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三公浪费入刑”提案实质上呼唤党政体制改革
北京睿库研究院徐群贵教授
【摘要】：公有制类型很多而不是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万应灵丹，封建主义公有制相应的中央集权制度阻挠中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应对这种公有制危机的今日中国政策制定工作缺乏系统工程配套使得首尾不能相顾，原因是决策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知识结构和中共中央决策机制不利于中国现在实施市场经济。中国的法律严重依赖于政府的实施条例，中央政策依赖于地方政策来落实，政治领袖傀儡化与贸易竞争者美国形成巨大反差，在美国制造业20多年来逐步恢复强势又联手欧盟围困中国以及亚洲各国加工业替代中国的多重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竞争力锐减使得出口再无力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及保证高速度，扩大内需的政策选择实属被动无奈又被政绩工程及其官僚腐败的天价商品政府采购等等怪胎扭曲价格机制，明明白白暴露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危机情形，把过去经济高速度发展掩盖的致命性体制封建化、特权化弊端凸显出来，需要审慎地从共产党领导机制及其创建的国家政治体制入手进行标本兼治的全方位革命性彻底改革，建立超越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机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三公浪费 官本位 公有制 国有企业 债务 苛捐杂税 政治腐败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技术科学国家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电话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敬请您见谅！
2012年3月3日《新京报》报道九三学社中央拟交全国政协的提案《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明确把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法律学家结合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实际操作，普遍认为“三公浪费”入刑缺乏有效的可操作性。但是，这个提案的历史性价值在于从刚性约束的角度，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尖锐要求。因为“三公浪费”的犯罪主体基本上全都是党政机关权威部门及其权贵官僚，尤其是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全国一年公款吃喝三千亿元，公然违法乱纪，明明白白是官场潜规则在兴风作浪，当然是执政党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共产党责无旁贷。《刑法》即使能够惩罚官僚个人，也治理不了这种官场潜规则背后的权力机制及其政治体制根源。
所谓公款，就是公有制的钱财。能够操作公款吃喝，就是有钱有势的当权派。蚂蚁不钻无缝的蛋，肯定是“公有制”本身出了问题，“公有制”在事实上成为“官有制”，官老爷肆无忌惮地随心所欲挥霍“公款”。人民对于国家钱款不能当家作主，官僚作为人民公仆却要比主人还厉害，说明官僚体制和国家权力机制存在着更大的问题，本末倒置地把主人弄得做不了主，让仆人篡夺了主人的权力。
一，公有制类型很多而注定了不是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万应灵丹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费正清在《东亚文明：传统与变迁》和《中国：传统与变迁》里面共同运用具体的史实验证了马克思关于“公有制有多种类型”的唯物史观论断，一次又一次证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有制被奴隶社会继承了，通过战争实现了胜利者氏族对于战败者氏族的集体占有，是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样就出现了阶级以及国家，从此以后，国家占有土地就是具体的公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王所有制并不是个人所有制，而是家族所有制，是统治阶级的公有制。封建社会的秦始皇中央集权制度一样是国家所有制的土地，秦始皇代表国家把土地奖励给作战获得军功的官兵，如果是个人所有制的土地，皇帝就没有权力随心所欲拿来送去。当然，这样的封建主义公有制说到底是以家族为主体的宗法制度，不是个人所有制，例如我们客家人的“土楼围屋”居住几十户人家，接二连三的“土楼围屋”形成一个大社区，这种“土地所有权”是从晚清时代的南赣巡抚衙门获得朝廷认可的家族公有制。但这种公有制是暴力打出来的，不是商品经济平等交换买来的，因为暴力要求个人绝对从属于团队力量，封建主义和奴隶制、原始社会都是集体暴力实现和维持财产占有权，只有平等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允许个人独立于家族之外拥有财产权，依靠的是法律制度。所以，我对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那些论述就感到很亲近，还有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都反复考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兼并变迁情况，结论是中央政府运用暴力而拥有最终的土地所有权，包括欧美国家的中世纪社会，都是土地被家族公有制占据着，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公有制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定性为“公有制”，包括今天的中国也是一样，属于封建主义性质的土地公有制，不是高于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公有制”，不能在市场里面流通买卖。