依存度高达百分之六十几。你不愿意升值，无非是怕出口下降，失业增加，是不是？你不升，他天天给你搞贸易摩擦、制裁。那你自己选择，是升好还是不升好。

　　11年10月，人民币兑美元就出现连续7天的跌停。那时我说：未来人民币汇率怎样走，要看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要看中国改革的意志和决心，要看市场化能不能继续向前推进，产权能不能有效保护，法治能不能有效推行。一般来说，人民币可能不会再单边升值了。短期资本外流、人民币继续贬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在更长期一点时期里，人民币会实现双向波动，在双向波动中依然升值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年初，央行就说现在人民币汇率到达均衡值了，人民币汇率会双向浮动？7月20号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又出现连续下跌，达到9个月以来的新低。你们说未来人民币汇率会怎样走？我说短期可能继续下跌，但是长一点时间还会在双向浮动中缓慢上升。人民币短期贬值很好理解，欧债危机苦海无边，新兴经济体经济大幅下滑，人们正在寻求美元避险，美元一下子稀缺起来。说长期人民币兑美元还会在双向浮动中缓慢上升，这涉及到整体上怎样看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我在后面再来说。

　　人民币单边升值不好，但大幅度下跌也不好。汇率是货币之价，货币的币值必须要稳定。

　　其四，金融制度有缺陷，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国家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是6%，银行可以上下浮动2个基点。但实际上，企业向银行贷款1千万，银行会要求企业存1千万，然后给企业开1千万承兑汇票，企业拿汇票再到另一家银行贴现。企业不仅要承担6-8%的贷款利率，同时还要承担7%的贴现率，再加上其他的融资成本，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大约就在18%了。不仅如此，广大中小企业还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当然大企业融资成本是低的。

　　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一方面老百姓在为上手那些钱如何规避通货膨胀实现保值增值而睡不着觉，另一方面企业又因为贷款难、贷款贵而发愁，金融制度当然有问题。有人说银行是暴利行业，又有人反对，说银行根本不是暴利行业，说长期来看银行的利润率并不高。这难倒了很多人。但难不倒我！我说，凡是行政垄断的行业，都是暴利行业。不然，你开放市场呀，你让我也来亏损亏损呀！一个行政垄断的行业、国有企业，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真实盈利状况，是不是有效率。这里面包含重要的经济学道理，不简单的道理，但我不在这里讲了。温家宝总理前段时间说要打破银行垄断，讲得好，就是讲晚了。早一点讲更好。

　　中国真的需要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是高级产业，金融自由化需要更加严格的产权界定和法治保障。这点需要特别强调。不是管制，不是审批，是产权界定，是法治保障。管制没有用的，我们的企业上市要审批，要经过很多部门审批，但我们的上市公司怎么样？我们的股市怎么样呀？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地上的黑社会怎么才能有效率。

　　其五，产权界定、法治保障和其他制度建设滞后。随着近些年城市化的加速，强制拆迁等破坏产权的事情时有发生。而社会分配不公、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也降低了人们的产权保护预期和社会安全感。这是因为，当社会矛盾激化不易调和时，一般来说容易产生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倾向。中国富人的不安全感还来自于所谓的原罪问题以及政治的不确定性问题。在一个从集权的计划体制转型到分权的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完全遵纪守法怎么可能把事业做大？远的不说，你政府把税费搞得那么高，个人和企业不避税怎么活。但避税的话，又犯下了原罪。你们要知道，富人是最在意安全问题的。穷人，活着是泥鳅，死了大不了变成黄鳝，没什么大区别。但是富人不一样呀，今天他住着大别墅，开着豪车，搂着漂亮太太，还有小二、小三一大堆，明天他成了罪人，那怎么行。他会极端担忧安全问题的。你们知道为什么近一年来资本外流严重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看不清中国这条船，她是要左转呢，还是要右转？他们不要今天你在台，大家风光，明天你倒霉，大家一起完蛋。他们要的是一个稳定的预期。可是，没有严格的产权保护，没有严格的法治，归根到底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

