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以后
——试谈中国文化之重建
娜拉出走以后，到底何去何从？一个世纪以前身处民族存亡关头的鲁迅先生满怀忧虑地如是说道；一个世纪以后身处多元文化中心的我们也完全有必要重新重视这个问题。总的来说，中国文化需要重建，中国传统需要重新被审视，这一点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
著名史学家徐中约先生将中国近代史界定于1840—2000年，这种界定与史学界的普遍说法迥然有异。但却卓有见识。它并不执着于纷纷繁繁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而着眼于我们这个民族在1840—2000年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其中心在一个“变”字，中华民族在世界背景下的变迁。清末名臣李鸿章喟然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正在经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娜拉出走以前的“变”只是物质层面的“变”，而娜拉出走以后的“变”就不单单只牵涉于物质层面,还牵涉于制度层面和意识层面。
娜拉出走前后的中国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时期，内有军阀混战、官僚资本主义的横行、封建势力的“苟延残喘”，外有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极端压迫\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整个中国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这个时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其主旋律是救国存亡压倒一切，包括极端的个人主义。胡适之先生在其《社会不朽论》中就曾旗帜鲜明地指出，个人的小我世界终将随着历史的流逝而流逝，而大我的社会却必定会永远地流传下去。个人的不朽只有随着社会的不朽才能永恒。其主要目的也还是号召国民为了民族存亡而抗争。民族富强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所以，娜拉出走以前的“变”，其中心是使民族富强。即便是主张从政治经济制度层面出发的戊戌变法也依然要依托封建贵族官僚(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帮助，要依托封建君主的全力支持，一旦“依托”不牢，便全盘崩溃。所以，戊戌变法其本质上并未真正动摇封建基础，并未真正触及到政治经济制度各个层面。它和洋务运动在社会效果上的作用几乎是一致的，无非留下了许多诸如报业、邮政、工厂一类的社会基础设施，其唯一的核心目的依然是使中国尽快地富强起来。
而娜拉出走以后，随着一批又一批早年被清王朝公派出去的青年学子回国，西方的一整套理念也因之被带入中国，比较重要的例如严几道翻译达尔文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这批青年学子本身即是经过千挑万选出来的，他们的资质和才华无疑在当时的清王朝首屈一指，而被公派出国之时，他们又正处于人生观与价值观生成的关键时期（大多未到弱冠之年）。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接受西方教育的时候，不致于被本国的传统所完全性地束缚住。而当他们回国之时，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同胞的时候，他们骨子里已经形成的西方价值观便开始上升。理想与现实，西方与东方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加上他们本身浓烈的爱国情怀，他们便必然地将这种落差归咎于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流弊。于是一方面，从内心深处他们原本无比热爱这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祖国文化，他们显然无法完完全全地斩断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根。而另一方面，西方思潮里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等又深深地打动着他们，并促使他们相信他们只有所学的西方经典能够拯救危难的祖国。于是，在强烈的民族危难意识之下，他们拿起快刀斩向了自己的根。这种痛苦是无疑的，挥刀之时，他们自己也在流着血。所以，尽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那么地振奋人心，尽管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到了统治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国大厦，但他们依然无法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袁世凯、张勋、吴佩孚、张作霖等等等等极富野心的军阀窃取了他们的成果，将中国社会硬生生地拖入了极端混乱时期，中国士人一度又失去了作为（与其说是失去作为，不如说是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迷惘之中，典型的例子是许多文人干将自甘为军阀张目，后又后悔不已的行为，如刘文典等）。迫不得已，经过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等一系列努力都失败之后，中国士人面对日益深化的民族危机只好再次求救于西方，由西方恭恭敬敬地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扯出启蒙大旗，高呼“打到孔家店”，誓言要与一切旧社会旧文化彻底决裂，一时之间，风靡全国。然而运动只是运动，它既无法改变当时中国的现状，也无法冲散那与生俱来的浓浓乡愁，一批真正的饱学之士便再度陷入了恐慌、内疚和彷徨。“觉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可信”（王国维语，载《静安文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便概括了这一时期这一批人的普遍心态。1927年
总的来说，娜拉出走前后的这段时期里中国所经历的剧烈变局是复杂的，是错乱的，并且有其阶段性的特征，即娜拉出走以前以富强为主格调的变局与娜拉出走以后以独立与自由为中心的变局。在这个变局中至少有三点内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其一、这个变局的产生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这个变局并非是中国本身自愿发生的，它与中国社会原有的轨道走向有所背离，是强烈的民族危机将这个变局不断地深化下去的；
其二、西方文化的观念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引领下由原来的主动乞请输入变成了强制输入，1840—1990这短短的一个甲子，西方在原本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迫使中国去主动地吸收它，全盘吸收它；
