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大家猜测的一样，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毫无悬念地出任国资委主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证监会主席肖钢、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工信部部长苗圩……“两会”以来的人事调整中，不少新任政府高官都来自央企高管，“商而优则仕”现象扎堆上演。

“高管”缘何摇身变“高官”？20多年前，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下，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工作的公务员、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潘石屹、冯仑、朱新礼、郭凡生、马云、俞敏洪……正所谓“仕而优则商”、“学而优则商”，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20年后的今天，改革正进入深水区，而一批央企高管却“商而优则仕”集体步入仕途，这究竟是市场经济的进步还是倒退？

“商而优则仕”是国人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的集中再现。自秦以来，“学而优则仕”便成为历朝历代的金科玉律。范进考了半辈子，虽然穷困潦倒，然而一朝中举吃上皇粮便时来运转。“士农工商”的排序压抑了中国人2000多年，商人在古代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穷不跟富斗，富不跟官斗。《儒林外史》里一个穷秀才敢于揪打一个有钱的盐商，仅仅因为这个盐商违规戴了一顶读书人才有资格戴的方巾而已。于是乎，富可敌国的吕不韦、胡雪岩，想方设法要进入政坛。于是乎，辅佐勾践卧薪尝胆灭掉吴国的范蠡，虽然后来弃官“下海”，虽然经商业绩卓著，然而在正史上却鲜有人知。于是乎，全国上下从南到北，每年都不乏一批人挤破脑壳考公务员。

《中国企业家》杂志官方微博前天登了一个段子发人深省——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的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21世纪的今天，“商而优则仕”再次抬头，不得不让人隐忧。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商而优则仕”相对应的，则是“仕而穷则商”。近年来，央企高管的高薪“金饭碗”被当成安排中央及省市年龄偏大、提拔无望官员的肥缺，即使不到国企任职，私企也会请他们做独立董事、当顾问。网友戏称“当不了省长就给你个行长，当不了大部长送你个董事长”。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央企高管竞相“爬”向官场。

“商而优则仕”是权贵利益集团的公开洗牌。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种制度隐患、行业矛盾、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新任政府将如何将改革引向纵深，大家都在拭目以待。正如《南方都市报》指出，“一旦陷入口号式狂欢，对民众不过是精神鸦片。面对着现实的焦灼，民众更希望看到实实在在的寸进，而不是虚无缥缈承诺及空头支票。比如官员财产公开，能否有更明确的时间表？”

自古以来，改革到最难处也是必经之处，就是向权贵集团开刀，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无不如此。央企高管“商而优则仕”，将大大小小的权贵集团的利益进行二次分配和公开洗牌，无疑大大增加了改革的成本和难度。他们亦官亦商的金牌身份，使其原有利益集团进一步固化，而新的身份和平台或有可能使他们中的少数人膨胀成党、国的蛀虫。

“商而优则仕”是对创新精神的公然抹杀。社会财富是企业家和全体公民创造的，而不是政府官员创造的。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过短短30几年，与欧美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机制相比，差距甚远，因此急需激励企业家，形成创新的氛围。对于央企高管“商而优则仕”的激励，表面上是激励，实则是对创新精神的背离与抹杀。因为这种激励是诞生在中国特色的土壤之下，而这种过于强调行政管控的中国特色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背道而驰。

部分央企高管甚至称自己为“企业官”而非“企业家”。在“商而优则仕”的刺激下，央企高管身份游离于官员和企业经理人之间，将央企平台当成一个短期过渡的跳板，基于短期业绩和政治目标考虑问题，而不是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经济目标。极不利于企业经营管理，进而降低了国有资产经营的效率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抑制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而且，对于央企高管的任命和晋升，存在鲜明的行政化倾向，没有科学的标准，使部分高管产生“跑官要官”的思想和行动。

在欧美“商而优则仕”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两代布什总统、杜鲁门、卡特，还有去年与奥巴马竞争的罗姆尼。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市场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已经非常成熟，权力寻租的机会和空间非常少。

有意思的是，微软创始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表示，自己不会加入到“商而优则仕”的大军当中，因此不会去竞选美国总统。他说，“如果有机会，非常愿意向美国总统提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而马云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权和钱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就是炸药和雷管碰在一起，必然要爆炸。”

但愿“仕而优则商”不只是曾经的昙花一现，但愿“商而优则仕”能引入更多、更严厉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