　　我们总讲产业结构升级，其实，没有严格的产权界定，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产业是不可能升级的。愈是高端的产业，愈是需要产权和法治做保障。当然，产业升级还有其他要求，比如对于更高的人力资本的要求。但是我们的教育跟上了没有？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跟上了没有？应该说没有跟上，问题很大。一方面企业难以聘到高级技工，高级技工工资高昂，另一方面大量普通劳动者工资并不高，这本身就反映出我们的职业教育存在问题。一方面企业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高校就业压力巨大，这反映了什么？我们的教育有问题嘛。教育的问题，我当然清楚，一清二楚，但是我不便说。我在这个行当，还要吃这碗饭，我就不讲了。

　　说到强制拆迁，我要说一说我的态度。我当然反对政府的随意强拆，但是也并不是说每一个钉子户都不能动。100户人，99户同意拆迁，但是就有一户不同意。那么保护了你的产权，是不是就侵犯了另外99户的产权呀？产权这个东西，就有这种相互性。所以，并不是说保护了每一个钉子户的产权就是保护产权。我的态度是：90%的人同意拆迁，那么另外10%的人就得无条件同意拆迁，就得无条件接受按照与那另外的90%的人谈成的价格拆迁。常有人举例说美国因为一个钉子户，高速路改道，机场移位，说这是保护了产权。我认为这未必就是保护产权，也有可能是侵犯产权。不然，你怎么解释美国经济的困难，怎么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呀？罢工也是在破坏产权。签订了合约，不管后来吃亏长钱，都要遵守合约。你上班时间罢工，老板遭受的损失谁来补偿？你表达利益诉求是可以的，但你应该在下班时间表达，而不是在上班时间。一个动不动就罢工的社会，破坏产权一定是很厉害的社会。

　　其六，不利的外部环境。过去十多年，我们发展很好，这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现在西方国家面临结构调整，这是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世界经济在一个低增长通道中，我们的出口再也不可能像加入WTO后的前十年那样增长了。中国出口企业将较长时期面临外需不振的考验。更为重要的是，西国家方经济不景气，政客们就会转移矛盾。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是政客们在转移矛盾。人民币升不升值，跟美国的就业是没有关系的。中国生产的产品，美国根本就不可能生产，但为什么美国还要压迫人民币升值呢？转移国内矛盾是一个方面。不是我们无能呀，实在是共军狡猾，是中国人抢了我们的饭碗。

　　当然还有其他的含义。中国现在是老二了，老大不防着老二，他防谁去？他不遏制老二，他去遏制老三、老四吗？没有人老大做得好好的，说我不做了，老二你来做吧，我改做老二好了。个人是这样，企业是这样，国家也是一样。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人民币升值，产业不会转回美国，但是会转出中国呀，会转到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呀。美国为什么高调返回亚洲，是冲老二来的。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为什么敢于挑起南海之争？背后有美国重回亚洲的因素。所以我说，我们要感谢本·拉登。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文明人该讲的话，但你们也不能否认，这个是事实：911使得中国拥有了十年的和平外部环境。

　　要强调的是，虽然我认为市场环境恶化是实体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而未来实体经济要走出困境市场环境必须要得到改善，但是我真的不认为市场环境恶化是这一轮实体经济困难的首要原因，第一，上述实体领域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第二，也不是如有人所说的，实体经济环境恶化，人们才拿钱去投资炒房，因为即使实体经济环境健康，假如资产泡沫化，资金仍然会倒抽流入房地产，毕竟，没有实体经济能够长期保持50%甚至100%的利润率。导致这一轮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误判了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不恰当地进行了过度的财政货币双重刺激。而扩张之后的被迫紧缩，则更加地具有杀伤力。财政货币巨幅扩张之后，必然会出现萧条，最典型的是滞涨。这种困难更多地其实是对扩张期发生的错误投资行为的惩罚。不只是中国，其他新兴国家也是这样。不要迷信凯恩斯主义，也不要讲什么罗斯福新政，要不是二战，罗斯福新政早露出了屁股腚子。就是二战，也救不了凯恩斯和罗斯福。不是有70年代的滞涨吗？歌里说都是月亮惹的祸。其实月亮怎么可能惹祸呢，都是四万亿惹的祸。

　　谁说中国经济不是奇迹！在这样恶劣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中，中国经济还能有那么高的增长，这不是奇迹是什么？中国的企业家们还能够把企业做下来，没让企业黄掉，这是奇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