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激荡岁月 忆似水年
——读吴大年《跨世纪的教育情怀》有感
穆嘉琨
吴大年同志的自传式新著《跨世纪的教育情怀》，今年上半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我有幸获赠一本。我和大年同志虽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但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才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大年的这本书，确实是一本有特色的值得一读的好书，它有四方面的特色。
一、富于思想性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
此书把“小难民自述”作为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十分自然必要，因为它是一本宣传抗日救亡、弘扬爱国主义观念、具有历史和现实价值的作品。我早在2008年比一般读者早了四年就看到这部作品，当时受到很大的震撼。我没有想到大年同志居然是一个女神童，早在13岁时就写了这本近四万字的作品，它惊动了著名作家冰心为之作序，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题写书名以及几位记者、著名出版家的重视与赞赏，并且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而更令我吃惊的是，大年同志竟将此书的孤本藏于箱底，秘不示人，低调沉默，将近七十年后在一次《凤凰周刊》女记者吴海云向她采访时偶然得知，这本小册子才重见阳光，始向少数友好透露。她这种视名利如草芥的高尚品德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引起我对她的崇敬。我读后就感到她既是一位有写作才能的人，又十分勤奋。她写文章擅长写情、写人，细致生动，引人入胜，确实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文学作者。这次看了她《跨世纪的教育情怀》全书之后，很多篇文章，包括她写鼓楼小学，写西南联大，写“文革”受难，写下放金湖，写机关工作等文章，我感到仍如她少女时代所写的“小难民自述”一书时保持一样的风格，并有所改进与提高，使读者感到她文章有趣味、有思想、有深度。她虽然没有像冰心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女作家，但我觉得她所有的作品却达到了一位专业作家的水平。后来她虽然长期在省教育厅机关工作，但她写的文章毫无衙门官气，不教条、娓娓道来，有情有理。她的文章常常开门见山，从讲故事说起，并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摆进去，浑为一体，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她十分重视细节的描写，认为只有写细节，才能把事情讲深讲透，做到于细微处见精神。
这里，我打算通过大年同志所写的几篇文章来研究考察她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一篇是“我心中的南京鼓楼小学”，大年竟是于七十多年前在这所小学读了四年直至毕业。而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精彩，文字生动，语言流畅自然，既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性，可称为此类文章的一篇范文。这篇文章约有五千字，篇幅较长，内容很多，我只讲三件印象最深的事。一是大年在外地读小学二上，她母亲让她转学报考鼓楼小学的二下年级，谁知发榜时，在二年级的名单中，竟然没有见到她的名字，大家都感到惊异。大年舅舅的不信此事，再次前去看榜，结果在三年级名单中看到大年的名字，疑团顿解，全家皆大欢喜。由此可见，鼓楼小学当时是量才录取，不拘泥是否读完二年级，只要成绩好，可以跳级。这种教育思想是十分可取的。二是大年同志口才很好，擅长演讲，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每每名列前茅。但有一次代表学校参加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却意外失利，名落孙山，思想很紧张，呆呆地站在台上，不知所措。当她回到学校，低着头懊丧地走进教室时，周老师面带微笑地把她叫到办公桌前，亲切地安慰她、鼓励她。此景此景，令她终生不忘。三是教大年同志语文课又兼班主任的这位周老师，名君山，他很年轻，工作责任心很强。整天呆在学校里，并在教室里摆上一张书桌办公、批改作业。平时与学生打成一片，有时还代学生当值日生，受到全体学生的爱戴。有一次过春节周君山老师回家了，节后返校时，同学们看到他手指上的金戒指，大家会心一笑，知道他结婚了，那天上课，周老师英气勃发，同学们喜气洋洋，一天的课堂气氛极佳。大年同志毕业后，一直未见过周老师，多年后通过另一位老师始知他在抗战爆发后回到老家金坛农村参加了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大年同志听后，十分怀念这位好老师。由此可见，在学校是一位好老师，在社会上一定是位好公民，在抗日救亡时就会成为一名勇敢战士，在周君山老师身上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精神。
