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野村证券1973年开始拓展中国金融和投资业务，摩根大通1980年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而高盛1994年才正式进驻中国市场。
但是，高盛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创造了令国内外同行羡慕不已的众多“第一”，甚至是“唯一”：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第一个外资机构投资中国金融企业股份（平安保险，1994年）；第一家获准交易B股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批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第一家成功地使中国通信、航空、金融以及石化行业踏上公开发行之路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家中标处理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外资机构；第一个组建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中国不良资产的外资金融机构；等等。
从高盛到白宫
在全球范围内，高盛都将它成功的秘诀归结为独到的经营管理。不过外界更关注和感兴趣的是，高盛与美国政界的密切关系。
多年来，高盛向华府输送众多要员。在前任布什政府中，和财长亨利·保尔森一样，很多要职都有高盛任职背景：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塞恩出任过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长；高盛前合伙人肯尼思·普罗迪曾经担任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兼董事长；高盛前任执行合伙人鲁本·杰弗里担任大宗商品期货及期权交易负责人；高盛前任联合董事长斯蒂芬·弗里德曼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任白宫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高盛原执行董事长乔舒亚·博尔顿担任白宫办公室主任；高盛前副总裁罗伯特·斯蒂尔担任财长的国内金融顾问；原高盛全球股票业务主管兰德尔·福特担任国务卿赖斯的顾问。
2007年高盛税前收入第一次有超过一半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其中中国是高盛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高盛在中国市场的成功范本，成为很多国际同行羡慕和学习的榜样。
比如，2004年12月，中国证监会批准高盛与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2002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定：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不得超过1/3。高盛名义拥有合资公司33％股权，高华拥有67％的股权。但是，高华是由高盛借款1亿美元组建的，另一出资人是高盛的重要客户联想集团，当时联想被业内评价为只是扮演“掩护”角色。高盛高华证券近乎100％是高盛控股，这是业内早已公开的秘密。
英国《金融时报》曾就此评论，高盛此举已迫使其他投资银行改变策略，大多数外资银行过去将时间花在收购中国本地券商少数股权的谈判上，现在却希望达成与高盛类似的交易，但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却是个未知数，“也许是因为没有哪家金融机构像高盛那样与中国官员有如此密切关系”。《金融时报》如此评价高盛。
中国企业无秘密
美国大型投资银行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研究能力惊人，信息采集、处理、分析的能力超乎想象。一家大型投资银行对于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在高盛等境外机构的游说下，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纷纷于海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或海外并购。而企业海外融资必须请外资中介服务机构（包括投资咨询、审计、评级等）进行全面、彻底的“家底盘查”。凡是经过外资中介机构周密服务的，都近乎无秘密可言。
高盛因为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突出地位，在中国大型骨干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与中化等中国石油巨头，在股份配售承销、账簿管理、海外并购等各方面都得到高盛等相关美国金融机构的全面服务。
对此，有很多人担心，这是否会涉及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毕竟这些都是事关国家命脉的核心企业。甚至有人怀疑，为何美国对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布局了如指掌？为何国际金融炒家总能轻易利用“中国因素”进行成功炒作？
高盛介入的中国战略行业远不止石油。
电信业直接涉及中国信息安全，在日益走向一体化的欧洲，英法德之间的电信业都是明显的禁区。1997年，高盛担任中国移动40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2001年，高盛收购了中国网通价值6000万美元的股份。其他如金融、汽车、大众传媒、医药等行业高盛早就染指，而且客户往往都是龙头骨干企业。
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盛还担任一些省政府的财务顾问，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中国相关部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推进此发展方案。而高盛与德勤等会计师事务所都有着紧密的业务合作，因此，美国机构对我国中央及重要地方的财政运行状况相当清楚。近年来，高盛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与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事后发表的报告数据，经常出现惊人的一致。
经济全球化下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是一个长期、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与完善党的领导，切实提高执政能力与管理水平，群策群力，就一定能够解决种种矛盾，克服重重困难，有效增进国家经济安全。
首先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民主运动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倡导新三民主义时，曾提出一个口号：“节制资本”。跨国垄断资本在华为所欲为，理当加以节制。世纪金融大危机很显然是垄断资本肆意扩张、贪婪无度的结果，危机也清晰地揭示，节制垄断资本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其次正确对待外资。发达国家健全的法制的确使很多跨国企业在本土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社会责任的楷模、舆论道德的标杆。但是，中国法制、道德环境的不健全，部分政府行政的错位，而在华外资本身已度过“幼年期”，迅速成长为中国市场的重要力量，这使跨国垄断资本的逐利与控制本性开始显露。因此，中国全社会不能再迷信、追捧外资，努力抑制其消极影响，弘扬其积极作用。
再次是彻底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于2007年3月经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始于1994年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的“双轨制”（外资长期享受的税收优惠）就此终结。但是，外资在华仍享受其他诸多优惠乃至特权（如税收减免、廉价土地供应、低劳动保障等），因此，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