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密歇根大学传播学教授彼特沃克想搞清楚一个事情：德国人的脊梁是怎么弯曲的？准确地说，在纳粹德国和东德时期，人们的脊梁如何弯曲了？

　　在中国，大家对“国民性”讨论屡见不鲜，如果一个民族的脊梁是弯曲的，常被视为有“奴性”，或说有“劣根性”，言下之意即“劣等民族”。关于我们这个民族，通常会有两种结论：中国人的脊梁从未挺直过；中国人的脊梁以前硬，现在软。我始终对这种粗陋的方法论抱怀疑态度。德意志民族在各种领域巨匠云集，鲜有人认为它不优秀，包括它的敌人。若说德国人是“劣等民族”，恐怕全世界大部分人都不答应。那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德国人的遭遇独一无二，世界上流行过的主要政体都在它的土地上施行过：传统的君主制、自由民主主义制、纳粹体制、斯大林体制。而德国人在各种体制下的表现世所罕见，无论采纳何种制度，都能在全世界做到极致。

　　君主时代的德国建立了近代最完善的职业文官体制，其政府的廉洁与效率首屈一指；纳粹德国不仅是高福利国家，还是当代多项“制度创新”之母，如农业补贴制、配偶分割课税制、机动车强制险、工人带薪休假制、妇孺穷人帮扶制；苏东阵营里，东德被公认生活水平最高，政治相对宽松，有着“橱窗”作用；西德与统一后的德国，经济、教育、科技水平更在全球位居前列。

　　自由民主时期的德国，多元开放，不缺乏批判声音；君主时代的德国，民间社会与知识分子亦是百家争鸣，博弈不断。只有在纳粹德国和东德，人们的脊梁彻底弯曲了，为什么？一个“优秀民族”在不同制度下的迥异表现，显然无法用“国民性”来粗暴阐释。

　　彼特沃克的切入角度是“宣传”。他认为，纳粹德国和东德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弯曲、乃至折断人们的脊椎，它们都发现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所以建立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洗脑体系”。

　　在当代西方社会，“宣传”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总体上是个贬义词，含有洗脑、信息灌输和欺骗等意味。关于信息对受众的影响，大众传播学曾有两种观点，即“魔弹论”和“免疫论”。魔弹论又叫“皮下注射论”，认为媒介拥有无法抵抗的强大能量，传递信息时受众就像身中子弹或被注入药剂，态度与行动可被左右；免疫论则认为不应过分夸大媒介的力量，受众有独立辨析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在对外宣传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效果甚微；“冷战”时期的苏联，在外宣上投入惊人的财力物力，但是事实证明对西方大多数受众基本无效；美国新闻界被认为普遍“左倾”（指自由派），但民众却总体“偏右”（保守主义）。

　　在自由多元的社会，信息来源丰富且独立，没有一种媒介能辐射所有受众，也没有一种力量能控制所有媒介，受众的教育程度、知识结构、宗教信仰、族裔身份、兴趣偏好等都会对选择媒介、辨析信息产生影响。但在极权体制下，“魔弹论”无疑占有绝对主宰地位。

　　只有在纳粹德国和东德，一切信息与知识的生产传播工具实现了高度的集中与统一，从文学到艺术，从教育到学术机构，从报纸杂志到电台电影，全部受控于一个力量，灌输一种观念，神化一个人，没有杂音，不准质疑，严禁选择，能做到传播的强制性、时段的全天候、媒介类型的全辐射。

　　彼特沃克发现，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严重对立，可是宣传体系的本质与目的却那么相似，都具有准宗教色彩：“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致力于对历史的一种完美构想，并以实现这一构想的世界作为自身使命。”在此种宣传、组织和暴力的天罗地网下，绝大多数人的脊梁肯定要弯曲，还需学会“变脸”。彼特沃克引用了一个前苏联公民的自白：我有六张面孔，一张对妻子，一张对孩子，一张对密友，一张对熟人，一张对同事，一张在公开场合表演。

　　脊梁软硬取决于铁锤的大小与力度，人皆凡胎，脊梁都经不起敲砸。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阻止这种体制的出现，切勿指望有极少数人不怕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