其三、原本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开始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趋于崩溃，再也无法占据整个社会唯一的统治地位。而且这股趋势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贯穿了整个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有被边缘化甚至被抛弃的危险。值得庆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始终没有被完全性的割裂。西方文化进一步，中国学人在兴奋之余必沉沉地痛一次！
然而，令人敬佩不已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局之下，许多明哲之士依然顶住了重重压力，潜心研究，认真反思，反复论证，不断对比，既而提出立足于本民族的救国存亡之道，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所表述的“中体西用”思想。其后，分析更深入，观点更独到，如李大钊《新旧思想之激战》：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之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中国社会在变局中在碰撞中“并存共进”，“容人之雅量”与“自信独守的坚操”二者必须具备！如此则娜拉方得以从思想禁锢、空间闭塞的原有境界中走出来，看见更广阔的天空，而不至于茫然无措，不知所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在资本主义在中国行将垄断的时候，一种以融合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走进了中国，并在短短28年间（从1921年的中共一大开始计算）迅速在中国站稳脚跟，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垄断，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并建立政权，而且得到了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与其说这个奇迹的诞生是一个外来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不如说是这个外来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最终破产，变局的复杂性固然是一大因素，但其本身没有很好地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没有充分估计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才是其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无可否认，在长期建设过程中，中国已经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国的头三十年，属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摸索时期。在这三十年，尽管我们经历了诸如1958-1960年的大跃进、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中苏关系破裂、1966-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的失败，但这三十年我们所取的成就同样是不容抹杀的。这三十年不仅仅是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沉痛，更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去总结的三十年。
以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为例。从1966到1976，这十年间整个中国文化界处于大浩劫中，无数的文化遗产付之一炬，我们回首，沉痛甚甚！但这十年间给我们的印象，除了那飞扬跋扈的四人帮集团和野心勃勃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外，就是一群满怀热血的红卫兵青年、一群老骥伏枥的博学之士、一群志操高洁的有为之人等等。前者是值得鄙夷的，而后者则更多的应是钦佩和同情。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只听一个个亲身经历过之人的口述。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我感觉它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种转型尝试，一种使中国社会彻底无阶级化的转型尝试。究其根本，文化大革命其本来只有三年，“批一年、斗一年，改一年”的三年，但后来它演变成了十年，整整十年！当时的社会政府与民众是打成一片的，人民对于社会对于政府极端信赖。外部条件也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冷战局面的形成而趋于稳定。这样的情况是进行全社会全方位改革的绝佳时期。毛泽东主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真正地将改革做了下去。只不过他所找到的路是偏颇的，单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了这一场改革的最终失败，中国为之停滞了几十年。但它所给我们的经验绝对不容忽视，即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要改革必须要平衡，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社会的转型必然从中国本身实际出发，不能对中国本身的传统与文化相割裂。
从1979年起，以邓小平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坚持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三十年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瞩目的，是无与伦比的！
成就值得肯定，但缺漏同样值得深思！我们看到，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身处多元文化中心的我们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茫然和困惑。许多本属于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被它国“抢”去，许多令人发指的道德沦丧事件在不断冲击着我们内心的底线。面对多元文化，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我们的内心不断地被边缘化，又不断地在唤醒我们内心的记忆。从娜拉出走以来，我们不断地吸收着西方文化的果实，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好东西，而如果是东方的，那就差强人意了，我的生活周围这种观念就是膨胀的，是普遍的。而西方文化在世界背景下也产生了许多流弊，反过来正在往东方寻找解决之道！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是由中国学界发起，国学热在上世纪90年代和这刚刚过去的十年之间应运而生。
但是我们看到，国学热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感的缺失，是一种对于自我身份的困惑。近年来，中国走的要么是照搬照抄别人的，顺带把自己的毁掉，要么是依据别人的东西稍加修改便成了自己的东西。与其说是国人自己起来认证自己，不如说是西方的流弊迫使我们去认证自己和自己的文化。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终归是走上了这条认证自己的道路，这是娜拉出走以后，中国的一个大突破。已故的
