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修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具体升级深圳经济特区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摘要】：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图，明确“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经济挂帅引起了物欲横流的道德滑坡与信仰危机包括商业信用危机和政治信任危机，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矛盾的持续激化状态，官僚集团铁饭碗与老百姓生存危机感形成了旗帜鲜明的对照。政府融资平台成为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特权支撑下的官商勾结成为党政机关围绕经济发展完成政绩工程指标的充分必要条件，官本位的政党体系和官僚工资收入灰色收入远远高于劳动人民收入水平的体制刚性约束，需要执政党率先垂范改革开放自己的政治体制，通过社团党派的组织化民主来发展一人一张选票的空洞形式化民主。坚定不移地厉行“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一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义无反顾地砸烂官僚集团铁饭碗，实现官僚定时批量退出官场的机制和全体中国人统一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标准的基本福利社会，在联邦制的框架内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郑重宣布中央集权制度是封建主义皇帝政治体制而退出现代化中国的历史舞台，通过社会自组织功能的培养和发挥作用来实现人民民主直接操作的法制化公平正义，使得人民当家作主首先做到幸福中国、信誉中国、人民中国，彻底改变党国捆绑的特权格局。

2011年3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例行公事“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的主题是众口一词的“幸福中国”，最叫响的是“幸福广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作为广东省委书记直接为“幸福广东”发表权威讲话，主流报刊和广播电视栏目连篇累牍报道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幸福民生”政绩工程收获，“中国人民的幸福”被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工程的重要指标，一时间“幸福中国”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之呼声甚高。但是，中国执政党的主流观念认为“幸福中国”是目标，“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目标的路线保障。与此同时的2011年珠三角、长三角民营企业聚集地区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民间借贷的资金链由于高利贷机制崩溃而断裂，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趋势越来越突出，外贸出口订单急速减少，甬温铁路动车事故颠覆了高速铁路的神话，药品采购管理体制黑幕被揭开，胡润排行榜曝光中国富豪纷纷移民国外，国际机构评比中国纳税人痛苦指数位列世界第二名，“幸福中国”瞬间成为一种绝妙的讽刺剧。人们追根溯源，权威专家郎咸平、陈志武等一大批学者的论文和媒体人新闻调查报道，以及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机构研究报告，都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政府的GDP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共中央也明确“科学发展观”反对GDP崇拜，原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所长徐景安研究员发表《幸福广东：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并且2004年就提出来“幸福中国”课题，集中于解决分配不公、腐败泛滥、道德溃败、生态恶化问题及其引发的群体上访事件频发、官民矛盾激化现象，出版发行了《幸福中国丛书之一：中国改革新起航》、《幸福中国丛书之二：重塑中国核心价值观（上下册）》同时着重说明了《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指标体系》，把过去责难“幸福中国”概念模糊的说法完全挡回去了。更进一步的，徐景安在香港成立“幸福中国研究院”并亲自担任院长，在2012年4月6日《幸福中国（北京）论坛第一次会议》发表主题论文 “幸福中国：新改革的旗帜与目标”，直截了当地阐明了“以经济为目标，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政方针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应该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规范转变为“幸福中国”。然而，却当场遭遇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的反对，认为精神割据、文化圈地的状态之下，立标杆、插旗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需要从根基和机制上，也就是说产生“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机制与条件这方面来思考。的确，“幸福中国”没有动摇“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政方针的思想意识支撑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执政党的政策接受社会实践检验其正确性的判断指标，在经济数据方面最为直接和醒目，在“幸福”的衡量方面却容易发生分歧，人们总是希望语言能够象元素周期表、物理学定律那样清楚地实现语言量化显示，形成“主体认识客体的结论、主体传达信息给另一个主体、最后不同主体达成共识”的国民意志统一、执政党统一思想认识格局。但是，哲学研究从本体论和语言学两次转向以后否定了这样的笛卡尔坐标系哲学模式（该模式包括了斯大林时代集大成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念之理论基础），需要给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业已“浇铸成型”的哲学思想意识底座“注入”一点新的东西。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内爆和外爆”，亦即主体和客体的边界发生了巨大的游离，例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毁坏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法律与财富氛围之友好界面，在临界点上使得经济发展成为零和游戏，官僚富豪的高消费对应着老百姓的生活艰难，全社会面对宏观经济发展数据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水平感受，实践检验真理已经因人而异。现实社会需要哲学思想意识的“平行世界”研究及其“主体解放”背景下的“幸福感”测评定位，鲍德利亚的“超越真实性”哲学理念，就是法律正义、精神寄托、情感交流、心灵共鸣有利于“人们自我实现”所形成的超越经济物质享受之“幸福”。这是不仅仅颠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断言，更要颠覆“官本位”的“经济主导者”及其利益集团支撑的社会特权等级化垄断性政府管理体制，把中国执政党的自身体制改革推到最前沿，要求割断官府权力与市场之间的脐带，需要一个民主决定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自组织功能与日俱增时代必须到来，“幸福中国”的导向性大政方针定位就自然而然地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之类发展路线图。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折点。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否定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关于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凡是”大政方针，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导向性大讨论，用以解决个人崇拜方面毛主席语录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维护问题。的确，实践检验真理的快速效应是针对实践结果来说最鲜明的，科学实验和经济事务包括工农业生产活动，都具有这一个特征，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劳民伤财行为更是立竿见影地表现出来。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宗教信仰方面就不适用，千百年来的神明崇拜并不是单纯的实践就能够检验，并且判决或是或非的，其中的道德与心理因素超越了真理范畴，有必要明确科学本身包括科学实践，并不是万能的法官与裁判员。至少，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还不能完全依靠实践的检验，来支撑。因为世界上的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没有很好的范例，或者说没有普遍性的成功范式。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多种争议面前，实践是无能为力于这种试验区效应的，例如任何人都不能说给我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我认为的社会主义国家蓝图，来进行实验。这样的结果，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快速效应支持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却埋藏了信仰危机的巨大隐患。

具体来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倒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得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语录不能用来裁判谁是谁非，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仅仅是启发人们认识真理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然而，人们毕竟不能没有“运用信仰来判别：我是否需要信任你或者你的主张？”这一种主观能动性。更重要的是，信仰由此产生信任，让人们在一个不被现实的客观力量监督约束下仍然诚实守信于自己的承诺，例如岳飞文天祥方孝孺之类仁人志士和秋瑾夏明翰江姐刘胡兰等等革命烈士就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间就是依靠着这种共产主义信仰，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并且保持了十多年的执政党廉洁奉公态势，在即令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内讧局面下也高速度发展经济。

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不仅仅颠覆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在潜意识里面颠覆了共产主义信仰，让人们痴迷于刀下见菜的经济功利性，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到最前沿的同时，让信仰这种不能被立马检验的精神支柱瞬间坍塌。这也是冥冥之中暗合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经世致用”的传统，如果在西方宗教信仰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种政治家利用哲学讨论而为政治抉择偷梁换柱行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实用主义倾向性，在这里暴露无遗。一边倒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目标，已经是进入模糊数学的隶属度难于判断状态，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现实经济基础上压根就没有底气说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首先达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产力及其社会管理高度，然后再顺其自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因为，这等于让暴力革命的战争年代千百万革命烈士完全被欺骗了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们如何心安理得？正是因为如此的困境，邓小平坚持“不争论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只要把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作为参照系来对比着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承认中国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是后发优势者，摆脱姓“社”还是姓“资”的标签“推背图”。遗憾的是，这样的做法尽管压制了那些站在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特权利益立场上评判改革开放政策姓“社”还是姓“资”的官僚顽固派，然而并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危机问题，回答不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图景究竟是什么样的？”统治集团究竟要把中国带领到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状态？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这一次改革开放政策尝试当中究竟会失去什么？又能够得到什么？邓小平机智地绕开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却不能消灭这个疑问，并且由此带来了信仰的精神缺失，使得中国的法轮功之类邪教得以乘虚而入。思想混乱的危机长此以往持续存在，并且危害性有增无减，导致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蜕化变质成为“一切向钱看”，经济指标成为第一流的衡量数据。官僚政绩考核，首先是看在你的领导下经济发展速度如何，以及“蛋糕”的大小，迫使党政领导干部傍大款以实现招商引资目标，获得经济技术大项目投资，“跑部钱进”贿赂中央政府部门买到经济项目审批文件。

