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合理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和规范化，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为全国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探索经验，国务院于2012年3月28日决定在温州开展金融综合改革。改革的初衷和出发点在于立足温州实际，有效提升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能力，完善专注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充分体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适逢温州经济下行、信贷风波暴露之际，试验探索、改革成效和公共预期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试点以来，当温州经济在下行周期中回稳重起的速度与社会期望值出现差异之后，舆论开始慢慢转而质疑改革的作用和有效性。更有甚者将温州经济出现的问题归咎于金融综合改革，或者将温州经济纾困无力直接归因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没有进展。澄清上述认识，须要剖析温州经济面临的困境，找出温州经济下滑的深层次原因。

　　一、温州经济的困境

　　“温州模式”辉煌30年之后，温州的经济发展进入难以纾困的境地，进而引发了企业家“跑路”和民间借贷风波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从表象上看，温州经济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乏力。从2010年8月起，温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速从29%的高位回落。2012年1-2月的经济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今年前三季度，温州GDP增速仅为5.7%，在浙江省内“垫底”。实际上，温州经济下滑不是这两年才发生的。数据显示，早在2003年温州经济增速就滑落到浙江省倒数第二，2004年温州经济出现负增长，增速为-1.1%。2002—2011年间温州经济增速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基本上就处于停滞徘徊状态。

　　

　　横向比较来看，2002—2011年，温州GDP年均增速为11.9%，平均增幅比前十年下降7.8个百分点，比杭州、宁波、青岛和厦门四个标杆城市分别多回落4、4.7、8.2和3.7个百分点，回落幅度十分明显（见表1）。同期浙江省GDP年均增速下降2个百分点，而全国同期平均增幅却提高了0.3个百分点。

　　第二，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企业主“跑路潮”。温州民营经济发达，对温州经济贡献也很大（见表2）。据统计，2011年温州工业企业数量占比中，个体户为77%，民营工业企业为22%，国有、集体及三资企业仅占1%。

　　

　　长期以来，温州民营企业杠杆率较高，其中短期负债比例偏高。除部分自有资金外，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见表3）。据统计，2011年温州企业资产负债率70%以上，而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仅为58.1%。随着温州民营企业多元化扩张，大批企业跳出本业进入矿产资源、房地产、造船和金融投资等资金密集型行业。

　　

　　2011年以来，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内宏观调控背景下，温州部分民营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对经济社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第三，金融风险逐步显现。一方面，由早期少数企业主出走逐步演变为民间借贷链条断裂、借贷中介倒闭的态势。个别企业主“跑路”导致企业与银行贷款担保的互保圈断裂，难以续贷。借贷危机通过互保、赊销、供应链、相互借款等链条又不断扩散和蔓延，最终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到2011年9月底，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爆发。

　　另一方面，随着出险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债务风险扩散，民间借贷风险逐步向银行体系传导，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进入持续上升通道。温州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逐月上升，不良贷款率从2011年初的0.44%上升到2012年11月末的3.43%，飙升近8倍。温州企业以担保、互保方式取得贷款的数量在40%左右，在民间借贷风波爆发初期，银行普遍采取规避风险的抽贷行动，加之民间借贷市场明显萎缩，导致更多企业资金链断裂，并以担保链形式产生关联性传染效应。

　　温州民间借贷风波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社会诚信度下降，人与人之间信用出险问题使得社会交易成本趋向无穷大。由于市场信心尚未走出低谷，在民间借贷市场仍然萎缩状态下，担保链、担保圈断裂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市场信心有待于稳定和恢复。

　　二、温州经济下滑的深层次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温州经济的困境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导致实业支撑缺失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选择生产与国有企业具有较强互补性、较低竞争性、较小体制和资本制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取得极大成功。这种产业结构演化创造了“温州模式”，也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在新形势下由于未能进行适应性调整，各种弊端开始显性化，最终由先发优势陷入所谓的“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

　　尽管早在2000年温州政府就提出“温州模式”要与时俱进，找到“新温州模式”，但是受“代际锁定”效应影响，温州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缓慢，失去了最佳的调整时机。据统计，2011年温州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比为66.58%，其中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43.97%。现阶段温州产业结构以低端制造业为主（见图1），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产品生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附加价值低，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这种粗放型生产模式的延续影响了温州企业自有品牌的建立、销售渠道的拓展和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进而限制温州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温州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低的同时，其产业规模也缺乏“质”的内涵。温州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所生产的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和研发力，趋同现象非常严重。科技经费投入强度偏低，是温州企业技术创新相对薄弱的主要原因所在。图2显示，2011年温州科技经费投入总额57.02亿元，占GDP比重为1.67%，在省内仅高于丽水，明显低于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等城市，比重居浙江省第10位；R&D经费投入36.80亿元，占GDP比重为1.08%，也远低于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等城市。由于在高端市场上形不成竞争力，温州企业长期实行“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策略，靠“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不仅容易引起国际贸易争端和反倾销调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制约企业转型升级，陷入“低价低利”恶性循环，而且也造成温州产业结构总体水平较低，经济缺乏带动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民间资本外溢影响产业结构优化