大年同志写了鼓楼小学，接着又写她的中学学习阶段。而她的“大学生活”是她一生中最关键最重要的阶段，因此她用尽心思写了一组文章，共列了十来个题目，共计两万余字，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来排的。要写学校，要写教师，更要写本人，内容广泛复杂，但大年同志写来如行云流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文风似乎有点像冰心、老舍的风格，具体内容不多提，我只提文章中的三个亮点：1.大年同志进入西南联大读书时只有16岁，前面讲过她在13岁时就写了小难民的书，时隔三年就考上了大学。联想我自己是18岁入大学，当时在同学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大年比我小三岁，大学毕业只比我晚一年，这是否显得突兀？但仔细一看，大年同志在中学阶段上过补习班，在家自学，读了两年同济大学附中，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尤其是数理科目的教师力量雄厚，她的各门功课包括理科知识都学得很好，因而能以同等学力16岁岁就进了大学，那是战时，16岁进大学的人是极少的。2.大年同志进入的大学是抗战初期由平津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名牌大学，怎样来反映这所大学的实际情况？大年同志只写了这所学校的最关键的两项内容，一是师资队伍，她才入学就把她所上课程的所有老师以及随后的教师提名道姓地讲述一番他们的经历与专长，列举的人近二十名。她还特别写了言传身教的吴晗、陈岱孙、雷海宗、邵循正、刘崇鋐等五名教授。我是学经济的，也知道这五人中的四人。二是写了学术自由。大年同志叙述了联大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多年的办学传统，以梅贻琦校长为核心的师长们为学生提供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校方采取了多种措施增强了学术自由的氛围。大年同志也重点写了她本人在大学阶段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不断扩大学习领域、增强独立思考能力、培养严谨周密的学习风格、提高学术理论水平。有了上述这两条，就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当时在大学中学术水平上已具有的崇高地位了。三是有关大年同志在校时参加政治活动、成长为一个革命青年的经历。在人们印象中，大年同志是个宁静高雅的知识女性，她酷爱学习、钻研学问、志愿当一辈子好教师，似乎对斗争、革命、政治这类事不大感兴趣，但事实并非如此。看了这本回忆录才知道，她早在大学读书时代，尤其是毕业前后就积极参加学校中进步学生的活动，她写了三、四篇文章叙述了她追求革命的这一段过程。在“我在西南联大接触的一个中共地下组织——文化小组”一文中，我们了解到那时党组织经过了先前的考察认定她是一个追求真理、要求进步的热情青年，由地下党交通员王时风及钱闻、王士新三位同志出面找她谈话，对她作进一步的了解。这是她第一次与党组织有了正式的接触，因此也成为大年同志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时开始她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还要提到的是，找她谈话的钱闻同志从此开始由师长、同事发展为同志、战友关系，并进一步增加感情成了革命伴侣，在人生征途中，在政治上、事业与工作上以及生活中并肩战斗，琴瑟和鸣，风风雨雨、幸福美满地渡过了五十余年。
二、以写学校、写教师、写教育界名人为中心内容
“教育情怀”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大年同志是学历史的，她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她具有的热爱教育观念、理论、理想，都出自她丰富的教育实践，而教育实践又离不开教育的实体。大年同志写学校涵盖广泛，一类是她就读过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写到大学，其中还有一所业余补习学校。一类是她教过书，工作过的学校。她毕业后在昆明教过书的三所中学，到江苏后，在常州师范、常州私立芳晖女中既当过教师，又当过干部。第三类是她在省教育厅高教处、师范教育处工作时调研过、视察过、指导过的学校。此书中很多文章就写这些学校，体现了大年同志对这些学校的深入了解。她注意写教师，尤其注意写普通教师，她认为教师是闪光的职业，是学校的主力军，一个学校办的好不好，关键在于师资强不强。下面我就分别介绍大年同志所写“忆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常州师范学校”和“琐记芳晖女中”两篇文章。