事实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适用于技术科学领域的确定性结论，面对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结果不确定性，如同奥运会冠军无法事先计划确定一样，对于数学天文学之类实验室环境掌控不了的科学领域都是无效的。南京大学胡福明老师写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被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引用的权威性事例，全部都是科学实验领域的典型案例，没有一个是社会科学界的。当时我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对此表示怀疑，政治老师袁立农直接就警告我不想活啦！我的论文“真理标准讨论被政治家利用来进行政策支撑而丧失了学术真理性”被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社会招收研究员的活动看中了，发给我准考证，让我参加研究员考试。可是，却被讲师身份的学校教务处副主任郑季道给没收了，说你是一个普通的数学系大学生还要一举超过老师好多个级别直接当哲学教授研究员，真正是荒唐！何况，你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政治性大原则，是反革命言论。如果我让你去考试成为研究员教授，那么后患无穷，因此校党委已经研究决定不允许你去考试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从此以后，我有幸离开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养家糊口之职业选择，进入了农民工的生存路线图，真正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得以在三十年间让我反复思考，至今坚持真理。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有在哲学领域提出来并且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正来源，是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连编累牍编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什么是真理？数学定理，例如四色定理，是真理吗？运用四色定理编制地图早已经是人们的实践，却不能被认为经过了实践检验而承认是真理，必须通过数学自身领域的学术性科学程序严谨证明，才能够确认。还有费尔玛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等等，都不是实践检验能够作为唯一判定其真理性的标准。在没有对于“真理”的定义和范围界定清楚，也没有对于“标准”的精准化逻辑确认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显然是一种浑水摸鱼的投机取巧。即使在历史研究的科学探索领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属于荒诞不经的空话，例如检验“封建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是最大流氓”的真实性？请问你在今天能够重复演示皇帝的穷奢极欲以检验吗？所有的历史事件你能够重复一遍来检验相关的论文观点吗？实际上，凡是不能重复的、不可逆的历史性事件研究成果，都是出土文物之类资料需要另外的科学性分析解释才能佐证一些历史学观点，而从来没一个现代人实践能够检验、证明的。断断续续的文物证据也不能象技术性实验室重复机械工程原理那样，以实践来检验真理，包括古代史研究的全部真实性之判断，只能是科学领域的逻辑性推导和综合分析那些文物资料包括文献传承等等，绝不是单纯的现代人实践能够“唯一”设定“标准”进行断定的。

盖棺却不能论定，这在历史学领域是清清楚楚地让实践标准显得苍白无力，这也是“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有温家宝总理警示大家防止其二次重演的原因之一，说明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实践还是没有能够“唯一”地设定“标准”来判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永远死刑，这种实践的“检验”很是无可奈何。这一切都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一阵子忽悠，就能够让中国人心悦诚服或者张口结舌，但毕竟是噎人加蒙哄人的小把戏，说明了几千年封建主义愚民政策已经让绝大多数人失去了正常的分辨率，中国人的科学性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被扼杀了。我们能够确认的，仅仅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结果乃检验执政党和政府政策的正确性之唯一标准，因为这是直接的相互对应关系，国家政策本身就是目标主体在于人民大众实践，目标定位在于社会活动的结果。为了给予政策以足够的支持，就把科学真理的标准都来一个“拉郎配”或者说“绑架”了玩支撑，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记录，《笑林广记》又多了一个笑话故事。

即令是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实践领域内，经济发展的实践具体检验相应的执政党及其政府政策正确性与否？也是明显的由于不同的判别标准而不同。例如2012年4月15日陕西省政府通过中央电视台等等主流媒体宣告“改革开放以后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外资项目：韩国三星集团与西安市高新区管委会（政府）签约投资300亿美元建设闪存芯片制造厂，不但能够产生1200多个就业岗位有利于民生，而且是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生产力大项目。”按照实践标准判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党和政府政策成功事实，然而却被进一步的剖析证明为卖国贼的坑民项目：西安市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竞争者当中获得这个项目投资，是因为它要比其他的城市有着“更多的财政和行政支持”，包括对于这种项目进行巨额财政补贴、“10免10减半”所得税优惠、项目运行补贴、土地以及建筑物无偿提供，并且为该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地铁等等交通设施和生活配套等等，根据2012年4月18日《南方都市报南都网》傅蔚冈的计算，这些优惠加起来达到2000亿美元的地方政府投入水平。为什么陕西省西安市的党和政府要用2000亿元的投入去赢得300亿元的投资项目呢？新闻媒体说这是党和政府需要象征性的意义来获得标志性政绩工程引起举世瞩目，传言首先是有利于陕西省委书记在中共中央十八大会议上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个理由是看重该项目的可能带来的产业链效应，但是新闻媒体揭示“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的承诺和约束，没有在双方关于该项目的投资协议书里面体现出来”，当地政府的收益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同样存在没有收益或者赔钱的可能性。更深层次的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当前法律政策错误设计房地产行业规范及其背后土地财政制度的一种权贵资本主义政治腐败，是为了做大做强GDP蛋糕的一种升官发财路径，不能排除高官厚禄权贵的贿赂利益空间巨大。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省市的党和政府“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实践标准发生异化，更加富有全局性的典型性政策案例在于中国的外贸拉动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它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以美元定价人民币并且决定人民币的发行，于是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直接支配中国经济发展的盛衰荣辱。2012年前四个月美国针对中国输入美国的产品发起“双反”和“337调查”20多起，频率之高世所罕见，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总统选举反华排华同时并举，相应的中国政府却面对美国侵害频频示弱，仅仅只有2009年9月27日中国商务部宣布针对从美国进口的部分鸡肉产品启动“双反”立案审查程序，还是一种警告意义大于实质性遏制的贸易报复举措。中国老百姓在网络上愤愤不平政府的软弱无能：难道说美国输入到中国的产品就没有薄弱环节吗？答案是明确存在着这种薄弱环节，足以让中国政府反击美国。只不过中国政府决策层担心如果反制美国，可能会让中国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损失更大，当然说出来的都是害怕中国人民吃亏。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正是摸透了中国政府官僚决策者的这种畏惧心理，才能够一而再、在而三地得寸进尺，挑战中国的利益红线。中国政府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从来没有一次像模像样的反击措施，使得中国企业蒙受的经济损失早已经达到万亿美元的水平，显得极不正常，至少与“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要解决“落后挨打受害被坑”的问题背道而驰，是否定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能够“让中国站起来、硬起来”，是违背了“国家富强”的实践标准。这里面确确实实有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受制于美国，原因是2005年中国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已经把人民币变成为美元支配下一种傀儡货币，美国据此一直拿着人民币定价权之汇率来打压中国，使得中国政府没有还手之力，相比于企业万亿元的损失要大得多。中国央行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遏制表现出来招架之功的举世瞩目态度就是宣布从2012年4月16日起，银行之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交易价格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到百分之一；每日银行之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交易价，可以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当日人民币兑换美元中间价上下百分之一的幅度内浮动；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1%扩大至2%，出人意料地顺应美国长期以来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责难。这也是2007年5月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调整以来的第一次同类型改革举措，只是力度空前巨大，被认为是应对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持续性下行的挑战，配套支撑近期温州市深圳市金融体制改革以及QFII投资额度扩大，有效地遏制人民币频频“跌停”趋势，挽救中国经济的整体性下行危机。但是这种政策接受实践检验的第一场所温州市金融体制改革试验区却没有致力于实体经济发展，而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急于获得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更多的指标，来开办更多的小额贷款公司，尤其是把更多的小额贷款公司升级换代成为商业银行，用以实现政绩工程引人注目。与此同时的地方政府不愿意考虑解决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小型化微型化企业技术升级换代之类生产力发展问题，使得资金不愿意进入温州市的企业，而且全中国的政策环境是鼓励资金流“赚快钱、快赚钱”而投机取巧，温州市泰顺县在处理立人教育集团破产案时赚钱是机会让官僚先行进入、赔钱问题上也让官僚投资人先行“抽身”，一切以官僚利益为重。相应的中国股票市场改革新的举措主要以供求关系为基准，不能伤害官商勾结的权贵投资投机者一根毫毛，股票发行体制始终不能遏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强势和强盗逻辑赚钱之牟取暴利路径。如此官本位的中国改革开放操作经济建设为中心，客观上就是贪官污吏结伙搜刮民财的社会实践。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之时，发展经济的路线图是毫无疑问的计划经济体制，先天不足之处就是官本位的政治启动经济、制动经济、运作经济模式，使得在农村土地承包制之前，首先需要解决官府内部的结构及其功能问题，以利于从适用“阶级斗争”转变到适应于经济建设。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第一项实际上就是改变中央财政“统收统支”、全国供给“统购统销”的格局，实行财政分级管理亦即“下放权力、省市政府分灶吃饭”、让利给地方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分级负责制，把权力、责任、利益三位一体结合起来。通过各级政府的承包责任制，才能有效实施千百万农民的土地承包、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是官场生育市场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被政治霸权压抑的生产力被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官场始终掌控市场，让市场没有自身生命力，市场经济一开始就不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能够认同的目标。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以“官本位”形态被确定下来之后，就不再是暂时性的短期影响力，而是制度化的根本性“计划经济体制”规定性。直至今日，计划经济体制时断时续地倒流回来，官场生育市场的路线图一直顽固不化，后遗症巨大，值得我们反躬自省。

