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20年，中国的财富和经济增长、居民的财富增长，难道不会遇到重大挑战？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和中国居民，都将面临增长的挑战。

　　曾经有一个网友，从信贷推动、货币推动的角度，认为中国还有城镇化和规模农业等巨大的发展潜力，增长是没问题的，“……中国不会有新增长点，但增长会持续，就在两个字上，拆+建……中国的拆建远没结束，圈地远没结束，担心什么增长……”

　　且不说如上所述，过去20年的增长无论从国家的角度还是居民的角度，问题并不少，就算是完全成功的，也未必可以成为未来20年增长的逻辑。

　　中国过去20年增长的逻辑，套上未来的城镇化建设，表面看经济增长似乎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恰恰在这里

过去20年，中国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中国产品在全球化中，利用成本和规模优势，获取了发达国家巨大的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制造业供给能力的增长无虞，中国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形成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有能力分担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成本不断高增长的负担。

　　由于过去中国外汇管理的强制性结汇政策，贸易盈余转变成巨额的人民币结余，这笔资金需要增值，是富余资金，巨量的购买力和充沛的流动性，推动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轮爆发性成长。房地产市场的成长，加上政府宽松的房地产信贷政策，推动了更多的资金包括居民储蓄参与到中国房地产市场，使得整个市场持续升温，政府发大财，原先价格不高、流动性不高的土地逐渐被巨量资金盘活了，银行以土地和房屋为不动产抵押标的的项目信贷模式被彻底激活，不仅银行盈利迅速增加，信贷推动的增长模式被发挥到极致。

　　结果，过惯了多年紧巴巴日子的中国各级政府凭着“稀缺”的土地所有者地位，资产和收入爆发性膨胀，一举成为这个涨价周期中最大的赢家。其实，还有一个大赢家是银行。资产价格暴涨之前，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中国的银行业被一些业界人士认为其实已经破产，坏账率超过10%，资本充足率很低，但是到了2011年，中国的银行业再次让人震惊，只不过这次是银行业的暴利让人眼红。不到10年时间，中国银行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其说是管理革命导致的，不如说是信贷爆发性增长、资产价格暴涨的利好促成的。

　　但是回到前面所说的，这种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要有国内外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总体平衡为依托，一旦中国经济体国内外的总体供给需求开始不平衡，这种模式就开始产生大量坏账而失去活力。

　　1990年后的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很大原因在于当初所向无敌的外贸和信贷推动的模式遇到了崛起的中国的挑战，至今日本仍深陷债务影响中，原因在于日本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不断走低，无法抓住世界市场的需求，因而银行的信贷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只好发债度日，不要说增长，能够维持已经不错。

　　中国有无数的项目可以包装，政府也可以比较自由地印钞票，但经济的规律是：终端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长期平衡。假如国内需求不足，就要借助国外需求，假如国外市场需求减少，就只能压低供给能力，否则就会泡沫越来越大，导致将来产生经济危机。

　　至于基础设施建设，大多属于低收益的公共物品设施，所以需要公共财政投资，但本质上公共财政来源于税收（包括土地溢价）、借债，这些都是加重经济体负担的行为，只有当经济体本身蓬勃发展、足以分摊这些公共设施的边际成本时，才是有效的、可行的，一旦超出经济体承受能力，会成为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大负担，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危机。

　　因此，增长，未来20年，会越来越成为中国和中国居民的问题。
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增长总是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也可以解释为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的自我调节的过程。信息技术的进步延长了发达国家的增长周期，但反而加大了波动性，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沉重打击了发达国家和全球经济，至今发达国家的未来增长态势仍然让人不乐观。

　　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称奇，持续20年的增长，只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遇到较大的挑战，其余年份至少GDP、贸易总额和盈余、税收等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始终位居全球第一，看起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个特例，其实不然。

　　从超长的周期看，1840年，中国这个古老的农业国首次面对西方工业国的直接冲击。农业文明的功底越深，工业文明的接受度可能性就越小，接受时间越长，遭受的磨难也会越多。事实证明，古老的中国农业文明，在应对全新的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应变能力上，的确不如昔日的学生日本国。这造成了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磨难史。而且我们也相信，这样的磨难仍未结束。但毕竟中国已经经历了过去170多年经历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和文化的变革，也该是中国人再次焕发光彩的时候了。如果说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是中国人的最低谷，那么21世纪开始，中国人的影响开始回升，过去短短的十多年中国人的表现是一个完美的回升注脚。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体超长周期的反转，得益于中国超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得益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得益于中国经济的低起点，得益于世界经济贸易的良好环境氛围，也得益于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除了虚拟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应用不多，反而让中国逃过一劫）。 经过20年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已接近充分挖掘。

　　劳动力供给已进入拐点，所谓的刘易斯拐点逐渐到来，意味着之前充沛的劳动力优势已不复存在，而老龄化社会在下一个20年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沉重的福利负担；

　　牺牲国民消费和福利而增加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下降，限制了人均资本生产率的提高；

　　制造业的低水平重复投资和低技术要求的房地产的繁荣，限制了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尽管我国的高等教育院校扩招和产业层次低导致的人力资源需求不足相矛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但从总体比例来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高中以上的人力资源仅占总人口的22%多点，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也不到50%。

　　上述情况导致中国经济现阶段的长期增长率已到了瓶颈期。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有效地扩大了经济的短期总需求，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快速上涨的物价和短缺的劳动力供应。这说明，虽然短期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事实是2009-2011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了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失业率（特别是劳动力失业率）也低于自然失业率。

　　因此，经济的长期增长不能靠短期政策刺激，长期政策依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全要素增长率。这些都需要中国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创新能力，推动制度创新，加强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

　　只有这些长期的经济增长要素得以提高和改善，中国经济才会继续持续增长。



　　正是这一系列利好因素的叠加，导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