所以，前苏联必然灭亡，中国的城市化拆迁过程中，农民的土地公有制瞬间烟消云散，都是“假语村言”的红色政权之红楼梦，落后于企业化、产权化的土地所有权买卖之商品经济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资本流动性要求，是垄断性权利。顽固坚守封建主义，必然妨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公有制，仅仅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才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法律化财产权力。我们过去对于“私有制”的妖魔化宣传，是把所有的丑态百出事件都强加到“私有制”头上，配合今日为富不仁的暴发户劣迹斑斑之民愤，混淆黑白地糊弄了自己的心明眼亮之理智。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发迹于封建主义的历史基础上，来源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理所当然地继承封建主义土地公有制，把它发扬光大成为“国家所有制”，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国有企业及其公有制体系。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先进与否的论断，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就是“官僚集团所有制”，我在《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党和国家的关系》十多万文字当中一再证明这是农业社会“暴力——财政体制”国家形态在“皇帝暴力——政府财政体制”阶段的一种变体“执政党军警暴力——政府苛捐杂税制度”，在本质上是反对市场经济的官僚垄断性公有制，是不利于企业化生产力发展的强盗逻辑“财产所有制”，必然扼杀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资本市场及其金融市场平等竞争，直接从财产权的安全线方面剥夺人民的幸福感。这几年，我们的很多人急急忙忙移民去真正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于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唯恐躲避不及，特别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干部及其子孙后代不少于500万人跑到国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定居，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逃之夭夭，就说明了虚假的社会主义国家令人心悸。因为这种政治经济制度是没有诚信的流氓制度，是暴力至上的无赖体制，反脸无情，不讲道理，法律无效。
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前就论证这种封建性质的国家公有制，不是商品交换的经济直接产生出来的制度，而是暴力生育出来的超经济强制性质“公有制”。只有资本主义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诞生了市场经济直接发育出来的“资本所有制”，它是金钱支配暴力，而非暴力占有金钱，实现了人类第一个和平的非暴力政治格局。在这种文明的市场经济支配国家政治的历史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乃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应该在资本主义的市场化企业产权基础上创建更加发达的社会化“公有制”，不是把“官场所有制”当成社会主义的先进公有制。
邓小平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要把市场经济在南巡讲话当中一再强调，就是因为他在法国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对比中国的现实，虽然他在理论上一下子说不清、道不明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哪里？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坚信中国必须走向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国际竞争当中谋求大发展。其实，邓小平已经凭借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发现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虚假公有制存在着致命性缺点，所以他要求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起来逐渐地引起改革和进步，毕竟这是要比封建主义的国家公有制更为先进的商品经济因素。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缺陷。这是切中要害的，因为封建主义公有制土地，就是由于秦始皇的军事化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强权暴力来直接确立国家土地占有者。这种土地制度是政府拥有最终所有权的，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超经济强制，不是有利于商品经济的所有制。因此，欧洲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资本主义城堡自由市场独立性挑战面前，土崩瓦解，让位于能够在市场上流动的土地产权，不允许政府垄断性的土地权利存在下去。中国的土地权利，现在就是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的财产权。这是阻挠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限制因子，再一次说明了社会主义需要中国的创新，而不是因循守旧，把我们科学地讨论市场经济问题时必然牵扯到的政治经济制度批判，都运用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大帽子拒之千里。