当然，求全责备地要求十全十美，就会扼杀中国改革及其社会进步。这也是《人民日报》文章“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表明的正确态度，问题是不完美的改革究竟利弊、风险怎么样权衡和掌控呢？掌握改革决定权的执政党必须为国为民斟酌改革的风险，必须向人民和历史有担当的勇气而具有责任心与使命感，不能拿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去盲目冒险。于是，改革就需要有科学的指南针，也就是说需要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方针呢？话题又要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面来，邓小平是使用实践标准解决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及其解放后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方针。实践改革，并且围绕改革实践，要求做到“不争论改革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显然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盲目性不可否认。前苏联改革实践的巨大失败，迫使中国人民看到实践检验真理的后果以及结局，往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只能成功，不敢失败”已经是硬性规定的改革底线，“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进模式就顺理成章被当成金科玉律。这一切，本身就是忽视理论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把理论研究及其争议搁置而一切交给实践去闯荡，风险性的掌控就是不可避免的疑问。这样的实践先行模式，是让理论被迫靠边站和相对滞后的盲目论，它的潜台词就是一切尽在模仿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宁愿保守也不能创新，务必跟在先进国家后面亦步亦势。例如，欧美市场经济国家全面胜过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有前车之鉴，中国的改革便跟着邯郸学步。完全的创新就是冒险，墨守成规就是稳步发展，只有垄断性的改革才能确保绝对的控制力。所以，改革方案必须以官场的垄断性来保障改革进程具有可控性和可操作性，“官本位”的改革取向与中国政治建构垄断性相辅相成，才能够保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政方针得以实施。这种局限性，使得“经济建设为中心”天生地具有“理论绝对贫困化”属性，官僚实践永远把理论研究当成奴婢，政治盲目性成为致命伤。

求真务实在这里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要求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全面围绕赚钱来进行设计，理论不能当成金钱来使用，不是硬通货。所以理论家就是夸夸其谈的穷书生，政治家都是经济收入远远高于专家教授的权贵，来宾县的官僚部局长很多人住宅是别墅区，专家教授教师又有几个人住宅是别墅区呢？工人农民就更加可怜了。站在改革的角度上来说，农业土地承包制对应着原来的“生产队大集体”改革（裂变）成为家家户户农民一盘散沙的“村委会”，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成为乡政府，这些“官本位”的机构成为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掌握者，实现了征地、拆迁农村的“城市化”所需要前期配套。随着“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政方针具体化为中国经济“城市化”的“市管县”体制改革，原先《宪法》规定的“省政府、县政府、乡政府”三级行政区划，现在改革当中变成了“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四级行政区划，官府的规模以及官僚集团的人数随着官僚机构部门数量迅速膨胀，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发展引擎，规模扩张不可阻挡的中国官场以此在“经济建设”当中带头发展经济，政府直接就是投资主体之大老板和资本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公有制企业以公司聚集资本，形成了14万亿元左右的债务，中央掌管的国有企业债务以及银行业债务等等不少于十多万亿，平均每一个中国人至少头上有2万元人民币债务的同时，中国政府10.8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还不够官场花费。

中国的官僚集团规模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才有利于经济发展又不会吃掉改革和经济发展成果呢？也就是说，中国官场的规模效益和盈亏平衡点在哪里呢？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胸中有数，不知道应该把中国改革的经济发展引擎“控制”在哪一个规模与档次水平？盲目性的改革使得“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蜕化变质成为“官场扩张为核心”，如果说经济是中国大圆圈的中心区域，那么这个中心区域的核心区就是官场。公款吃喝已经是官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之必要社交成本，官僚傍大款、傍外商、傍黑社会富豪已经蔚然成风，与普通老百姓劳动者的直接利益关系已经荡然无存，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际关系而渐行渐远。远离了人民大众的官僚集团究竟还有多少政治凝聚力呢？究竟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凝聚力占上风还是物质利益分赃凝聚力占据主导地位呢？人们看得到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要比美国政客更加袒护资本家，中国的工人没有罢工权力及其工会给予权益保障，更没有美国的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例如工资保障方面，中国没有《劳动工资法》而使得《劳动法》让工人农民特别是农民工一把辛酸泪，维权太艰难。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4月对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做了统计，平均水平是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元。其中，大陆中国的员工人均月收入工资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元，位列所调查72个国家和地区的第57位。2012年4月4日《京华时报》刊载文章“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员工薪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50%”的报道，说国际劳工组织同时评定中国香港位列第37位，澳门位列第52位。很多人都感到这种数据让人伤心，因为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说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是23979万元，相当于每月2000元人民币左右，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明显的是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4134元人民币月收入水平，相去甚远。独立学者刘植荣在其《世界工资研究》一文中披露：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样为159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

与此同时，独立学者刘植荣注意到中国的官僚到国外考察，回来总是讲话说外国的公务员工资如何的高，福利如何好之又好，只字不提外国老百姓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40倍，特别是外国老百姓的福利要比公务员多得多。中国的官僚急急忙忙为自己的工资福利与国际接轨，却把中国老百姓的工资远远大甩在了后面。中国的官僚与老百姓收入差距过大，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收入水平是一般员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中国行业工资差距高达3000%，世界平均水平则是70%，实际上中国的工资管理处于没有法制约束的混乱状态，所以当前主要问题是确立中国的行之有效《工资制度》来落实《劳动法》，每一次中国的公务员涨工资，都没有经过全民公决的人民讨论和认可，纯粹是官僚集团偷偷摸摸在吞食纳税人钱财，是强盗逻辑在兴妖作怪。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水平是58%；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全体工薪阶层平均工资水平的21%，世界平均水平是50%，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世界平均水平是2倍；中国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工资水平是最低工资标准的98倍，世界平均水平是5倍。由此可见，中国官僚集团是不顾人民利益的剥削者和反动派，这还不算官僚终身制的财政供养，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费等等方面的特权巨大利益，以及更多的灰色收入和灰色利益。

官僚集团与老百姓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巨大差距已经成为阶级差别，因为社会福利保障差距更大，政治权利包括话语权和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就业与法律保护等等方面都是整体化的“社会等级”差异，迫使中国人移民海外特别是移民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绝对数量居高不下，《华侨快报》2012年4月6日报道“近五年来中国投资移民美国的人数累计达到了73%的复合增长”，中国富二代在美国买房定居和留学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中国的亿万富豪90%让子女出国，85%的600万元资产以上中国人安排子女到发达国家留学定居。人们说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越南等等一样，要比美国更加支持资本家的血汗工厂来剥削劳动者，导致中国的社会矛盾尖锐化，家家户户的防盗门和窗户阳台防护网完全是监狱级别的铁门铁窗水平，对于和谐社会是绝妙的讽刺。中国老百姓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已经让官僚集团的利益远远高于人民大众生活水平，这是现实版本的“和平演变”，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原则，值得执政党深刻反思。

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活动操纵者、主导者和操作者的官方，如何协调官场内部力量展开运作，首先是一个政治主体如何设计与构造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模式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邓小平设计了一整套取代这种“一元化”结构的新型政治体制，也就是“共产党常委会”和“同级政府”的“二元化”政治体制。同时，把“党委”和“政府”机关的人才老化之批量退出机制，设计为同级人大、政协两个结构主要接纳退居二线的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鉴于“文革十年浩劫”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才青黄不接的严峻形势，领导层人员新陈代谢迫使邓小平设计增加一个特别权威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当然，邓小平的设计是不能放弃中央集权制度的，本质上仍然是“一元化”的共产党领导，要求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委”设定为权力核心，作为同心圆的心脏，是第一层次的权力圈子，第二层次的权力圆圈就是“政府”，第三层次圈子是人大、政协机构。其中，“政府”是直接运作经济和发展经济的操盘手，相当于总经理的经营权角色。“党委”是管理“政府”人事任免权和掌控公、检、法、司警察民兵武装部之类暴力权力的“当家作主”大老板，属于董事长的角色。这一点，在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分工方面，直接就表现的淋漓尽致。大家的工作任务统一都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赚钱发财，所以党委书记、省市县长在党政机关圈子里被叫做“老板”。