20世纪50年代前期，她和钱闻同志从云南回到钱闻同志的故乡金坛，钱任县中校长，她在该校当教师。1951年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加强对常州师范的领导，派钱闻同志担任常州师范学校校长，大年同志任历史课教师兼班主任。一个月后被任命为教导副主任，开始了教育行政工作的经历。他们在一个单位共同工作了三、四年，获得了很大成绩。大年同志在1954年调任私立芳晖女中教导主任，来年又提拔为该校副校长，一直到1956年夏，夫妻俩同时调入省教育厅。在常州师范的这段时间，正如大年同志所说的，“那是我从事教育工作40年中最愉快最值得记忆的一段时光”，那时大年同志年方26岁，钱闻同志也不过30来岁，他俩英姿勃发，风华正茂，很想在新的岗位上干出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壮丽理想，事实证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因此大年同志倾注心血满怀深情地写了回忆纪念文章，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然而，刚进常州师范时，由于情况比较复杂，工作局面一时不易打开，他们就先从学生工作入手，依靠发动团总支和进步学生，通过庆国庆、纪念五四青年节等活动使全校活跃起来，增进干部与学生相互了解和信任；他们注重团结教育知识分子，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发挥他们的专长，量才使用，不久教师积极性就充分发动起来了，形成一支敬业、团结、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认真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对学生提出认真做人，以德育为先，倡导“三好”，在校就要树立做教师的专业思想等等要求和口号，坚持照顾农村贫寒学生使之安心学习，不产生一个流生等等。因此在短时间内，使学校改变了面貌，到1953年就成了省立师范学校，成为江苏省办得较好的一所师范学校。
回忆常州师范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了大量笔墨描绘了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隔了五十余年时间师生开展了很多回忆母校的纪念活动，大年同志用大量的事实叙述了1997年至2006年的种种活动，激情忆往，志在促今。形式有集体活动，也有个别的活动；有整班的活动也有部分同学的活动；有学生来的有教师往的；有亲自上门拜访的有电话书信联系的，举其荦荦大者记述如下：1997年20个54届毕业学生来宁看望老师的“师恩难忘”活动；2005年大年同志为送《钱闻文集》亲往常州，学生为她举办了隆重的“师生见面”会；2006年15位55届毕业生来宁为钱闻同志扫墓；2008年应53届毕业生邀请大年同志去上海参加他们毕业55周年聚会。至于个别上门或电话、信件联系的就更多了，如学生张季良、李晓明等。总之学生们认为在常州师范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终身受益匪浅，尽管常师历经频繁变迁，甚至已从常州市的教育地图上消失，但学生们对它的思念仍一往情深并为之骄傲。以上讲述这些事实，使我们做教育工作的人深受感动，一个学校办好了，老师教好了，它产生影响是穿越时代界限的，大年同志真情回忆当年常师所取得的业绩，是令人难忘的，她把这些作为写学校的重点，是个创举，值得我们办学校教育的人效仿。
1954年夏，大年同志调至芳晖女中先担任教导主任后提拔为副校长，她与钱闻同志不在一校工作，而是开始独当一面负责了。这是她首次做学校领导工作，她深感责任重大，禅精竭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很好地吸取了在常师工作的经验，恪尽职守力求把本职工作做好，把学校办好。她在文章中提到该校教师教学水平高，高中教师尤为突出，出乎她的意料。她听过很多老师的课，在文中点到的人就有语文教师吴红耕、数学教师季柏年、生物教师张仲和、化学教师齐季庄等。他们在芳晖女中任教多年，教学经验极为丰富，使学生终身受益。她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写了这么多人，记了这么多事，主旨在表示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关怀与尊重，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提倡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实际体现。