　　温州市场竞争理念极为浓厚，每一分投资都希望能获得最优回报。在本地经济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向全国乃至全球扩张，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大量资金外流通过价值创造振兴了资金流入地区的经济，而无助于温州本地的产业结构优化。

　　一方面温州企业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导致温州工业增长动力弱化。温州统计局调查显示：近十年温州本地现有工业企业和整体外迁企业对外累计投资额至少达1025.6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限额以上工业性投资的52%左右。温州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恰恰证明温州资本在大量外流。从区域竞争角度看，过多的资本流出而少有外来资本流入无疑会影响当地企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就业机会创造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龙头企业的外迁还会对整个产业链条产生严重影响，甚至造成产业集群的整体衰落。大量企业外流外迁，带走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技术、人才和优秀企业家。史晋川(2004)研究就认为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严重影响温州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及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在资本外流的同时，本地企业并没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反而一些实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将利润甚至贷款投向房地产、煤矿等高风险行业，不仅风险隐患加大，并且加剧了温州“产业空心化”[1]。“产业空心化”使温州变成一个纯消费城市，提高了本地消费水平和生产成本，使当地加工企业的生存更为艰难，从而进一步引发企业外迁的浪潮。

　　产业资本“脱实向虚”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助推经济泡沫。在实业收益率和虚拟经济投资收益率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大多数温州企业受资本利润诱惑，不能守住实业，纷纷以抵押贷款方式筹集资金，转而投向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这种域内贷款、域外投资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经济空心化。

　　（三）经济增长受资源要素瓶颈制约较大

　　温州民营经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土地、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等资源的依赖度很高。

　　第一，资源价格高。煤炭、钢铁等所需资源都依赖“进口”温州的制造业成本比其他省市高出近15%。温州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幅度达到7.4%。

　　第二，土地价格高。民间资本过多渡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推升土地价格。图3显示，温州工业用地价格居高不下，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早在2002年温州郊县甚至乡镇的工业用地都涨至25万元左右一亩。在温州工业园，工业用地价格已达40万元一亩，市区的商业用地还曾经拍卖出1120万元一亩的天价。

　　

　　第三，劳动力成本高。温州企业产品的主要优势是价格低廉，而价格低廉最主要原因是“人口红利”。蔡昉（2010）研究指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充分依据说明，我国已面临人口红利式微和刘易斯轨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的显现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温州原先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断丧失（见图4）。

　　

　　第四，人力资本匮乏。温州高学历人才比重相对偏低（见图5），科技人员更是偏少。据统计，2011年末，温州拥有科技人员4.86万人，居浙江省末位；平均每万人口科技人员53.22人，居浙江省第9位，仅相当于杭州的28%、宁波的38.2%。人才资源的匮乏迫使温州企业不得不把研发中心甚至整个企业外迁到信息、人才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如武汉、上海等。同时，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也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四）家族式企业影响经济可持续性

　　从公司治理角度，家族企业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依托地缘和人缘等因素可以有效运转，但在经济社会形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家族式企业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在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效率和发展战略等方面不可必免地存在严重缺陷。

　　第一，家族企业缺乏现代合作精神。温州实体企业规模较小，规模以上企业更少（见表4），单打独斗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随着市场竞争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凸显区域集中化趋势，特别是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地方中小企业集群化。但温州中小企业家族理念根深蒂固，更偏重于个人奋斗，在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大都采取独立经营的形式。温州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不利于企业建立有效而广泛的社会交际网络，不利于企业成本的降低，阻碍了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企业发展前景受限，最终导致许多温州企业固守低端产业，各自为战。

　　

　　第二，家族企业内部不稳定。温州家族企业是重市场不重组织，企业规模一般较小，缺乏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亲戚朋友常常在“亲兄弟、明账目”的原则下，取长补短，分工合作，一起合作做生意和创业。在同一利益链条上，温州商人会将所要打交道的前后工序、供产销各个环节及有关管理部门都看成是合作的对象。相反，同样生产或经营同一品种、环节的，却鲜见合作，只见竞争。因此，温州商人在纵向上广泛合作，横向上残酷竞争。