毛泽东“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革命委员会”过分集权，但是官僚数量最小化，行政成本最低。邓小平以解除权力过分集中领导权问题为切入点，落实“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他设计分权制的体系使得党内民主生活得到提高，地方政府成为发展经济的生力军。但是官场部门从一个“革委会”，扩张成为“党委、纪检委、政府、人大、政协、军区（武装部）、顾问委员会”七大班子，还有毛泽东时代的财政局下设税务所，邓小平时代扩张为财政局、税务局、资金局以及后来分税制的国税局、地税局，整个官僚部门以几何级数剧烈增长，官僚人数迅猛增加，行政成本达到了古今中外的最高水平。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是以“阶级斗争理论”及其全社会持续不断政治运动和党内路线残酷斗争模式，作为官场人员吐故纳新的批量化进入与退出机制，保持了整个官场的新陈代谢活力。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血缘关系形成组织凝聚力的传统，“文革”的“派性”斗争使得“造反派”的儿子向官僚父亲“造反”，夫妻在政治观点发生分歧时就使得家庭解体服从于政治派系，无论红卫兵还是造反派战斗队，都使得低层的社会民众获得了向上发展的政治通道，打破等级化的社会僵局，保障了人们扭曲的幸福感，支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种模式在1921年前后的大革命运动中，早已经是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再成功使用过的成熟模式，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样的组织形态以精神支柱形成战斗力的典范，孙中山、黄兴、周恩来等人都是富裕家庭既得利益集团出身的革命者，还有蒋介石的秘书智囊陈布雷、国民党北平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女儿都站在了反对国民党的共产党立场上，一次又一次证明了革命新思想作为精神原子弹的吸引力巨大。相比之下，邓小平的官场设计是回归几千年中国的社会组织传统模式，精神领域也是回归传统的等级制度道德文化说教，官场内部的斗争没有因此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分化瓦解之类淘汰效果，即使邓小平路线图的前十年发生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都危机化突然下台，尽管颠覆了总书记作为执政党最高领袖的权威政治信任，仍然是人事方面比较温和的结局，不曾出现官僚集团的批量化退出官场现象。这种对于官僚的人事宽容，带来了官场凝聚力的同时，也同样使得官场失去新陈代谢的官僚数量规模空前膨胀，国家财政供养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有增无减，居高不下。因此，官僚集团吃掉财政收入十多万亿的阶层性腐败，就毫无疑问地加重了老百姓养活官僚集团的沉重负担，加剧了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使得人们对于毛泽东时代全国官场消耗财政费用千万元水平的清正廉洁深深怀念，对于花费十万亿国民收入的胡锦涛时代官场发生抱怨。实质上，这里的关键在于官场的新陈代谢机制完全丧失，没有了官僚批量化退出官场的良性循环体制，“只进不出”、“只吃不拉”的僵尸化官场组织体制，首先就丧失凝聚力，割断了老百姓批量进入官场的正常通道，注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命体越来越缺乏免疫力，特别是失去战斗力和生命力。

无论党委、政府还是人大、政协，在组织体制的结构方面，统一都是“机关”，没有了共产党作为社团党派的区别于政府衙门之民间属性。政党，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民大众里面的特定社团，不应该是财政供养的特权机关。政党至少是一个政治集团，不是赚钱的营业性组织。如果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主要任务被确定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赚钱发财主体，执政党控制的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当投资主体来赚钱发财，它就丧失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正性，必然给全社会带来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平恶果。但是，如果在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官本位”国家格局里面，执政党和政府不出面发展经济，就没有其他民间主体有能力来发展经济。为了经济发展，政党与政府同构于经济管理能力，造成了党和政府的体制与领导机制只能是围绕赚钱项目转圈圈的状态。党的建设与政府管理在结构上和运转方式上日益趋同，政党组织完全蜕化变质成为官府部门的构成模式，导致了党组织成员已经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而是信仰不同的经济利益同盟军。没有了那种革命同志的共产主义理想大家庭，只是剩下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养尊处优特权吸引力及其凝聚力。于是财政收入就是官场政绩考核的利益硬指标，GDP就是公开迷糊公众的政绩形象标志，特别是在贫穷社会主义的现实中国面前，拿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愚弄人民的最典型方式就是把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解决温饱问题作为“改革开放政策”成败的检验标准，而且是唯一的不会发生明显争议指标，不同于共产主义理想之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指标。

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框架时十分偏重于制度设计，并没有高度重视社会主体的组织设计，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制如何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适应“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当时邓小平也不能把市场经济明目张胆地确定成为目标设计，围绕市场经济社会来构造社会主体或者说怎么样实现社会组织化？社会学对于邓小平面临的社会整合早已经研究的很透彻：使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及其价值实现方式和价值体现方式”达成社会成员的“团结”或者说“内聚力”？这也是胡锦涛提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明之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接受一种务实的验证：这种“内聚力”足以顺利地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行为方式，包括后果和结局。对此，政治社会学指出了五个因素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构成，这就是社会建设需要1，社会成员共享的精神（主义、意义）和价值体系，有助于降低社会认同的分歧，减少协调成本，增进社会共识。这种社会意识的最起码标准是真实性，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被作为一种政治骗局，被利用来维护一个特权官僚集团终身制财政供养体系时，社会共识就已经不存在了，离心离德就是前苏联共产党亡党亡国的历史必然性。同样的共产主义、共同富裕作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共识，如果被官僚特权集团以共产党的招牌通过坑民剥削的方式搜刮民财，共产党就会被人民大众抛弃，共产主义信念就会被等级化特权分割利益的改革开放政策具体颠覆。这当中，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老百姓社会成员之间的共识，是存在差距的，如果政党完全“官本位”，与民间社会成为两张皮，政府就没有对于民间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与基础，依靠财政供养的政党就代表不了人民的利益，社会共识就会被利害关系颠覆。2，通用的社会规范，用以对于社会成员的行为设置限制，包括对于个人、社团党派特别是执政党和官僚集团进行有效约束，让社会共识具体表现为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履行的法律、道德规范，从而主动调整自我行为来满足社会期待，以获得全社会的正面肯定和接纳。3，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权力和权威，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社会历史阶段，具体表现为反对特权的民主权力，以及人民赋予的法律化强制性权力，包括警察军队的正义暴力，不能是为了官僚集团获取特殊利益的镇压人民之权力。否则，即使一次又一次镇压成功，统治阶级的生命力也越来越衰弱，例如前苏联的几十年上百次血腥清洗虽然成功，但是埋藏的离心离德政治隐患注定了亡党亡国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4，社会组织，这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不像小农经济社会那样一盘散沙的突出特征，通过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平台增强人们的互动和互相依赖。这样的社会组织，最重要的是诚实守信，如果围绕经济利益和权势，出现了组织内部的共识让位于物质利益倾向，特别是让位于暴力或者人身依附关系，例如前苏联共产党的执政集团内部关系，就是组织解体的客观危险性。5，社会互动网络，这是社会给予成员提供信任、安全、合作等等平台的社会资本，结果是促进社会成员的广泛团结和凝聚力。

费孝通先生运用这样的研究路线图，建立了“差序格局”的概念，用以定义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是国际上学术界公认的社会比较学研究典范，把传统社会的血缘关系组织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分工组织形态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回归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张力并不能解决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建设为中心”背景下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党组织形式及其派生出来的社会格局和社会约束以及激励机制，都不能完成现代“大社会”的整合任务。如果执政党为核心的统治阶级要想整合全社会，形成统一意志，就必须首先改革执政党自己的组织结构。因为，当代市场经济趋势下的社会成员在自主性、异质性、流动性、依赖性等等方面，已经完全不是半个世纪以前确定基本框架的中国现有政党组织体制所能够顺利把握的社会属性，社会成员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网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共同体，例如传统社会包括政党组织管理都是依附于个人化的支配关系，在利益小集团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瓦解之下很容易扭曲。还有传统社会组织是同乡会的乡亲地缘约束力扩张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及其各地不同经济差距，很明显的阻滞资源流动性最优化配置，集约化的大生产也受制于地方政府“土政策”。这种情况下的执政党，往往是被政府为轴心的局部利益切割分化，迫使当代政治哲学格外关心“公共理性”，当代政治经济学特别关注“公共选择”、“原则政治和利益政治”课题，当代社会学最多讨论的是“复杂社会”议题，然而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领袖和政党权威机构出面支持这些来自于民间的研究，更没有一个共产党红头文件针对这些问题表示切实可行的集思广益社会化讨论。这在实质上是指出执政党划定了自己属于官场的圈子，它对于幅员广大的民间社会只有整合与建构秩序的文化象征性意义，并不能真正的代表民心，也没有占据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文化创新制高点。所以，当代中国的民间社会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失控状态，把毛泽东时代通过对于中国乡土社会自组织体系的拆毁，建立起那些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组织化控制体系，以及城市的单位所有制居住小区同样行使类似于农村的组织功能，统统在农民工人口流动性面前土崩瓦解，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意识和自组织能力，在被动依赖于“等级化特权官府利益”的限制性结构当中停滞于功利性互相利用，整个社会包括执政党的人际关系信任感急剧下滑，结果使得社会离散度迅速增长。出路只能是承认“官本位”的政党定位失去了形成低层劳动者社会共识的根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党路线图需要向“信仰”建构的“信任感”领域转移，一方面在制度设计层面完成消除特权官场的法制化规范，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完成“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观建构。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掌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派性”替代“党性”在老百姓自组织层面获得广泛认同，实现毛泽东与最底层群众的默契，把中间层次的官僚前后夹攻，对比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依赖于各级官僚充当操盘手的模式，真正是天壤之别，执政党完全成为官场的领头羊和坐地虎，已经不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群众组织，即使吸收了许许多多并非官僚的群众党员，但这些人都是为了进入官场而非把共产党变成民间化的群众组织。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政党区别于政府的根本特征，就是政府属于官场，政党属于民间，政党必须回归社团属性，成为从民间社会竞选获得胜利而进入政府官场执政的党派，要以民间社会的市场经济来支配政府的官场权力。期间的社会整合，切入点是民间社会的基层行动领域，自下而上。但是，这种整合所依赖的“价值观”等等政治信任资本，却必须是“全社会”的宏观领域包括政党形成的共识，是执政党首先要探寻“社会共享利益和价值的建立与协调机制”，并且共享利益和价值依赖于人们的选择性认同，而不是研究者和当权者的设计与强加于人，这样的选择性认同必须是开放性的舆论媒体宣传，是不分官僚权势等级和老百姓贫穷富裕的公开化话语权。穷根究底，需要政党与政府不再同构，不再一致追求“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绩工程，而是树立政党自己的信仰及其价值观体系支撑的组织制度。