公有制的种类繁多，并不是千篇一律的都好，更不是万应灵丹。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是皇帝政治体制的具体模式，与国家土地公有制相辅相成。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就是这样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所有制，根源在于共产党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封建主义残余，把自己扮演成为现代中国的皇帝，享受着实际上不受约束的权力，怎么会不发生政治腐败呢？毛泽东说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兴亡轮回怪圈，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走出去？实际上只能是超越封建主义王朝，让共产党逐步改革和消灭中央集权制度。这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回归民间，不要全力以赴官场天地，弄成为“官本位”的官迷政党，坚定不移地改革中央集权制度必然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千万别用封建主义来评判中国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更不要把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当成共产党的命根子，念念不忘官僚与老百姓冰火两重天，一心一意制造等级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就必然离心离德，千方百计保护官僚“铁饭碗”就会失去民心，前苏联就是这样亡党亡国的。
二，封建主义公有制相应的中央集权制度阻挠中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
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是由于固步自封于封建主义皇帝政党，失败于中央集权制度，并不是因为搞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才被资本主义颠覆。这种历史悲剧，是封建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我在《政党“官本位”酝酿形成特权利益集团阻挠中国改革发展》和《再造政党、再造共和、再造中国》几十万文字里面反复论证这一点，强调指出中央集权制度在农业社会是强势和优势，到了工业化社会就是特权危害商品经济，“官本位”的政治及其经济所有权扼杀了平等竞争才能生存发展的市场经济活力，面对金钱陷入权力腐败，必然导致人心涣散。随之而来的，就是弱不禁风的势利小人平步青云于政治舞台，贪官污吏大权在握，执政党丧失了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自然而然地亡党亡国。
本来，中央集权制度是暴力政权的国家权力架构，不仅仅是纵向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框架，而且通过公有制的层次等级以及中央银行金融管制体系实现财产权控制，因此它属于政治大厦的结构性规范，不应该是政党的体制。但是，前苏联共产党把中央集权制度搞成为执政党的组织体制，用以配套支撑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这样就使得政党不再是志同道合的人们所结成社团，不再是拿光明正大的信仰和政治主张作为政党成员之间唯一关系纽带，而是运用特权利益来维系政党内部等级化格局，必然导致阳奉阴违的阴谋家成为政治高人或者积极分子，投机钻营的共产党员越来越大，亡党亡国就在“政党绑定国家”的统治模式里面一步一步酝酿完成。再说，中央集权制度使得共产党内部等级森严，权力及其利益形成唯一的刚性约束，思想的先进性被迫蜕化变质，社会科学都已经不敢实话实说，共产党哪里来的科学发展观？
中央集权制度需要人民是一盘散沙，不允许自由组成社团党派进行民间社会自治。因此，没有可能形成大社会、小政府，只能是让共产党的政府包打天下，也对于社会事务大包大揽，造成官僚队伍越来越大，膨胀化的官僚集团必然把国家吃得满目疮痍，外强中干的政府必然是在国际上奴颜婢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例子，匈牙利的纳吉政变就是这样发生的。前苏联在剥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与美国大搞军备竞赛，虽然战略威慑力空前加强，却是国计民生欠账太多，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不尽人意。前苏联共产党也就已经不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了，而成为剥削压迫人民的权贵阶级，或者说毛泽东指出的“党内资产阶级”，历史规律决定了这样的共产党必然灭亡。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政治运作过程中，把国家体制与行政主体运行规范统一起来，实现了皇帝政权与儒家文官行政系统以及科举制度的三位一体，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提供了要比前苏联更多的优化措施，保障了今日中国的政治格局还没有陷入深渊。但是，当前的经济形势暴露了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例如人民币发行捆绑在美元外汇上面，丧失了货币独立自主，被美国围绕人民币汇率大做文章刁难中国。我在《货币权力论》当中专门论述这个课题，认为中国的基础货币应该从外汇占款的被动状态钻出来，在中国的2011年到2012年企业债市场出现大量垃圾债务的情况下，暂且不适应美国那种债券信用的资本市场支撑货币发行模式，需要共产党直接从政府手里接管国有企业，共产党主体脱离官场进入企业化市场来亲自发展市场经济。由此使得共产党不要国家财政供养，共产党殚精竭虑把资本市场搞好了，再用资本市场支撑货币发行，配套实现金融市场的全面改革与市场化调节。
