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改革呼声来自哪里

当一个社会各阶层之间缺乏交流，社会利益无法在各阶层之间合理布局，人们会发现民众的财富不断变相的掠夺，他们的收益跟自己创造的价值之比越来越小，而且他们创造社会财富价值的机会也越来越少。相应的则是，一些人通过社会地位和与生俱来的身份获得了不应有的财富，而且他们的地位越发不可动摇。

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持自身利益，即使他们不再想继续通过非合理抑或非合法的手段获得财富，他们也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和虚伪的荣誉而试图阻止社会的变革。最为严重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影响或者参与政府的决策，使政府的公共职能无法发挥，从而创造了更多的既得利益者。

政府公共职能受到损害，民众权益失去代言人，便会不断引发群体性抗争事件。当一个社会被不断发生的抗争事件冲击，社会的信任度便会不断降低，当社会产生隔阂，发生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增强。在此种情形下，一般发生改革的概率很小，而改革的呼声会不断增强。

改革是新兴力量与政治结合的产物，与社会状态关联性不大。新兴力量能够寻求改革也应具备一些条件，一是具有经济权，拥有经济权才有独立性；二是具有理想主义，超越社会现实的束缚；三是缺乏因应之道，现实的社会结构不能给予它施展的空间和制度。当社会处于既得利益者需要巩固地位，民众还再期待拥有创造财富的机会，而社会信任度不高，此时很难发生改革。

社会底层民众在经济活动中充满理性，而需求预期旺旺不高，对国家体制不会有直接深刻的体认。贫穷和贫穷者不是社会危机和社会变革的原因，他们的生活无论国家体制如何僵化，而他们的生活能够不断受到调整。西方国家有很多贫民，也有很多的贫民窟，他们极其艰难的生计反而使得他们容易接受体制的安排。

此时，改革的呼声不断增强。虽然社会底层民众也有希望改革的声音，但大多数改革的呼吁还是来自既得利益者群体当中，或者来自对国家体制能够直接感触的群体，而往往在体制内的改革呼声最高。僵化的或者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很直接，他们迫切希望国家和社会发生变革。既得利益者与国家体制并不仅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因为是一群既得利益者，他们造就的国家体制会抑制他们继续维持利益格局的动力，这种体制也会抑制他们的创造力而他们是社会中创造力最强的群体。资本外逃充分体现社会中上层的体会。

2. 如何才能产生改革者

“大凡物不平则鸣”，而竞争是在有实力者之间发生的，当众多体制内精英为了达到利益的重新均衡，这时新的规约和竞争机制、公平理念就出现了。很多时候，他们并非出于改革的壮志，但民众却被重新引导了。

体制内精英发动改革的结果依旧维持或者强化了他们作为精英的基础，而民众或可从中获益因为社会规约发生了改变，也或不能获益但社会趋向新的均衡（而非公平）使得他们感觉获得肯定。改革，虽然冠以高贵的品质，却从来都是利益博弈的结果。

历来的改革总是充满争议，改革与保守之间发生攻防。从更加笼统的意义上讲，改革完全是为了争取既得利益的合法性和长期合法性而来的，这种合法性需要通过体制改革使得更多一部分人获得争取的权力，也使得更多人可以创造自身的价值并获得应有的回报。但保守势力并非不愿看到这一局面，而是他们对既得利益长期合法性心存怀疑，改革本身并不能保障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均可作为既得利益一样保持，但二者之间可以通过改革带来的交换机制获得合理的结局。

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于创造怎样的交换机制使得新旧势力达到均衡状态，并从旧有的均衡状态过渡到新的均衡状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换权力，如果权力跟责任关系不大而跟利益紧密结合。反之，如果权力跟利益关系不大但跟责任紧密结合，则容易产生交换机制，使得权力归于宪政。

上述所作推断，均基于改革而非革命。

3. 文化与经济

2010年，省港民众抗议广州市“废粤推普”，而中国历来“隔代写史，盛世写志”，容易得出结论，那就是经济发展起来，人们更愿意接受自己的文化并向传统文化回归。文化的韧性就在于此，以色列人几千年流离失所，靠的是文化纽带使得这个民族延续至今。

新疆、西藏这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内地文化延伸到那里就跟他们发生了碰撞，工商业的发展、物质思想的涌入并没有因为使得他们有所富足而欣然接受内地的文化。经济落后并非一定会接受经济发达地域的文化，不会因为口舌享受而放弃信仰。

综上所述，改革必要以人们的文化为依归，使得经济、政治体制在能够结合民众文化方向上获得改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