针对中国发展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政方针及其产生的GDP崇拜问题，余英时教授也提出来“新教伦理”概念，寻觅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因时以“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著称于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成功的范例，西方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和法制，还有文化与精神的缘故。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韦伯理论的比较与结合，说两者包含着有益于启发“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方法论，足以证明中国传统宗教信仰曾经对于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韦伯理论的经典论述是竭尽全力说明：中国的传统宗教信仰与文化无法引导出类似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文明。在权威经济学论证当中，最突出的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财富早已经达到了中国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许可达到的程度。包括余英时教授在内的众多中国学者，都对此不予理睬，注重于中国特色，竭力避免“西方中心论”的预设，却是国内外学者共同认定经济发展需要“信仰”的支撑，至于具体的“信仰”体系架构，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在中国香港市场经济形成于西方殖民地期间，还有中国大陆晚清时代鸦片战争带来民间经济空前发展等等典型案例，都并不看好“信仰”对于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率。同类型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处于美国军队占领状态下的经济发展，可谓是活生生的“全盘西化”典型，至少是基督教信仰明显与民族宗教信仰竞争的场所，可是它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传承是对比中国大陆共产党统治局面下民族特色更为显著的世界性典型，在中国传统儒家礼仪、道德、理念等等方面，都要比官府严格控制意识形态的中国大陆做得好，至少没有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类扫荡传统文化精神的浩劫。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针对中国大陆晚清时代鸦片战争带来民间经济空前发展等等典型案例，说那时候全世界都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大生产大市场，世界不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国家拼成的，而是市场化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和他同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布者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工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完全能够自由自主地创造出来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包括相应的思想意识，而不是先有社会意识的“标签”来设计经济基础，例如前苏联那样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要以暴力强权来推行“社会主义”标签，强制性地设计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推行到社会各个领域，结果是空前的经济发展同时出现空前的离心离德，根源在于特权统治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违背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规律，造成了官场与民间社会的分裂而出现“空心化”政治，也就是不得人心的“政治设计”导致整个社会的“空心化”离散。所以，只要执政党在工业化社会生产力面前专注于通过政府平台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放开对于民间经济的管制，人民大众自然而然地能够创造出来市场经济发展及其所需要的信用、契约制度和支撑这种人民立法权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这样的经济基础是以科技生产力为代表的理性化自为社会组织形态，足以孕育适用于这种经济基础的思想文化之类社会意识等等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遗憾的是常常被具有封建主义暴力强权属性的皇帝意识统治者站在愚民政策立场上加以否定，前苏联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统治者，千方百计自上而下设计一整套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体系强加于人，以至于戈尔巴乔夫设计了自上而下的官本位改革运动，以为总统制的政治权力能够自上而下发放民主法制建设成果，实际上已经失去民心，酿成亡党亡国的历史性悲剧。

毛泽东曾经说过“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是孕育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件，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和共产党结成同盟军的孙中山先生虽然与西方的基督教以及议会民主制度走的更近，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他的政治生涯里面分量很重。共产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苏维埃政权的前苏联政治模式，在“全盘西化”的接近程度上，甚至要比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套用西方政治模式来的更加彻底。只是西方理念和模式必然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时就必须适应具体国情实际，否则就站不住脚根。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全盘西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谁都做不到“全盘西化”，拿着“全盘西化”当成黑石头来打人时，潜台词是你提出来的政治主张不能危害现有政治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例如戊戌变法。袁世凯把戊戌变法的主张在随后都扭曲地实施了，却并没有让中国兴旺发达，原因是脱离群众，梦寐以求几千年中国封建主义传统的皇帝特权地位。这说明中国的皇帝特权传统是落后的，“以民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前苏联模式，都是来自于欧洲的西方先进事物，不是中国的本土化产物，这两种类型的“洋货”早已经使得中国大陆“全盘西化”了，只是模仿前苏联与模仿美国英国之类“全盘西化”有所不同，主要的立足点是“官本位”权力利益责任制，不是民间社会为本位制的权力结构。这两种“全盘西化”一直都是斗争不休，甚至你死我活地殊死搏斗，但是本质上都在于“后发优势”，都想要模仿成功者的路子来发展中国，区别只是跟着前苏联还是跟着美国？邓小平比较有灵活性，看到了中国就是一个后起之秀的角色，没必要拿着姓“社”还是姓“资”的标签瞎忽悠，哪一个先进就让中国学习哪一个，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样的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试验区，具体就是学习香港的经济模式。一开始深圳特区只有党工委及其特区管委会，而且是党政不分的合署办公，没有人大政协之类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官府的管制是最少的，也就是说“管事越少的政府越有利于社会发展”，深圳特区因此成为全中国的领头羊。随着深圳市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警备区等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党和政府领导机构越来越完善，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就越来越多地进入经济发展主力军领域越来越多地要求强行分割蛋糕，深圳市与中国内地城市之间的区别就越来越小，比较优势就越来越少，官府的管制就越来越多，权力腐败就与日俱增。于是乎，深圳市许宗衡市长卖淫嫖娼贪污腐化的丑闻早已经不值得人民大惊小怪，司空见惯的官僚主义使得深圳市失去了特区的特色，完全适用于彼得向上爬原理所说的“依据过去成就爬上去的往往不能胜任更高级别角色”，2012年一季度前两个月深圳市规模工业增加值730.65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个百分点，销售额减少5.4个百分点，迫使深圳市奋起直追民间化的特区温州市金融体制改革。2012年4月推出深圳市政府的《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义》，开展金融创新的活动。深圳股市作为其风向标，在急剧的波动性当中让热心经济投资的老百姓，又一次被官本位的特权投机“打劫”钱财，中国经济发展的临界点已经不是经济本身，而是操纵着经济的官府苛政猛于虎。官府政治强势已经让中国经济空心化，而这一切都是执政党和政府“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运作结果，是官场生育市场、管理市场的必然恶果。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在农村是以家庭承包制发展经济，在城市化改革进程中是以企业为切入点，面对城镇企业过去都是公有制的各级政府下属单位，在承包制大败局之后实施“抓大放小”的变卖家产方式由地方政府把中小企业基本上卖完了，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垄断性的公共服务类型的企业。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政府公有制企业依靠垄断性牟取暴利的时代，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没有给予中国实体经济带来世界性的先进生产力发展，地方政府那些垄断性公有制企业更是直接酝酿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以军工企业集中的重庆市为例证，“三线建设”造就了制造业本来是重庆市巨大的优势，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更是给予重庆市巨大的机遇，2011年重庆市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6.1%水平，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在全球范围内也独占鳌头，但是却危机四伏。原因在于重庆市代表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软化预算约束大背景下“以土地、金融杠杆化”支撑“官本位”拉动型经济之危险性，中央政府给予重庆市那种早已经在中国大陆横行无忌多年的“优惠招商引资竞争性政策”升级版，也就是出卖老百姓长远利益的换取外商大资本家投资，政府直接组建公司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项目和固定资产投资。重庆市财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重点项目投资里面国家资本占比67%，市场资金占比33%，这一切资金都是来自于政府的融资平台，也就是不搞实体经济的金融杠杆化集资，或者说“经济空心化”。重庆市以政府金控公司“渝富公司”统领八大投资公司，主要依赖于财政支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项目投资、土地增加值、国有股权等等非实体经济资金来源（也就是依靠发行钞票而非兴办实体经济赚钱积累财富形成的资金流），在此基础上又利用扩大的资本金，展开金融炒作以扩张融资规模，八大投资公司资产总额4139亿元，负债额2500亿元，资产负债数量的快速攀升是关键在于土地经营和金融杠杆化运作，重庆市政府规划明确显示土地增加值的绝大部分收益要收归政府所有，构成了各类投资项目资本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金融机构乐于提供金融支持的基础。这种土地资本的获得，首先是中央政府给予了重庆市“两江新区”的政策支持，使得重庆市成为内地唯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重庆市的政府支出2011年3961亿元，收入2908亿元，两者形成财政赤字1053亿元，占比GDP的10.5%，全国的财政赤字占比GDP的1.1%，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重庆市的财政赤字完全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买单。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行于各个省市自治区，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率依赖于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炒作，在政府融资平台模式被发明出来以前，官府的手要想拿钱花费，就被“现金收入决定现金支付”的刚性约束住了，投资规模受制于财政收支平衡以及未来现金流预期。而在政府融资平台的操盘手利用金融市场杠杆化机制之后，财政开支之类的资源被整合为资产负债表的资本金，通过各类金融工具的衍生操作，就能够获得翻番好多倍的资产膨胀化效果。例如，旧模式财政里面的1亿元政府开支，只能是支撑1亿元的投资。但是，如果这1亿元投资作为资本金，撬动政府征收土地获得土地增加值4亿元。这里合计5亿元的资金，再一次作为资本金，在负债率65%的水平上，就可以承受9亿元的银行信贷资金。此时此刻，政府最初的1亿元总投资，就可以放大到14亿元。而且，按照中国大陆的现行金融政策规范，政府暂时不必要考虑还本付息方面的压力，依靠资产增加值足以说服商业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持。