所以，当前唯一可行的基础货币发行制度改革方案，应当是税收抵押方式，用以改革现在的政府税收及财政体制，要求把间接税负转变到直接税负的表达方式，把商品价格与隐性税负剥离，逐步缩小流转税额度，加大增值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之类财产税的征收。2012年2月23日央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发表了《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文章，技术性比较明显，使得很多人将其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宣言书，央行调查统计司盛松年司长对此也直言不讳，认为鼓励交易和贸易投资有利于支撑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问题在于人民币现在缺乏中国独立自主的定价权，人民币的绑定在美元上面是被动以汇率定价的，美国一直在汇率市场化方面压迫中国就范。因此，从货币到所有的信用产品，中国都没有定价权基础，要受到美元的支配。货币银行学说和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没有定价基础也就没有了可以实现对冲功能的市场，一旦放开了就会成为乱局，必然失控而倒退寻求行政手段的管制，也就是计划经济那样一整套的东西又杀回马枪，结果是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
三，中国的政策制定工作缺乏系统工程配套使得首尾不能相顾
上述央行改革之所以在自己的局限性领域论证了可行性，却在全局上站不住脚，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到资本项目开放必然遭遇利率的阻击，印度在这方面有直接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参考。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结合部是金融，是利率的市场杠杆作用（税收归属于政府行政杠杆，可以配套使用）。中国目前的利率管制模式，客观上是让银行业制约实体经济企业。银行处于上位，表现着政府的管制权威，贷款不仅仅是金钱，更是代表着企业在社会上的权重。只有在存款利率解除了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才算是基本成功，银行业才不能成为榨取民众财富的吸血鬼，才能够回归商业银行的本质而主动从属于实体经济企业，才会服务于制造业之类生产型高科技企业。
在国内表现为垄断性优势的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不强大，这是官本位体制惯子如杀子的恶果。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杀手锏，就是给予特权关照，例如吉利汽车、三一重工作为民营企业的典范，中国政府就拿着官方信用来为企业贷款融资予以背书支撑，使得这些企业的技术并购行为没有沿着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只能误入官本位的歧途，和国有企业一样成为权贵经济体。这是一种错误的激励方式，遗憾的是中央政府乐此不疲。
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多年了，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一直被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推进，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经常性地反弹回来，地方政府直接成为大老板进行城市化的大项目投资，铁道部等等中央政府部门企业更是举债上瘾，比计划经济时代的政企不分有过之而无不及。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制度没有真正改革，官本位的政府体系及其人事制度没有丝毫的动摇。官场铁饭碗对比于老百姓的泥饭碗，形成了巨大的贫富两极分化，高干子弟首先成为暴发户，裸官和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子女移民海外更是引人注目。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是统治阶级内部已经针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信心，当官捞钱就出国定居，完全彻底崩溃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税务体制改革总是与发展企业化生产力的大政方针不协调。价格改革反反复复，突破不了隐性税负的羁绊，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以民为本”监督机制。利率管制政策完全败坏了商业银行的经济规律，使得金融市场蚕食实体经济，支持投机而不扶植先进科技生产力发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彼此脱钩，一方面是金融市场信用危机，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汇率成为中国的软肋；另一方面，财政围绕政绩工程打转转，财政预算约束软化，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格局直接绑架了政策。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急急忙忙倒退到计划经济轨道上进行管制，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问题上饮鸩止渴呢？一方面是计划经济的余威犹存，另一方面是领导层找不到更好的新办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很模糊，缺乏真正的科学人才来把科学发展说清楚，以至于大家都是目标不明决心大，从“大跃进”变成“洋跃进”。