办好教育要靠广大教师的集体力量，但对教师中的先进模范人物、教学高手及典型人物也不能忽视。大年同志选了江苏乃至全国闻名的小学老师在书中做了介绍。她所写的王兰、斯霞、李吉林三位，都是江苏省小教战线的顶尖人物。王兰是全省劳动模范，斯霞和李吉林都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小教领域中，她们的优秀经验和事迹传播到全国各地，名噪一时。大年同志写这三位教师，是从不同的关系入手写的：写王兰，是以孩子家长的身份写的；写斯霞，是因钱闻同志主持《江苏教育》报道了她，由间接认识到直接交往的；写李吉林，则是因主持师范教育处工作而相识的。不管是由于哪种关系与她们相识，最终和她们都成为了好同志、好伙伴。大年写她们也写得生动具体、实事求是，并不是干巴巴的文章。
办教育校长、教师很重要，但教育战线还需要有领军人物，那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人。要做好一省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一定要能力很强、教育思想端正、作风良好的厅长。大年同志在本书里写了三位厅长：古楳是教育厅副厅长，领导干部中唯一的一名民主人士，有名的教育家，曾任苏南文教学院院长，教育厅副厅长，出席过毛泽东主席召集的七省市教育局长座谈会；吴天石曾任省教育厅厅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非同志则是省教育厅、省高教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2010年教育厅老同志编写方非同志纪念文章，2011年起教育厅老同志又编写《人民教育家吴天石》一书，大年同志都写了纪念文章，也载入本书之中，不再赘述。
三、秉笔直书本人在十年动乱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揭露文革“左”的本质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许多人包括我们亲历全过程的人都在记忆中逐渐淡化甚至遗忘了。大年同志是学过历史的人，她深知“前事不忘，后事这师”与“以史为鉴”的古训，她在本书中专列了一章谈“文革”中的两件大事，其实本书中的“从吴天石的两张旧照片说起”一文也写的是“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她采取了开门见山，直接切入主题的方法，因为这些都是她个人亲历的事件，没有任何道听途说，真实可靠。在“江苏劳大遇险记”中，她详细具体地写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以及个人对这件事的感受。这里无妨简单勾画一下这一事件。这件事的主角是江苏省劳动大学一部分“造反派”学生。他们闹事造反的理由就是要否定劳大“社来社去”这一制度，要求实行国家统配。当时他们离毕业时间还有两年多，提出此问题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他们造反的对象是主管劳大的教育、农林、卫生三厅的领导人，那时省厅里机关领导都已靠边站，有的还被批斗，教育厅的吴厅长就已被造反派学生摧残致死。于是他们就把矛头指向厅机关接待他们的同志。这些人采取暴力手段，把三厅几位同志包括教育厅的吴大年、任品昴、周立人三同志，用卡车劫持到句容“劳大”作为人质关押起来批判殴打，以便威胁主管机关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此事发生后，省教育厅所有人员都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急谋解救之策。因为在“文革”一开始，全厅从领导到一般同志都受到包括停办学校学生、半农半读在校学生、造反的民办教师这几大股浪潮的冲击，秩序大乱，压力极大。而“劳大”造反派学生是其中最蛮横无理的。幸而三位同志机智果敢，某日趁造反派学生开会之际在晚十点左右逃离了该校。他们冒着严寒沿着崎岖山路翻山越岭，不分昼夜往高资方向连续奔跑十多个小时，“造反派”学生闻悉结队来追赶，但因为向南京相反方向走了，使这些造反派的追捕未能得逞。如果被他们抓获，后果不堪设想，甚至有杀身之祸。大年同志在文章中追忆此事的经过时写道：“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忆及‘文革’初期的这段险遇时，仍是心有余悸，在那个是非颠倒，良知泯灭的疯狂年代里，‘造反派小将’们被人操纵利用而将无辜的人斗死整死的惨剧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大地上上演着。”