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债务平台模式通过土地、金融特别是垄断性控制市场投资的权力，就能够以融资平台绕开中央政府关于地方政府不得举债的规定。“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表现为政府“经营城市”的投机老板行为，思路就从关心经营损益，转变为资产负债表管理，虚假经济数据就演绎了“数字出政绩工程、出升官发财”的闹剧，即使不捏造虚假数据，让负债额度持续升高也是不会很快崩盘的，升官发财走人有何不可？问题是重庆市王立军事件爆发，中央审计署报告重庆市在2011年区县政府的债务就有2159亿元，市政府的债务在4000亿元水平上，合计6000亿元以上的债务，可谓债台高筑。同期重庆市财政收入增长率46%，居民收入增长率15.5%，重庆市政府支出与民众支出增长速度之比高达374%，却要大喊大叫“共同富裕，降低基尼系数”，也是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与此同时，外商投资的税收贡献率不到重庆市政府财政收入的3%，增长率只有5%，重庆市财政收入对于土地房地产的依存度超过60%，市场主导的投资没有完成计划要求，企业景气度同比降低10%，企业家信心也降低12%，整个区域经济的空心化无容置疑。

重庆市的情形是全中国各个省市的经济同一个模式产生的结果，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工信部长李毅中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对媒体说：最近几年中国确实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趋势，实体经济空心化不容忽视。依靠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发展的格局被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等等投机性给绑架了，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操纵经济发展的模式存在问题。同时期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五年来，第一次提出了“政府改革”问题。但是，政府作为中国经济的投资主体和操盘手定位，并没有被执政党怀疑和意图改革。中国经济依然是投资拉动型的，2012年一季度的内需将近12%增长率并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商务部明确国内商品零售额增长率15%才能够保障GDP拥有7.5%的增长速度。中国实体经济不仅仅是遭受金融歧视，资金链紧张和高利贷盘剥，而且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是必然的压力，潜在的民间经济增长因素被政府投机性垄断强势压抑，政府项目已经没有明显的潜在发展能力，农村人口减少直接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和低素质，经济空心化殃及所有的经济领域，迫切需要政府逐步退出投资大老板的角色，一心一意搞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工作，而不是当前这样的政府成为“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一经济主体。对此，简单化地要求政府职能转变，肯定会遭到官府既得利益占有者集团的反对，需要深刻地剖析利弊。

针对GDP崇拜的尖锐批评之所以不能形成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支持“幸福中国”的刚性结论，主要原因是GDP并非“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性标志，经济效益及其给予老百姓经济收益就可以与GDP崇拜划清界限，“幸福中国”本身离不开经济效益和经济蛋糕的规模。何况，“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依然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荒废思想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因此，应当看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当代改革开放政策产生“负面影响”恶果的路线图，才能够有的放矢。最敏感的问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直接引致了分配不公平、金钱至上、实体经济衰退、投机性圈钱毁坏社会信用体系，这些“负面影响”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并没有因为几百年经济发展而必然发生，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结果。追根溯源，不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命题错误，而是怎么样实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图存在扭曲经济发展规律的严重缺陷，例如发展经济的主体已经不是企业而是政府，获得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实利益的是官商勾结的权贵集团而非劳动人民大众，经济发展以政府融资平台来进行经济泡沫膨胀化操作，以民间经济为代表的制造业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被迫纷纷倒闭。相应的，外商投资和中国富豪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官本位操作平台上，享受到超国民待遇而且拥有法律依据，这种法律政策就是招商引资优惠政治待遇，有钱人能够成为官府操作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入中国政治强势圈子，直接剥夺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权力。这就是说，“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官本位的政治经济垄断性扭曲了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发展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官僚资本家服务”，也就是方向性的错误，需要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定位成“为人民谋利益”。这种情况下，在普世价值观念的支撑下，“幸福中国”才能够矫正“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官本位扭曲状态，避免和纠正“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良后果。

众所周知，邓小平确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政方针在导向性定位方面，总是以党和政府的官场生育市场并且以经济指标作为检验政治政策的唯一标准，使得改革开放本身具有了“官本位”的操作路线图属性，官僚集团成为“中国改革”的动力源泉。这种来自于官场上层动力机制的改革，运作模式必然是经济领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以至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摆脱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市场经济总是步履蹒跚甚至举步维艰、步履艰难、步步惊心。例如，改革开放政策总是以放松官府的管制为第一步骤，党和政府的权力就是限制民间经济活力，减少这种官府权力就是放权让利于民间市场经济，官僚与老百姓的经济发展权力之争已经不言而喻。深圳市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就是党和政府“放权让利”给老百姓的典型，具体就是把过去闭关锁国的边境贸易加以开放，吸收直接来自于香港的投资进行“三来一补”加工业。伴随着中国内地的外商直接投资节节升高以及产业升级换代，资本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不再如同往日那般稀缺，取而代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如何避免无效投资？如何合理配置国内资本？如何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深圳经济特区的“以开放经济招商引资带动产业开发”的改革开放政策实现“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之路径，明显的失去了特权色彩，不再是经济特区所特有的优势。哪一个省市地区能够拿到中央政府的经济技术大投资项目批文，它就是真正的特权之“经济特区”，因此“跑部钱进”的走后门贿赂中央政府部委买通中央集权制度的掌权者，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官本位经济发展必由之路，权力腐败成为高官厚禄阶层操纵改革开放政策蜕化变质坑民的普遍现象，茅台酒进贡上级官僚的穷奢极欲风气形成当代中国的特殊奢侈品公款高消费强势。这种政府充当经济项目投资主体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政方针，使得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多年来的实践以全世界20%的人口，耗用了全世界30%的资源，却只提供了全世界8%的商品和服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给予老百姓与官僚的公平原则，如果说邓小平搞的是资本主义却没有让人民得到西方福利社会待遇和经济高效率好效益，只有吴敬琏等人说中国是官商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人民还比较现实。官场决定市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北京奥运会2008年以来声势浩大，累计增加货币供应量31万亿元，90%以上被各级政府、国有企业挥霍一空，同时产生了30万亿元的债务，使得已经有30%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陆续倒闭，并且还在不断发生新的倒闭与产业空心化。因为中国的资源承受不起这种消耗战的折腾，全国近年来每年需要消耗钢铁铁矿石8亿吨、石油4亿吨、煤炭36亿吨，而中国已经探明的储藏量仅够使用石油5年、铁矿石5年、煤炭30年、天然气30年，从此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需要资源全部依赖于进口，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已经亏空1.3万亿元，用于供养官僚的财政支出已经占比财政支出的44%，各项税负已经占比GDP的40%以上，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降，人民币汇率适当放开和人民币贬值以及外贸进出口下滑都表明中国经济探底趋势不容忽视。严峻的形势恶化状况倒逼中国必须进行攻坚克难的改革以杀出一条血路，至少是改变“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官府滥发钞票支撑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发展之路径，原因是1978年到2011年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实践是广义货币总发行量成为世界第一，截止2011年10月的广义货币总发行量余额79万亿元人民币，而1949年10月到1979年10月的广义货币总发行量余额只有860亿元人民币，改革开放32年的人民币广义货币总发行量已经超过了新中国前期29年总和的910倍，全社会90%以上的财富积累已经被官府通过超发的货币榨取，人民币的购买价值正在以每年以15%到20%的速度锐减，恶性通货膨胀已经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政方针成为指鹿为马的祸国殃民路线图。