追根溯源，是一个人才结构的现实性问题，我们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了2003年以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知识结构，没有一个人是对于市场经济专业知识有特长的，以至于温家宝政府主持的货币改革是把人民币捆绑到美元外汇上面，至今都不清楚这是一种殖民主义货币模式，让中国丧失了货币方面的国家主权。再加上中共中央委员们的知识结构，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是能够站在高等数学的专家层面研究市场经济，至少90%的中央委员不懂得现实社会里面通行的市场经济教科书之西方经济学，更不能运用高等数学来活学活用西方经济学。要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就必须学习市场经济的基础科学知识，也就是必须学习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货币银行学说。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学习好高等数学，因为西方经济学是必须要有高等数学运算能力的，否则就不会使用这些经济学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
特别是省部级专业化领导和国有企业管理层以及官方智囊团的知识结构，发现没有一个学贯中西、文理兼备和通晓经济科学与政治、法律学研究的综合性人才，不能高瞻远瞩来统筹规划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和具体研讨细节性风险，而科学性正好是在于细节上具有可操作性与安全线。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本来就缺乏理论深度，使得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难，往往是受到他那些来自于政治家敏锐洞察力的不成熟理念误导，又由于其他人没有他的影响力巨大，在中国社会的权威崇拜格局里面，迫使缺乏自信心的中共中央只能是看谁的牌子大就听取谁的意见。例如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人民币捆绑美元的货币发行机制，还有城市化、股份制、“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之类的形形色色方案，运用马克思主义没办法进行衡量评判，想要运用西方经济学判断时又是自己不懂得资本主义那一套，更没有邓小平在法国十几年的亲身体验之留学生经历来形成判断力，甚至历史学的深厚文化底蕴也是统治集团缺乏的基础知识，盲人摸象一般对待市场经济。于是，学历学位这种出身论风行中国官场天下，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缺乏开放的正确评价体系，高官厚禄的权贵确确实实是面对中国人民在搞“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中央领导人自己都说不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还要带领着国有企业和人民群众黑灯瞎火往前走，只好墨守成规于封建主义“官有制”的公有制，为了自己的特权利益而把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认定为共产党本质性体制。
最重要的是，发展现代化的高科技生产力，必须要有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的知识结构完全偏向于文科，而且是二三流水平的文科知识结构，至少没有对于宪政法制与宪法科学性的深入研究而形成政治现代化的独立思想，缺乏对于法理学的系统化掌握，更在工业化及其自然科学理念方面赶不上中国现代化需要的丰富科学知识。这并不是说要求中共中央是一个博士教授云集的专家班子，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人才是能够离开官场生活学习几十年，不断新陈代谢地更新知识结构的流动性精英集团。终身制的官僚根本就没有潜心研究的学习环境，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的勾心斗角不能不让人牵肠挂肚，即使进入中央党校全日制学习，又怎么能真正一心一意进入自然科学世界追求真理？看一看历史性小说，或许都是一种奢侈或者享受。往往是和斯大林一样，总是标榜自己每一天要看500页书籍，实际上满脑子杀人放火，一肚子的阴谋诡计，就是中国人说的满口仁义道德，口蜜腹剑，高官厚禄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唯一出路，就是禁止连续性的当官，更不能终身为官，必须回归民间社会，从群众中来又回到老百姓当中去，才能风物长宜放眼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许多人都会纳闷美国奥巴马乃至每一届总统也并不是全面性的人才，甚至不如中共中央的人才优势大，凭什么责备中国的决策高层知识结构呢？这就牵扯到了决策体制的巨大差异，中共中央是垄断性的决策机构，美国总统乃至整个总统府都不是这种决策机构。中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兼职人员，美国的国会议员是专业化专职决策者，对于总统都具有约束力，每一个议员都是一个集团或者人群的代言人，都有自己的智囊团，完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智慧优势，远远大于中共中央的精英等级化局限性决策优势。例如，美国智囊团对于国家政治决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学者没有这种政治影响力，最突出的就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事实上集中于中央集权制度“一党制”与“三权分立”多党制课题，自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探索，戊戌变法是第一次尝试，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是第二次流产，当代中国学者公认当时的农业社会基础上不允许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得以成功，蒋介石回归了军事化中央集权制度，在骨子里是反对市场经济及其资本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在神州大地上斩钉截铁反对“三权分立”多党制竞选执政党模式的第二人，理由是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规定性呢？