大年同志写“文革”的第二件事就是写1969年底下放农村一直到1979年回厅工作。其间，她于1974年1月分配到扬州师范学院工作，“实际下放农村四年一个月带四天”。这段经历由于时间较久，经历的事特别多，在本章中用了九节的篇幅详细具体地叙述了这十年的沧桑岁月。大年同志被下放金湖农村时，她的老伴、革命老干部钱闻同志，当时虽已宣布“解放”，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仍留在“五七干校”。因此大年同志究竟该不该下放，上面也拿不定主意，一度还想把她留在省里工作。但后来突然变卦，一道令下，限时限刻叫大年同志立即单方下放。大年同志上有老下有小，老母亲加上两个年幼的孩子，把他们下放完全是违反政策的，也是违反革命人道主义的。他们夫妇曾找五七干校有关人员申述困难，被一位飞扬跋扈的干校“指导员”当面严厉拒绝，实在让人气愤异常。到了农村以后，她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情，冷静从容地处理各项事情。那时我下放在洪泽，与金湖一水之隔。我下放在当地最困难的一个生产队。数九寒天，大雪封门，我所在的生产队竟有十来户揭不开锅。我看后心中不忍，就想做一件事帮助生产队，但必须有一定的资金，一时冲动就给方、吴两同志写了一封信，说生产队要搞些副业，打算筹集一此资金，特向你们提出借款要求。不久就收到大年同志的回信，她说已与同是下放金湖的方非同志一起研究商量过了，认为我们下放是到农村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是接受再教育的，组织上没有向我们交待过这项任务，帮助农村脱贫是一件大事，党和政府一向重视，并会采取一些重大举措，靠个人捐款和借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感到她们的话很正确，就不再提此事了。
顺便提的是，大年同志在金湖下放期间，从1971年开始，她被公社调派创办金湖县黎城农技校，她白手起家，奔走各方，经过二、三年的努力，学校已具有相当规模，教学秩序正常，教学质量较好，受到当地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欢迎。时隔多年，大年同志曾重返该校，得知该校在1988年已被列为江苏省53所重点农业职业中学之一，已发展为金湖县职教中心，培养了1万多名技能型人才，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以上，为金湖县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这其中也有作为学校创办人的大年同志的一份功劳。
实践证明，“文革”中的干部下放农村运动，存在的问题很多，给国家社会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中所说“广大干部（包括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工作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损失”
四、精心写作，精心策划，编出高质量的教育读物
书籍是给读者看的，要在社会上流行的。大年同志虽然编著不多，但她有比较强烈的精品意识，不出书则已，出书就必定要出好书。前几年她编的《钱闻文集》一书，从收集、选材、约稿、校对和修改，一直到编辑出版等步骤，她心细如发，一丝不苟，一着不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编书工作，在有关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下，终于使这本文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同事、朋友的赞誉。很多人都说这本书从哪方面看都算得上是上乘之作。大年同志写《跨世纪的教育情怀》这本书，早在几年前就动手了。她费尽心血，先订出工作计划，在原来已写过文章的基础上，确定全书的布局和篇目，先易后难，冷静从容，按部就班地一篇一篇进行写作，边写边编。在今年年初她对我说：“我写的书已送出版社编印了，大概四月份就能出版了。”果然如期出版，我向她表示了祝贺。这些天我大体上浏览了全书篇目结构，并重点读了我过去亲看过的和我最感兴趣的篇章，我得到的印象除上述三点外，认为从编辑的角度看，此书确实是一本既重内容又重形式，既有文学性又有教育性，值得人民大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好好一读的传记文学。
从此书编排角度看，它的长处有以下几点：
1.把自己一生受教育与做老师，干教育机关工作溶于一炉，这比一般写传记、写回忆录只从大学毕业后或从就业后开始写要更好一些，这样才能对教育体系、教育范围与内容了解的更全面更深刻一些。传记的前四章以时间先后为序，第五章“机关工作琐忆”则按照工作的项目和具体内容来安排。
2..有的章节采取加注的形式。把与本章节有关的文章资料列在正文之后，主客观相结合，混为一体，起着正文不能起的作用。第一章所用冰心写的序等3篇文章都很好，内容各异，帮助读者了解正文的来龙去脉，再如第三章所加注的两篇文章，也是采用这一形式。大大地丰富了正文的内容，更使读者加深了对钱、吴两位老师的认识。
3..此书的封面设计、装帧及印刷质量也不错，给读者以美感，全书的照片虽仅十张，但大年同志本人的，夫妻两人的，一家人的，与教师学生一同照的都有。且照片与内容紧密结合，照片所摆列的位置就是文字的印证与说明，这种图文并茂的方法既自然又亲切。
原载《教育家》（人物）2012年第11期，作者为原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