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查尔斯河穿过美国哈佛大学的校园，把哈佛商学院和校园其它部分分隔开来。如今，许多中国的商学院想必也渴望有这么一条河，能够在她宽容的臂弯里自由成长。

　　2012年10月以来，因为网络疯传的某企业家与女明星的八卦新闻，使得一直以来关于EMBA“俱乐部效应”的质疑之声更趋白热化。而与此同时，2012年10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简称FT）公布了2012年全球EMBA项目排名，13家中国商学院项目进入百强，6家入围20强。

　　——中国商学院市场化正在结果，只是有些酸涩，有些香甜。

　　“MBA化”大势所趋

　　在中国商学院发展的历史上，2006年只是个极寻常的年份，既没有重大的政策出台，也没有重要的院校、项目开办。但是那一年所发生的若干易被大家忽略的“末端小节”，却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第一件“小事”是MBA涨学费。据当年12月《中国青年报》报道，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首先宣布，2007年MBA全日制（国际）班的学费将从9万元提高到11万元，增长幅度达22.2%，成为国内高校所有MBA院校中收费最高的一家。换句话说，那一年中国有了第一家学费超10万元的MBA。文章还提到，“紧接着，国内高校的MBA学费‘涨声’一片”。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分别涨了3000元到1万元不等。

　　第二桩“小事”是当年冬天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宣布获得英国Association of MBAs（国际MBA协会）授予的认证。当年国内的媒体还没太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有FT中文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体制内商学院首获国际认证》的文章，采访了当时浙大管院的王重鸣院长和一些业内专家。文章探讨的重点是国际质量标准开始走进中国。

　　两件“小事”有一个被人忽略的共同点，那就是当事人做这些事的动机和压力并不来自于他们的上级机构——大学或者教育部。两件事都是市场导向下的理性行为，无论涨价还是国际认证都意味着更高的品牌承诺。而“市场导向”正是理解中国商学院在中国高校中独树一帜的所有重要特征的钥匙。

　　商学院市场导向的直接结果就是MBA的登堂入室。

　　中国的MBA教育1991年才正式起步。在1997年设立全国联考之前，仅允许26所院校开设MBA，招生规模不过千人。在中国商学院的教育体系中，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体，MBA基本上处在一个探索者、补充者的地位，社会影响也十分有限。那个年代的许多MBA学员都被朋友诧异地调侃：“几十岁了还想去美国学打篮球（NBA）吗？”

　　然而，在西方尤其是北美的商学院教育中，MBA却是毫无疑义的核心教育产品，许多学院甚至完全没有本科教育。例如哈佛商学院的学位教育项目仅有MBA和博士项目（包括PhD和DBA），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耶鲁管理学院也只有MBA、博士和一两个短学制的硕士项目。

　　解释这种差异的关键是商学院设计教育产品时的动机和约束条件。中国的商学院更多的是“生产导向”，考虑我有哪些专业、哪些老师，可以开什么课。有“实力”的学校常常都申报了一大堆硕士点、博士点，占据了一个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而美国的商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导向。例如19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增长迅速，经理人市场对MBA需求旺盛，办MBA能给学院带来丰厚的收入，所以MBA的供给量达到高峰。

　　不过，中国商学院在办了十多年的MBA之后，尤其是2002年开设EMBA项目以后，大家越来越感觉到“市场导向”的甜头。而两个体制外的后来者——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二者都只办EMBA、MBA和培训项目）的巨大成功显然也刺激了老大哥们。于是，中国一线商学院的教育产品开始越来越精简，越来越把教学资源集中于MBA和其衍生项目。

　　举例来说，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是480人，其中专业学位硕士（MBA）为300人，占62.5%。2013年，这个比例上升到82%。专业学位种类虽然扩大到4种，但是MBA的招生指标仍然占压倒性的比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情况则更为“夸张”。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最领先的十几所商学院中，以MBA为主体的专业学位硕士生招生占研究生招生的比重已经普遍达到70%—90%的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商学院教育产品的“MBA化”已是大势所趋。