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度，被毫无理由地评定为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这是封建主义制度的残余，可悲之处在于共产党一直没有看透中央集权制度与计划经济的超经济强制管理模式之间必然性联系，弄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先进性，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缺乏自知之明，对于中央集权制度本身没有进行真正的了解。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就是这样纯粹出于大权在握的利益冲动，坚定不移地把特权化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认定为社会主义本质性规定，最后被资本主义必然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规律判处死刑。这是鬼迷心窍的官迷政党，“官本位”封建主义特权毁灭了共产党。
话题回到我们的对比中国决策与美国决策现实，以两年来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话题起点，美国市场消费拉动经济是一贯性的，2011年三季度以来美国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每一小时薪酬增长支持了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主要由于国会的政策努力，2010年底美国民主党、共和党达成共识通过了《减税法案》使得工薪阶层薪资税比率从6.2%下降到4.2%，减少政府税收1750亿美元，占《就业促进法案》减税数量的40%，每个美国普通工薪族家庭大约获得1500美元的实惠，激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已经对于中国制造业形成了竞争压力。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中国工厂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3%，2010年达到9%，预计2015年将会17%，考虑汇率使得人民币升值、运输费用、税金差异、美国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等等因素，未来五年内“中国制造”的优势将会不断削弱。目前美国是在中高端制造业与日本德国等等竞争，日本已经明显地被打下去，很快就会在中端制造业与中国竞争。2012年2月已经是美国制造业连续31个月扩张并且速度越来越快，表现最为抢眼的是汽车工业2011年在美国市场上到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通用14%、福特11%、克莱斯勒26%，压制了日本德国。对比之下是中国制造业的温州市老板“跑路”接二连三，波及沿海地区制造业一片萧条。首先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属于空洞的条条框框“概念股”，必须让地方各级政府制定富有可行性的具体政策，大量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隐性中央政策失效现象，更多的是土政策“误导”中央政策。穷根究底是因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属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特权利益控制，不是千百万人的自下而上人民群众监督地方政府行为。
同样的，美国议员的国会法律辩论非常具体，是真刀真枪地“较真”，要求法律直接就具有可操作性，一旦通过，就能够实施。但是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一切法律，都是空洞的，必须由政府或者法院等等行政性的下级机构再一次拟订《实施条例》才能付诸实施。于是在政策领域，中央是地方利益的傀儡，立法机关是政府权力的傀儡，只有官僚人事升迁的权力在中共中央，但是“正部级的副部级单位领导”作为怪胎就越来越多，官场等级化越来越烦人，纯粹成为封官许愿四面讨好的闹剧。所以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政策花架子决策，中央领导人不需要有很高的能力去在法律政策辩论会上面对议员的质询，只要有善于官场勾心斗角的八面玲珑获得支持。这就注定了共产党的核心决策集团往往是阴谋诡计占上风，前苏联共产党的权力斗争就是政变决定命运。粗枝大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能够细致入微的就是任免官僚，整天都是人事漩涡，哪里有大政方针的科学研究心思和精力？结果就是地老鼠“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越来越没有了高智商和战斗力，前苏联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长此以往也在劫难逃。
再说，美国政治家是厚积薄发，长期的民间积累使得他们拥有了丰富的知识智能储备，上台就不存在人事漩涡，政策一步到位，令行禁止，不像中国的领导人是马拉松的政治运动员，缺乏沉思默想的厚积薄发时间，务必需要废除“一级一级”的升迁官僚之终身制，建立法制规范的集体政治智慧取代个人政治经验主义。出于竞选获得胜利的收买人心政治追求，美国连续五届总统都持续不断地偏向于振兴制造业，相应的就业问题就成为这一届总统奥巴马等人竞选的重中之重。总统候选人共同促成2013年美国财政预算方案继续加大制造业研发投入，加大支持制造业的贸易机构拨款能力。20多年来的美国政客努力已经使得制造业出口一直稳步上升，2010年美国出口额超过德国日本，仅次于中国，2011年达到创世纪的1.27万亿美元，制造业产品占出口的60%，12000吨中国纺织品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的高科技优势，使得美国掌控着中美两国关系的主动权。美国二十年前造成的信用卡透支消费拉动经济发展问题，现在已经被实体经济的扎扎实实发展解决了，至于金融危机问题已经转嫁给中国日本这些货币发行依赖于美元的傀儡经济体。美国是运用国际化的优秀人才来集体智慧解决问题，中国是特权官僚限制优秀人才超过共产党的决策判断，优胜劣汰的历史老人十分公正。中国制造业位于中低端，按理说与美国制造业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但由于产业成本明显上升，中国官僚集团人浮于事的剥削力度越来越大，中国制造业工厂已经明显的外迁，逃避特权官僚体制的整个官场剥削已经远远超过了逃避个别官员收取贿赂的腐败。
