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汤申德与经济学

查尔斯·汤申德（1725—1767）因为《汤申德税法》而在历史上留名。1767年，英国议会在财政大臣汤申德建议下，通过一个新的税收法案，规定从英国输往北美殖民地的茶叶等征收进口税以弥补英国由于土地税降低导致的税收减少，并规定税收人员可以进入私人住宅搜查违禁品。该法案遭到殖民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波士顿地区出现激烈的抗议示威活动。1770年，英军镇压抗议群众，导致“波士顿惨案”发生，进而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个人的作用和影响总是有限的。但是，遭逢如此剧烈波动的时局，又处在重大变局的漩涡中心，汤申德于是被看成是引发灾难的罪魁祸首。无论汤申德的政治业绩如何，也无论他对英国或者美国甚至对世界政治历史的影响如何，对经济学来说，汤申德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汤申德对经济学的历史贡献与斯密有关，正是他聘请斯密担任家庭教师并提供终身资助，才有了斯密的《国富论》，而有了斯密的《国富论》，才有了现代经济学的产生。汤申德早年就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同情者，年轻的时候曾经著文反对出口补贴政策。在休谟的自由贸易思想得到普及之前，在斯密建立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现代经济学体系之前，自由贸易思想是一种新颖的思想思想观念。汤申德似乎注定要成为经济学诞生的助产妇，他曾经做过两次“努力”，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迎来了划时代的变化。

1754年，汤申德向剑桥大学提供一笔奖金，奖励优秀的论文创作，以促进贸易理论的研究。他亲自拟出的论文题目中，第一个叫做“贸易对道德的影响”。这个来自孟德斯鸠观念的题目显示出汤申德对自由贸易的期待。剑桥大学对是否将经济学作为学生的研究领域还存有疑虑，对“贸易对道德的影响”也持怀疑态度。在剑桥的教授们看来，贸易领域的腐败已经严重恶化，贸易对道德的影响已经无从谈起。剑桥大学收下了汤申德的奖金，却删去了汤申德的论文题目。汤申德感觉受到了欺骗和愚弄，他拒绝宣读获奖论文，也不再提供资助。汤申德推动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失败了。

汤申德第二推动经济学产生的努力通过资助斯密得以完成。1759年，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这本书在伦敦一面世就引起了轰动，英国思想界的名流们，包括伯克、吉本、休谟等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汤申德也为斯密的才华所折服，决定聘请斯密担任他的继子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陪伴他到欧洲大陆游学。斯密本来对英国上流社会的游学风尚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而休谟也来信加以劝阻。但是，汤申德提出的报酬条件实在太诱人——游学期间提供所有费用及每年300镑酬金以及游学结束之后每年300镑的终身年金——这个收入是斯密做教授收入的两倍多。斯密接受了汤申德的邀请。

1764年，斯密陪同巴克勒公爵来到法国的图卢兹。除了参观教堂，浏览河山，参加宴饮，实在没有太多可以持续激发斯密兴趣的事情。闲极无聊之下，斯密开始整理他任教期间讲授过的经济学的内容。他给休谟写信说，因为无聊，出于打发时间的考虑，他开始写作一本书。这就是后来成书的《国富论》。说经济学历史最伟大的那一部著作产生于作者的无聊，这种说法本身让人觉得无聊。但是，以斯密散淡的个性，如果不是因为闲暇或无聊，如果不是出于打发无聊时光的考虑，很难想象他会什么时候动手写作《国富论》这样的皇皇巨著。从1764年开始写作，到1776年出版，前后用了12年时间。在这么长时间里，斯密能够专心致志写作，因为有汤申德给他提供的每年300镑的年金。如果没有汤申德的资助，斯密还得从事繁忙的教学工作，在加上斯密身体不是很好，生性又有些懒散，即使他一时兴起开始写作，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可以完成。——能不能完成都是一个问题。所以熊彼特说：“经济学应该感谢巴克勒公爵，正是他使斯密能够在经济上自立，从而有闲暇来写《国富论》。”（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P284）

说汤申德的“努力”推动了经济学的产生，只是为了对汤申德的“善行”表达敬意。其实，他对经济学所做的一切，并不一定出于推动学科发展的使命感，也许他还没有这样的觉悟，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为剑桥大学的“贸易理论”研究提供资助，也许出于博取闻名的需要，而聘请斯密做私人教师，不仅纯粹出于个人或家庭利益，甚至还被指为利用哲学家的名望提升自身及家庭的影响。不过，不论动机如何，他的“善行”还是结出了“善果”，尤其是在资助斯密方面。这一情况倒是印证了斯密经济学最核心的观念——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可能在无意间推动社会利益的实现，而且比在个人有意推进社会利益的情况下更好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