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今年研究生计划招生58万余人，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1.17倍。还有一个数据也很惊人：2010年全国招收专业硕士11万人，到2012年增至18.7万人。

　　中国的高学历越来越多，但反观有真正的研究型人才，中国似乎是绝缘的。据说美国某名牌大学有史以来共培养了3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的名牌大学却没有一个。

　　可悲的是，我们的教育似乎没有进步，当真还不如民国时期，像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陈省生、邓稼先、钱学森等具有国际影响的着名科学家。这些人都是在建国之前培养出来的，甚至是民国的。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建国之后我们的高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大概能看出来，早在民国时期，很多大学就已经是“自主招生”的，招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标准，都是学校自己决定。曾在一篇资料里看到过，比如华罗庚，因为投稿指出了数学教授的论文错误，被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发现，直接从高一还没有毕业，就被“拔”到清华大学研究数学，不久就当上了助教!着名的哲学家梁漱溟考不上北大，但学问很好，史料记载中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就说：“梁漱溟考不上北大，就直接让他来北大做教授吧!”，结果他就做了北大的教授。可见民国时期很多顶尖的人才，都是“非常规”得来的。

　　从这个比较中就能看出来，当代研究型人才的缺失确实是因为制度模式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一切向苏联老大哥看齐，教育体制也不例外。在当时的特殊环境的大背景下，教育已经不单为了培养有能力有思想的人才，而是为了国家发展而培养具体、专门、单一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培养带有特别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

　　为此，1952年到1953年间诞生了一大批着名专业院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京学院路旁边的“八大学院”。当然这过程中也拆分了一大批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比如像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都是那时起改动过来的，成了一批以专门学科为主的高等院校。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院系大调整”就是这么来的，难怪很多高校把1952年作为建校元年。

　　大家也还别真唾骂这种限制个人自由发展的教育体制，实际上它当年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建国初，中国工业还是积贫积弱的，为什么能有今天的局面?除了苏联援助外，真要感谢专门化教育为各种工业提供充足而优质的技术人员。没有他们的牺牲，中国可能现在就是第二个印度!

　　但在这种苏联模式下，本最容易在科学研究方面出成就的科学研究机构，却因为这些研究人员的“中规中矩”而没落。搞研究真正需要的“偏科”奇才却没有机会发挥才能。我们最近常听说的农民造诺亚方舟或民间高手造潜艇等诸多消息，这些比较奇的人物，很难说不是当初在中小学被打压的偏科学生。

　　除了科研机构，高校和研究生院本应该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但高校的教师或导师，不用说也是“规规矩矩”，是全科的产物。在很多学校里，一名导师带十几名研究生成了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国的导师制度，不与学生培养的质量“论英雄”，而与课题、论文等想挂钩，导致了很多有能力的导师忙着跑课题，没有时间来认真、专心的教导和指导学生，又有一部分导师有时间指导学生，却又在能力上略显欠缺。在这种“不平衡”下，许多学生在应付中完成学业，拿到了学历，却依然没有能力。

　　当代研究生的教育似乎在走向一个批量化生产的道路，逐渐的远离培养研究性人才的核心目标，如此下去，不单单高学历不再是“香饽饽”，高层次高等教育的公信力又该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