这种情况下，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深入持续性进行的同时，大刀阔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科学实验。首先为全国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改变为“幸福中国、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取得成功经验，叫停全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应的建设项目进行重新评估和民间化改革。第二，创新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改革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和政府分工，政府逐步转变为仅仅是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直接由公民竞选产生，人大政协具体负责选举工作，砸烂官僚铁饭碗。第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专职化并且直接由公民竞选产生，人数控制在财政许可的范围内。第四，执政党具体主管民生利益，主要发挥社团和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作为公平公正公开政治主体，其党委机关要精兵简政，主要是领导人民和人大政协酝酿立法与监督政府工作。第五，废除官僚终身制财政供养模式，全体深圳市公民统一获得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公开化公平待遇，同时砸烂官僚铁饭碗，实行任期限定制度。第六，竞选官僚职务的公民必须公布家庭财产和个人财产，直接引进香港廉政公署的制度规范，取代纪检委、监察局、反贪局、预防职务犯罪局等等叠床架屋的腐败化低效率廉政体制。第七，确定《工资管理条例》和《税收项目与听证会管理条例》、《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试行办法》、《民间金融机构设立与监管试行办法》，保障劳动人民利益，打击投机化投资炒作行为，鼓励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第八，制定《依照宪法管理新闻的工作条例》，实行新闻舆论的自由自主自律制度，取消党委宣传部对于新闻界的管理权，对于新闻造假等等行为依法追究责任。这样的八条改革意见，是针对长期以来“官本位”的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公路收费的“买路钱”起源于政府贷款修桥修路，使得高速公路成为利润率最高的产业化领域，赚钱高于煤老板等等暴利领域，可是作为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就屡禁不止。凡是坑害老百姓的税收物价在中国都很容易由官府强制推行实施，柴油价格破八元，税负领先世界水平，人民大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引起了中央政府改革事业单位的冲动，从2008年就在重庆市、广州市、青岛市、山西省等六地开展改革试验却进展缓慢，于是201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向社会发布，如同房产税的试点受到整个官本位法律政策体系限制而无法对于房地产市场起到预期调控作用一样，事业单位改革被认为是官场主体寻找替罪羊，实际上不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不能对于官僚体系蚕食经济成果起到有效限制作用，对于公共服务的优化提供作用十分有限。根本性的缘故在于事业单位主要分布于教育系统，教师并不是能够扭曲中国经济的主体，最大的经济祸害即政府融资平台在这样的改革面前依然如故。真正有效的改革措施应该是确定无误地公开宣布所有的官僚一律取消终身制财政供养，必须限期内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情况，否则立即辞掉官职并且接受调查，尤其是现有官僚在五年内陆续全部退出官场，任何人在官场停留时间只能是最长五年，间隔五年后可以第二次进入官场任职；全体中国人一律平等获得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等社会保障，这要比十个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都更加能够激活国内消费需求，实现中国内需拉动经济的目标，特别是没有了以当官作为人生定位的可能性，人民大众兴办企业，以经济立足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事业单位的问题自然而然获得良好的解决，否则将来改革党和政府官僚体系又会对于现在的事业单位改革出现自相矛盾的闹剧，例如教育机构在中国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当中数量最大，按照现在公布的改革方案解决不了中国公办大学贷款扩张校园房地产建设的众多致命性问题，中小学的义务教育实际上被重点学校重点班以及高价补课费等等教育产业化客观现实扭曲成为低劣化教育的代名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是因势利导把所有的这种公费支撑的赚钱教育面向中国人，实名制进行资本化民间化改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与龙门钢铁公司的公私合营办大学成功方式值得研究，至少能够使得大专院校的国家投资被资本化而腾挪出来一大笔资金，用于解决原先政府融资平台造成的资金漏洞，也有利于把海外投资赔钱赚吆喝的资金用来首先发展中国的先进教育，对于贫困地区的中小学义务教育实行本地人股份制出钱与国家原有资本相结合的制度，强化公民的责任与民众公共管理替代单一的官府垄断性管理，广泛实施希望小学之类公益性慈善基金建设中小学义务教育基地的公开化监管与资本化可持续经营相结合制度，给予贫困地区的中小学义务教育教师待遇实行高于公务员工资水平的职业化优待。这也是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剖析中国人为什么要比美国人贫困的原因时，所说的中国政府没有在“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政方针里面具有资本化的意识，徐群贵在《再造政党、再造共和、再造中国》一书当中论证这是封建主义的地主财富意识，不是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理念，具体的例子就是全中国大陆2000多个县政府占有着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公交公司、市政建设维护公司等等公共服务性企业，每一年的收入都很稳定，风险性很低，在美国和中国香港台湾都是理性化的证券化对象，假设每人每年的水电费公交车费500元，7亿人口的中国城市城镇拥有3500亿元，如果把未来50年的这些收入资金流进行证券化，就可以达到175000亿元这17.5万亿元提前变现的资本，当然可以解决当前中国地方政府14万亿元左右的债务问题。中国政府大量投资建设的大专院校如果这样的实行资本化，还可以腾挪出来至少10万亿元的资本，完全可以解决中国铁路建设等等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关键在于如此操作就能够有实力进行国有企业的全方位改革开放，彻底根除“官本位”的垄断性经营困境，包括解决中国的能源发展困境。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方案能够解除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捆绑机制，把人民币的定价权收回中国的资本市场，让中国的金融市场依附于资本市场定价权，进一步针对内需市场的活力使得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拥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定价权。诚如郎咸平教授所说的，中国人一年工作2200小时在全世界是最劳累的劳动者，为什么收入水平一直止步不前?首先是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通过定价权进行剥削，进口原材料是华尔街的金融资本控制中国的购买价格，出口销售是欧美产业资本控制了中国的价格，要想摆脱这一切就必须是建立良性循环的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消灭股票证券市场的官本位特权操纵股市盘剥老百姓，实现民间经济支撑的资本市场定价权机制。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发展经济的成果面前收入跑不过通货膨胀，官僚集团为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绩工程滥发钞票进行钢筋水泥建设和反复拆迁的劳民伤财腐败操作，其罪恶工具就是政府融资平台及其依靠的官僚铁饭碗，务必需要让全部官僚限期下岗并且接受审计调查。这时候的社团建设就要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率先进行的社团登记制度改革，就明显具有了先进性优势。

提出来上述这样的改革方案似乎是在剥夺官府的一贯权势垄断性，意欲彻底阻断官府强势充当经济操盘手的利益冲动，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中长期问题，不是经济增长率是否在某一个受到要素资源限制而突然减速，而是具体操作经济增长的主体之实体经济企业被政府投机投资公司取代，这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引致了整个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这种系统性风险已经在吞食经济成果。所以，进一步改革开发的突破口在于政府及其背后的掌握者之执政党，既要党和政府决策层能够以时不我待的决心加大力度尽快推进经济发展转型，更需要党和政府不再沿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思路来大包大揽操纵经济，而是以壮士断腕的气魄主动退出经济领域的大资本家角色，放弃金融垄断性权力，全力以赴制定和监管落实适用于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大扫除那些特权化的官府本身阻挠改革开放向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形色色羁绊。政府超发货币就是寅吃卯粮的透支财富，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和先进技术的今天，象中国这样的特殊大国决不能满足于经济规模的表面性GDP扩大，而应该从资源和先进科技的稀缺性、垄断性视野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必然面临技术性瓶颈与资源供给刚性约束。如果说美国寅吃卯粮的发展模式拥有美元霸权能够掠夺其他国家以转嫁危机，包括军事化暴力侵略其他国家以获得超越经济收入幅度的巨大利益；那么，中国长期以来并不具有更高经济效益的增长模式，在显性化风险方面，主要是政府投资好大喜功引起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一切恶果都不能转嫁给其他国家，唯一的只能是在内部循环当中得到解决，出路只能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投资惹的祸就要让政府砸烂自己的铁饭碗来解决问题，不能再一次激起民怨沸腾。可以想象，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是美国3倍的中国大陆，要想维持年均8%或者更低一些的7%增长率，所要付出的资源消耗代价和环境污染代价有多么巨大。政府投资既然已经是洪水猛兽，就需要剖析政府行为背后的政策支撑，这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把官府经济政策拉动经济发展确立为唯一的可操作性路径，这种出发点就是政府成为经济主教和主角，不允许老百姓从民间社会出发在经济市场自身产生内在的生命力，也就是不允许民间经济能够依法生长和长期发展。

