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认为，改革一方面来自于方案本身的缺陷、矛盾和局限性，从外部也会受到官僚主义的巨大阻碍；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障碍和既得利益阻挠方面也是任重而道远，因此，刘胜军认为，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提出，既有乐观的因素，更有阻力和障碍需要面对和克服。

　　虽然大家对改革方案评价非常高，但是我个人最乐观的预期，是这个方案能有一半被执行就不错了。百分之百是不可能，80%不可能，有一半就谢天谢地了。

　　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来自于方案本身的局限性，这个方案虽然很全面，有很多改革的信息。但也有两个比较大的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有很多领域的改革在表述上是非常模糊的。建立城乡二元制土地市场、，逐步的消除行政性的垄断，像这样的话都是非常笼统和原则性的。表明大家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意味着改革的不确定性。到最后，很多事情不了了之，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问题在于方案它有矛盾，比如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一方面说将来任何所有制企业都是公平的使用生产要素，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但是另一方面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断的增强国有企业影响力、控制力和活力，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

　　改革方案更大的执行难度来自于三个方面的阻力，第一个方面的阻力是官僚主义， 现在政府官僚主义真的太可怕了。政府体系太庞大，执行力非常糟糕，很多事情都是议而不决。比如过去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讨论十年没有结果。上海自贸区基本框架出来了，但是很多企业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央行金融30条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还要继续观望，这个就是非常大的问题。很多改革都会出现这种局面。

　　第二个就是意识形态的障碍。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两个领域：一是政府、，政府要放权；另外一个是国企，要打破国企特权、国企垄断，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我相信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他们真的这样认为，而是说为了掩盖他们所要获得的这种特权或者利益。这个也是改革一个很大的阻力。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都认为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不行了，中国模式很好，大政府体制有很大的优势，这样一种思维对我们所谓的政府要放权，要推动这种真正的市场化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

　　最后一个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刚才主持人说到既得利益是现在改革最难的问题。习近平、李克强讲话反复提到这一点，李克强说的最直接“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吴晓灵也提出来，“现在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的调整”。不触动利益的改革已经没有了。这就带来一个悖论，一方面来讲所有的改革要触动利益，另一方面却是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这就是我们改革最大的挑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问既得利益在哪里？谁是既得利益？既得利益主要两块，一块就是政府官员，另外一块是国有企业和它背后的利益的群体。他们是在这个体制中获得了最大的特权和不公平竞争的优势。上海一个处长29套房，总体上来讲我觉得我们房子现在供给是大于需求的，但为什么老百姓买不起房子，而上海一个处长有29套房，这就是分配有问题，。一个处长就有29套，老百姓当然买不到房子。市场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太严重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太严重了。

　　而打破这种既得利益的阻力，要求政府官员放权，肯定不愿意。对官员来讲，他们奋斗目标就是升官发财。这样的话又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指望各个部委制定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又要各个部委去放权，那么结果当然是部委制定的方案就是不改革。为什么要搞一个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要克服这个部门利益，就是要让这些官员写出一个不利于他们自己的方案，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过去十几年，我觉得我们的改革是在倒退。有两种问题，一种是“数典忘祖”，这是吴老提出来的。我们过去有很多决议，但是没得到执行。最典型的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央决议明确提出，国企领导不再设行政级别。到了2012年中组部非常自豪的宣布把几家保险公司升级为副部级单位，管理的关系从保监会划到中组部，这个就是对原来中央决议一个完全的背离。这就是改革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再比如说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像政企分开，垄断，很多问题都谈到了，但是没有被执行。2005年的36条，2010年新36条，温州金融改革，所有改革到最后都没有实质性进展。

　　所以这一次三中全会的改革，我觉得虽然有乐观的因素，但是这些阻力肯定都是需要去面对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改革能够成功一半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