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风使舵
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次研究生论文答辩，给我留下很深很不好的印象。由于当时政府力推4万亿投资计划，为政府干预经济张目的言论盛嚣尘上，很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就在这个领域选题。十篇论文中有八篇与此有关，其基调都是为政府干预辩护。我自然相信凯恩斯关于市场失灵背景下政府行使干预职能的必然性的观念，但我对这种学术研究中的“羊群效应”还是很不以为然。
经济学研究现实问题当然必要，经济学理论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也是其职能之一。但问题是，如果学术研究只是一味迎合政策变化，一味为政府行为辩护，其科学性何在？其独立性价值何在？再说，即使是为政府行为辩护，即使是对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理论研究者总需要表现出一点专业水准。那种人云亦云，那种拾人牙慧，那种毫无专业性质和科学精神的见风使舵，其存在价值何在？再说，当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从而需要相应的政策变化时，是可以有多重政策或者策略选择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声音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当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或者一种声音高到可以掩盖和压制所有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这个社会将是危险的。想一想纳粹或者斯大林的时代就会让人不寒而栗。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理应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不同的参考，发出不同的声音。或者是提供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对即将或正在实施的政策发出质疑，提出批评。这是其天职，也是其社会存在价值。
见风使舵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整个的理论界。08年金融危机袭来之际，央行连续十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货币供给。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货币政策一般来说会有六到十八个月的滞后期，就是说扩张货币供应对总需求的影响只能在政策实施半年到一年半之后才显现。经济有其自然的运行周期，也许到货币扩张效应发挥的时候，经济已经走出衰退而步入上升通道，于是，扩张货币政策的后果很可能就是通货膨胀。因此即使扩张货币有其必要性，也应该注意控制节奏；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就不应该对其短期效果抱太大希望。这样简单的经济学道理很少有人理会，也很少有人对密集出台的扩张货币政策提出怀疑和批评。
在紧急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出台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其必要性，但是，就理论工作者来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的各种后果进行分析更有意义。四万亿投资计划出台后，经济学家们似乎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一个一直以自由主义理论家自居的“经济学家”，在央视一档节目中也对扩张政策大唱赞歌。在他的自辩中，因为凯恩斯的扩张主义表现为在沙漠中建金字塔，而我们的扩张政策是修高铁，铺高速，建水坝，盖大楼，因此我们的扩张政策不属于凯恩斯主义。在对扩张政策喧嚣的奉承和吹捧中，很少有理论家对政府投资的效率产生怀疑，很少有人关心政府对市场的大规模介入对市场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很少有人担心国有企业投资的加大对自由市场的破坏作用。在对政府干预市场不断强化并破坏市场自发运转的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表现出惊人的专业素养和科学精神的缺乏；在对政府干预一味的歌功颂德中，中国“经济学家”的软骨病暴露无遗。
经济运行有其周期，政策变化也有其周期，中国“经济学家”思想观念的变化因此也有其周期。近年来，前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后果显现出来。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结构失调，污染加剧等等引起人们的关注。伴随着某种政策变化的基调，理论界对凯恩斯主义的声讨此起彼伏。这种情况在近年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中也有所体现。
我再次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前期的扩张性政策引起一些问题就对其全面否定，不仅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胡诌。宏观经济运行有其周期性，而政府干预政策可能会破坏经济的自发运转从而加剧周期性波动。最理想的宏观调控也许是弗里德曼所主张的那种“规则”模式，比如货币政策中的单一规则。但是，如果现实地考虑到经济运行面临的各种外部冲击，则随机的干预或者相机抉择还是必要的。比如，美国政府怎么能预料得到“911”，而中国政府又怎么能够预料得到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冲击？即使经济自发运转能够最终修复波动，实现均衡，但凯恩斯的担忧还是值得同情——在长期内我们都已经死去。
当经济面临严重冲击的背景下，所需要的不是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以及干预之后如何退出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此前一窝蜂地奉承干预，对那些需要自己提供专业建议的领域不置一词；而现在又随大流一窝蜂谴责干预，对当初严峻的现实视若罔闻。这种不专业和不科学实在与“专家”身份不相宜。
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四万亿投资确实带来或者留下很多问题，如产能过剩，腐败工程，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更多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里涉及的政策制定程序，投资决策程序，国有资产管理，产业结构安排等等，都有着程度不同的政治性质。我们今天讨论四万亿投资的问题，应该着眼的不是当初应不应该以财政投资扩张市场需求的问题，而是应该讨论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和体制，来保证政府投资的效率，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保证国民福利的普遍增长，保证政府干预不会逆转市场化的进程。应对非常经济变局的政府投资没有问题，问题是投资多大规模，以何种方式操作和控制，等等。
中国“经济学家”们的见风使舵，其实与他们的个人品德没有多大关系。在政府控制各种经济资源乃至学术资源的背景下，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只能进入体制之中才能实现。体制所提供话语环境只能是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环境。政治生态总在变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观念就需要随之变化。“适者生存”法则在学术界同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见风使舵因而成为我们的“经济学家”的生存法则和制胜武器。
201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