此时此刻的政党组织体制并没有回归社团党派之民间属性的蛛丝马迹，中国改革仍然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意志以及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意愿之暗合，折射出来并非默契的“改革”规则缺乏民主法制弹性规范而显示制度的暧昧特征，一直不能有政策透明化的监管机制维护政治清正廉洁。例如，中国政府试图借重证券市场的功能进行资本合理配置，却因为股市的特权“官本位”制度设计使得官僚集团成为兴风作浪的操盘手，利用证券市场对于老百姓股民肆无忌惮地进行盘剥，上市公司的专家型独立董事没见一个人站出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良心和科学发展观，假冒伪劣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及其内幕交易包括老鼠仓横行无忌，赤裸裸地让官场把股票市场变成为出卖政府信誉的权力圈钱诈骗犯罪合法化平台。但是它们共同体现了党和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能够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最显性化的经济指标要求。实际上，这里的证券市场乱象丛生，起源于它在中国最基本的体系支撑亦即银行业金融市场“官本位”体制规范，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中央集权制度政策控制力，没有省市政府的金融分灶吃饭权力，可是古今中外的一切民间金融市场的监管都只能是让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够切实有效地把高利贷扭曲的民间金融市场回归正常资金价格状态。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现代经济学一致确认，金融业的根本意义就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和西方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等等资源配置模式都共同缺陷是没有考虑货币化的财富形态才是市场经济的资本，必须由金融货币体系在识别市场风险与机会的过程中，促进实体经济的更好发展。FT中文网财经编辑徐谨在《金融改革事关转型成败》一文里面，深刻论证了中国经济在2012年之后的发展依赖于转变发展模式，更有效率地使用金融手段来实现资本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必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不能再依靠政府充当特权集资的低效率投资主体操作中国经济发展。

这当中资金的定价权是金融市场被资本市场支配的关键，也就是说金融证券市场都是必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如同政治上层建筑是依赖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但是金融和政治又是对于实体经济生产力具有强大的反馈控制功能的。由货币化处理土地矿产资源等等财富入手形成资本市场的作用力切入点，在一个完全依靠民间化信用的契约机制来支配的公平正义环境保障下，让一切财富都能够在市场自由流动，诚如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所说的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的贫穷？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所说的为什么中国人忙忙碌碌每一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却难得发财？根源之一就是中国人的财富没有能够货币化，从而不能在市场里面具有流动性。中国房地产暴发户和煤老板牟取暴利的原因都是土地矿产资源没有货币化，更没有成为资本市场的支撑点。这一点，在美元的货币发行制度以及全世界资金、石油包括所有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形成机制当中，都集中表现出来“经济民主化”的民间信用契约、宪法及其法律体系公平正义的可操作性，是要比“经济建设为中心”更重要的市场经济基础，是塑造市场经济主体民间化的反对“官本位”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先天克星。

因此，“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金融体制改革阶段，就必须转变为“公平正义”维护民间化信用契约的民主法制为重点。世界银行和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也是忽视了这一点，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被公开反对《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研究报告的杜建国说成为该报告的实质性操纵者核心，而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相应经济资源配置主张也的确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反对中国土地矿产资源货币化可流动性”阶段，面对中国政府的融资平台进行资源配置之时就马上失效，更在中国老百姓社会保障基金遭遇货币贬值等等压力之际，不能成为官府进行相应的资源配置最优化决策之可操作依据，因为海内外的成功经验是让老百姓依法自由自在独立自主地掌控自己社会保障账户里面金额，具体操作“如何进行规避风险？”这种情况下的老百姓才是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的真正实践者应用者。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等权威机构共同地促使中国政府把人民币捆绑在美元外汇的坐标系上面，使得中国丧失了货币的独立自主权利，从2005年至今中国完全成为货币体系傀儡化的欧美日本等等西方经济殖民地，导致中国在全世界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尝试的时候畏首畏尾，手里没有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人民币如同在世界市场汪洋大海里面的无锚小舟，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

相比之下，从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的美国经济，为什么能够有惊无险地不断发展，始终保持最富有的财大气粗状态，跟其他国家的首要差别，不在别的，而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都能够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在美国，如果有公司股票价格大幅度上升，美联储就相应的增加货币投放以表现这部分增加的市场价值。于是，美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发展，其美元货币发行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甚至，期货一样的矿藏，也能够作为资本产权，在资本市场支配下，让美联储增加发行美元。例如，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新发现了一个大油田，储量惊人地达到了一千亿桶，该公司的股票价格立马上升，市值相应的增加了5千亿美元，相对于投资人的财富增加了五千亿美元；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要求兑现股票投资利润，只要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包括股民普遍认同美孚石油公司的新估值，就会有人愿意向该投资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货币使其兑现。在这个过程中，美联储并没有投放货币，美国财政部也没有印刷更多的美元钞票，可是货币流动性却不一样了，表明美国的货币决定权在资本市场，而不是美国政府。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和中国现在的中央银行完全不同，严格的说美联储不属于美国政府，更多的受制于国会，官僚结构介于法官和中央政府政务官之间，任期比美国总统还要长得多，甚至美联储不象是一个货币发行机构，仿佛就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二传手，美元发行完全由美国的资本市场决定，这个资本市场实际上控制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接操控国际市场，因而美元成为经济决定的世界货币。美国的资本市场具有虚拟特征，但根本意义上还是以实体经济资本为基本点，使得中国学习这种货币发行机制包括当前已经是追随美元来发行人民币的情况下，必须明明白白以实体经济的资本市场为中国货币发行出发点。这样的资本市场把美国的一切财富都能够变成为流动性的增值化货币财富，不会象中国这样遭受美元及其支配的人民币货币贬值而损失含金量。中国的绝大多数资产却都是没有被资本化的财富这些财富就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价值，所以不是资本。徐群贵在《国有企业和银行业垄断性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论文当中证明美元的生成机制值得中国借鉴，认真对比分析中国的土地为什么不能成为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财富？只有当政府强权进行官商勾结征地之时，农民的土地才能以贬值的方式买卖转化成为金钱。这就是中国官僚强权掠夺性吞食老百姓弱势群体利益的经济机制，是封建主义财产占有者的千百年来一贯制的方式。马克思《资本论》没有研究过这些，马克思研究的是法律平等的雇佣劳动关系，没有封建主义政府皇帝特权的超经济强制兴风作浪。所以，中国今日的政府直接投资操作经济赚钱的体制，在客观上远远落后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家，是名副其实的封建主义反动机制。

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主要方面是官僚集团整体获利远远超过老百姓收入的好多倍，中国官僚与老百姓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官本位”的垄断性权力通过“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图剥削压迫中国人民，而不是市场经济竞争性引起的不公平现象。对症下药的改革开放举措，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来依法自由自在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谋利益谋幸福，而不是继续让垄断性的官府特权利益集团以皇帝官老爷身份来向老百姓发放“利益”，恩赐“幸福”。所以首先拿公务员的工资和铁饭碗开刀，才能够尽快形成全体中国人民以发展生产力来定位人生目标以及未来成果预期，必然带来内需市场拉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共产党及其政府如果把自己的定位确立为“人民的老板”或者甲方，向劳动人民发放“幸福”，它就是脱离人民大众的历史垃圾，无论有多么响亮的政治口号都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官僚集团几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中贪得无厌，已经是欲盖弥彰，就象甘肃省一些农村低保户作为贫困人口领取一百元左右的救济款时，必须接受官僚集团800元的一只羊，官僚给予老百姓的小恩小惠永远没有衣冠禽兽剥削劳动者的多。人民，只有人民，才能自力更生获得劳动者应有的幸福、利益与权力、尊严。2012年4月18日星期三

——与时俱进修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具体升级深圳经济特区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摘要】：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图，明确“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经济挂帅引起了物欲横流的道德滑坡与信仰危机包括商业信用危机和政治信任危机，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矛盾的持续激化状态，官僚集团铁饭碗与老百姓生存危机感形成了旗帜鲜明的对照。政府融资平台成为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特权支撑下的官商勾结成为党政机关围绕经济发展完成政绩工程指标的充分必要条件，官本位的政党体系和官僚工资收入灰色收入远远高于劳动人民收入水平的体制刚性约束，需要执政党率先垂范改革开放自己的政治体制，通过社团党派的组织化民主来发展一人一张选票的空洞形式化民主。坚定不移地厉行“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一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义无反顾地砸烂官僚集团铁饭碗，实现官僚定时批量退出官场的机制和全体中国人统一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标准的基本福利社会，在联邦制的框架内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郑重宣布中央集权制度是封建主义皇帝政治体制而退出现代化中国的历史舞台，通过社会自组织功能的培养和发挥作用来实现人民民主直接操作的法制化公平正义，使得人民当家作主首先做到幸福中国、信誉中国、人民中国，彻底改变党国捆绑的特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