　　借助别人的眼睛发现自己

　　2006年开始的中国商学院国际认证之旅与学费上涨一样，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有一位华南地区高校的商学院院长就曾说：“我也明白教学质量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别人都有了你没有，面子上过不去。”

　　不过，笔者以为，面子其实也是市场竞争压力。国际认证完全是同行评审，有一说一。即便是出于面子原因去申请，若能通过也是实力的体现。从2006年浙大通过AMBA至今，中国内地已有超过20所院校拥有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国际认证。这些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北上广，它们也并不一定是综合排名领先的985高校。

　　当然，通过国际认证，更大的收获在于商学院的流程再造和局部的人事优化。因为三大认证（AACSB，即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EQUIS，即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AMBA即国际MBA协会）都涉及对商学院教育项目的系统评价，需要具体、明确地改善一些指标。

　　而国际认证更高一层的收获是借助别人的眼睛发现自己。三大认证都强调学院自身的愿景、使命、定位。这些看似虚头八脑、不着边际的概念也许我们平时不会认真去面对，但是在认证的过程中要落实到学院的每一个项目和每一项真实的改善行动中。厦门大学的创业经理人MBA项目、暨南大学的华商MBA项目和缅华MBA项目，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国际认证“逼出来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做完国际认证之后，中国的商学院反而越来越觉得本土管理理论和商业实践的价值可贵。这些认证体系往往都强调国际化，而随着来中国留学、交换的学生越来越多，今天中国商学院的国际化已经不仅仅是我们能向别人学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贡献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伊志宏在她翻译的《MBA教育再思考》一书的序言中也呼吁：我国的商学院应当勇敢地摆脱“劣质的理论驱逐优质的管理实践”的现状，关注我国的管理情境，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 “我坐在清华MBA的课堂和哈佛商学院的MBA课堂上，感受鲜明，我们还差得太远，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赶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感慨说。主要是中国的案例研究并没有赶上，优质案例数量太少了。

　　期待一条“查尔斯河”

　　市场导向会把中国的商学院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不妨做一个不太“厚道”的对比。

　　

　　

　　

　　图表1是教育部最新出炉的2012年学科评估报告中“工商管理”这个一级学科的排名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官方对于大学商科教育和科研总体水平的评价。图表2摘自《福布斯》2012年的商学院排行榜，以在职MBA学生就读前后的薪资增长为主要评价指标。图表3列举的是中国内地目前MBA学费最高的若干院校，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市场对商学院品牌和教学品质的认可程度。

　　不难看出，图表1和图表3不论是上榜的院校名单还是相互之间的排序都差别非常大。图表3中的学校几乎有一半在图表1中找不到。学费最高的院校几乎全部集中在北京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东北和中西部院校无一在列。同样，图表3和图表2也有相当大出入。说明市场当中对于MBA项目品牌或者商学院品牌的认识，已经与高校品牌有了一定的区隔。在市场上积极进取、活跃而努力的商学院获得了宝贵的肯定。

　　但是，商学院的市场化改革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表示，本土研究的薄弱正是中国商学院需要改进的地方。现在，大量的科研成果和教材仍然是英美学界的。本土理论、本土案例、适合本土学员的教学方法等都需要教师们去开发，但是这些东西往往无助于他们发论文、评职称。

　　近年来，EMBA、MBA和培训项目带来的丰厚收入使得领先的商学院有充足的经费来推动行政管理和商学院运营团队的职业化。在北上广这些学费最贵的商学院中，行政人员与教师的比例不少已经达到或者接近1∶1，而在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安泰等少数几所最领先的学院这个比例甚至已经超过2∶1，行政人员的总数接近300人，几乎相当于内地一个中等规模的大学全校的行政人员总数。不过，随着商学院的发展，市场化的行政团队也面临着职业发展的天花板。而学校职能部门的软硬件都难以与商学院一一对接……

　　泥沙俱下的商学院市场化路径，已经让人清晰地看到了商学院品牌与高校品牌分野的趋向，虽然中国也许未必能出现一条查尔斯河，但是日益要求本土化与国际化接轨的商学院教育，今后的改革方向只会更市场、更个性、更理性，中国企业界学员在遴选时更需要一双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