　　第三，家族企业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不易融汇性。现代企业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显着特征：开放性和融汇性。只有开放，才能引进和吸收其它企业中的优秀成果；只有融汇，才能够在保持企业自身特色的情况下，得以不断的更新和发展。而家族企业管理的传统使温州人在面对问题时，更多地求助于亲友家族而很少考虑外援。在企业发展早期，这简化了企业监督和激励机制，能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省。但是，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容易逐渐形成以人格化交易为主要方式，排斥外资和外智进入。家族企业建立在亲情之上，在很大程度上会排斥引进职业经理人。

　　温州家族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往往通过家族控制，企业家集董事长和总经理于一身，企业的管理权和重大决策权完全由一人掌握。以亲情为主的管理模式，占据了大部分或者全部的中高层职位。一旦企业制度变迁损害了家族成员的利益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将阻挠产权制度的变迁。这样的制度安排，不利于企业现代化管理，更不利于向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过渡。这就决定了温州企业制度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艰难性。史晋川（2005）也曾提出，温州经济制度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存在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路径依赖，影响了温州的对外开放，造成温州区域内出现“产业空洞化”。

　　（五）外向型经济模式受外部影响较大

　　温州经济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对外依存度很高（见图6）。据统计，2005-2011年温州进出口年均增速为19%，出口依存度接近35%（全国平均为30%）。由于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变化必然影响温州的外向型经济。

　　

　　第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增加了国际竞争激烈程度，温州出口形势日趋严峻，全球市场份额受到挤压。据温州经贸委统计，2011年第一季度，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同时，这些企业订单金额出现减少趋势，16.7%单笔订单平均金额比上年同期下降。

　　第二，2004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极大挤压，温州出口型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据统计，2012年1-2月，温州进出口总额28亿美元，同比下降3.3%，其中进口4.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出口23.6亿美元，同比下降5.3%。2月份出口总值5.1亿美元，创2009年3月以来最低；实现出口交货值88.6亿元，同比下降4.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

　　第三，温州对欧洲的出口数量很大，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尤其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温州外贸订单直线下降，出口受到重创，导致经济不景气。据温州海关统计，2011年以来，温州出口订单指数[2]进入了震荡下行通道，由0下降至2012年一季度的-12.19，一直处于景气临界点0之下。2012年前三季度温州外贸出口总值为135.1亿美元，同比下降1.7%。

　　第四，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各种地区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国际贸易争端加剧，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断增加。据统计，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温州历来都是我国遭受国际贸易壁垒的“前沿阵地”和“重灾区”。从2001年入世到2011年11月，温州共遭遇国际贸易壁垒80多起，涉案企业1000余家。

　　三、重振温州经济的对策建议

　　温州经济问题的本质是“温州模式”发展30年后，因“代际锁定”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跟不上全社会改革步伐，长期陷入粗放式增长困境，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下衍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在巨大的利差面前，温州的企业家没有守住实业，身陷经济泡沫而牵发民间借贷风波，并将风险传导至金融领域。解决温州经济问题，关键在于打破“温州模式”的瓶颈。

　　第一，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出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是温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途径，也是实现温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是降低金融业等服务业的准入门槛，提高垄断行业的竞争水平，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以支持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良性循环。二是加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优化金融生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温商回归，努力打造良好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环境。三是将部分优势不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力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将科技与资本密切结合，推动科技产业化、市场化。四是加快温州的城市化步伐，解决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对外开放的相对滞后，为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文明形成打下基础。

　　第二，金融服务是有效辅助。就金融资源而言，浙江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和北京，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风险容忍程度超过金融更为发达的上海和北京。温州应当抓住金融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有利时机，积极探索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模式，更好地引“金融之水”灌溉“实体经济之田”。一是政府自身要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政策性投资机构、政策性投资引导基金、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产业调整升级提供政策性扶持。二是鼓励和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份投资基金，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三是政府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适合本地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四是拓展债券市场融资渠道，大力发展PE和VC等股权投资基金，引导浙商、温商回归投资。

　　第三，政府经济重振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决策是关键。温州实体经济的重振不能仅靠金融支持，除了货币信贷政策外，还需要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劳动用工政策尤其是当地政府服务职能转变和效率提高等一些列政策体系的配合，单靠金融的力量远远不够。政府引导合理制定产业发展战略，适当调整内外型经济结构比重，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创造温商回归的市场环境，重塑市场信心。

　　注：

　　[1]所谓“产业空心化”就是指某产业的资源配置、有效投入、规模发展及技术人才等逐渐地从原有空间消失或转移，从而使其面临退出市场或行业竞争的状况。

　　[2]出口订单指数是通过对企业经营者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对本企业出口产品订单比上季度变化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认为本企业出口产品订单比上季度“增加”的占比减去认为“减少”的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