对此，中国政府驾轻就熟地回归计划经济那一整套特权方式的产业发展道路，给予国有企业垄断性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在向中端科技水平的重工业、能源化工产业大举进取，意图明显的是要与欧美发达国家竞争获得国际市场份额。实际上，这不是金钱能够买来的，如同清王朝大把大把花钱的“洋务运动”买不到工业化一样，北洋水师的购买先进军舰没有能力形成有效战斗力，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因为，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封建主义必然灭亡，人民大众的集体智慧被官僚特权集团扼杀了。科技先进性并不是几个科学家和几百个亿投资就能包打天下的事情，大企业需要更加完善的法制环境来规范它的市场经济生命力，否则就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民愤激化和海外投资赔钱。
美国制造业在回归强大，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打击中国制造业是胜券在握，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已经遭遇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绿色环保壁垒，处于被三面夹攻状态：美国高压、印度挑战、日本挑衅、越南紧逼，东南亚国家已经从低端制造业逼迫中国制造业转移出国，中国产业的空心化并不是夸大其词，未来全球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例如严酷的造船业2012年就开始淘汰中国半数企业，中船集团总经理谭作均说我国的造船厂已经是在赔钱赚吆喝，三年来钢材和劳动力涨价，船舶销售价却跌了一半多。全球造船行业两极分化：高技术而且不断创新的造船厂吃大餐，象中国这样的造船厂低端技术、低成本生存、大规模扩张、污染环境，只能是野草似的裸泳者，必将困难重重。韩国造船厂与中国截然不同，高科技优势获得了坚强的生存发展能力，利润丰厚，财源滚滚，值得中国政府认真从政策角度研究和借鉴。美国市场消费曾经是中国制造业的天地，现在已经在步步惊心的退缩。2010年美国进口同比增加23%，但是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在下降，例如中国钢铁出口美国增长4.4%，玩具、游戏机增加7.7%，服装增加了18.1%，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却增长迅速。印尼向美国出口超过21亿美元，增长42%，美国NIKE公司的产品过去大部分都在中国加工，2009年起51%转移到越南加工。虽然从2005年汇率放开22009年人民币升值20%，可是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价格仅仅增长2.5%，中国企业需要自己消化日趋上涨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币捆绑美元发行的被动状态只能是坑苦了中国人。
还是邓小平说得好：“不改革，死路一条。”衷心祝愿中国政治家能够冷静思考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性质，放弃对于公有制的封建迷信，下定决心改革中国共产党自身体制，壮士断腕一样砸烂官僚铁饭碗和官本位，让共产党回归民间社会，发展社团党派民主来由人民直接选举政务官。有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如愿以偿。
【摘要】：公有制类型很多而不是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万应灵丹，封建主义公有制相应的中央集权制度阻挠中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应对这种公有制危机的今日中国政策制定工作缺乏系统工程配套使得首尾不能相顾，原因是决策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知识结构和中共中央决策机制不利于中国现在实施市场经济。中国的法律严重依赖于政府的实施条例，中央政策依赖于地方政策来落实，政治领袖傀儡化与贸易竞争者美国形成巨大反差，在美国制造业20多年来逐步恢复强势又联手欧盟围困中国以及亚洲各国加工业替代中国的多重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竞争力锐减使得出口再无力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及保证高速度，扩大内需的政策选择实属被动无奈又被政绩工程及其官僚腐败的天价商品政府采购等等怪胎扭曲价格机制，明明白白暴露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危机情形，把过去经济高速度发展掩盖的致命性体制封建化、特权化弊端凸显出来，需要审慎地从共产党领导机制及其创建的国家政治体制入手进行标本兼治的全方位革命性彻底改革，建立超越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机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三公浪费 官本位 公有制 国有企业 债务 苛捐杂税 政治腐败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电话15811146132，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敬请您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