那么对于娜拉出走以后，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重建问题就应当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中中国已经开始自我认证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许多大家前辈也已经提出了许多卓有见识的看法。恕我狂妄，此间一孔之见，敢向方家求教：
首先，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历史从大维度的层面来看，总共经历了3个阶段。从原始的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前二者人类已经经历了，而后者却是人类正在经历的过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其意义则尤为重要。21世纪是一个意识转换的关键期。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意识转换，就时间上来说，这种转换显然西方要远远地早于东方。西方在这一段时间里的尝试，记录着成功与失败，它可以为东方发展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对象，但决不可以作为东方发展的教条抑或是模板。我们应该先站在一个平等、开放的角度，超越我们本身的民族立场从人和社会的角度去看待两个文化和两个文化背后的实质内涵。而后，既“送去”，又“拿来”。鲁迅《文化偏至论》：“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于国中，亲和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偶尔和为人国。”
其次，我们应该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而不仅仅简单地局限于文化保守主义。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我们有“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就要将这种文化和传统的立足点上升为一种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和传统转型的自信力和决断力。但绝不应该保守，决不应该自我夸大。而且我们也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不能让“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失去其民族性”（博尔赫斯语）。
再次，我们也应该超越文化激进主义的立场，打破僵局，回归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中国思想之转向的彻底性，端赖一种绝对意义或神圣意义上的经典意识回归”（唐文明《中国思想的转向与精神问题》，《近忧：文化政治视野中的儒学、儒教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国学热兴起十多年来，我们对于传统国学的态度总的说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条方针是一条绝对正确的方针，但在中国社会的普遍层面却不见得一定适用。中国民众由于长期的积累而形成的文化素养使得他们并不具备“取”和“弃”的意识和能力，此其一也。其二，学国学，绝不可以先存有“取”和“弃”之分。东方式的特点是综合式的，东方式的学术文化绝不允许有“取”“弃”之分。只有“精华”与“糟粕”并取才能看到其本身特有的价值，而后在自由文化的背景下，人们自会做出合理的选择和判断。在全面吸收的基础上采取放大与缩小的方式，放大精华，缩小糟粕。唯其如此，方可全瞻中华文明，不至偏差。冯友兰在《孔子研究》创刊号谈到：“五四时期谈中西文化，其重点是针对中国文化的消极方面来进行批判；现在再谈中西文化，其重点是要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有所继承。人们常说，对于古代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这是一个程序的两个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有时注重这个方面，有时注重那个方面，所以就显示出一种转化…一提到继承，就往往被怀疑为‘复古’，这种怀疑是多余的，因为这个程序还有批判的那一面管住，批判的影响是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时代将会倒退、进步将被扼杀之类局面的发生。无数历史证明，文明的进程总伴随着社会主体——民众素质的全面提升。
第四，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在是一个“道德”，外在是一个“秩序”，两者在普遍层面上得到了统一，归根于纯粹的生命。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尽管也长期处于封建的囚笼之中，但却与西方的中世纪封建迥然不同。它不仅没有如法国这人孔多塞所言的“专制”与“迷信”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且是那样轰轰烈烈地发展着。包括自然科技，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先生更是感叹，中国古代社会的科技领先世界1500年，落后是从近代西方革命以来才开始的。（据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中国古代社会能够延绵辉煌几千年，期间数次出现“社会乱于上，而学术繁荣于下”（据钱穆《国史大纲》）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文化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其根更是扎在纯粹的生命土壤之中。在娜拉出走以后的这段时期里，中国文化被彻底推翻，无论内在还是外在，处于坍塌的状态之中，但还是无法根本地拔出它。中国文化需要转型，需要重建，必定从这两方面着手。
最后，“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是在世界什么地方出现的，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能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编选，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p1312-1313）中国思想也只能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大多把这个“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放在先秦和1840年以来娜拉出走前后的两个时期来思考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重建问题，并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1840年以来娜拉出走前后的时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需要重建的“导火索”时期，对于这两个时期我们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先前已经论述到1840年以来娜拉出走前后的这段时期在民族危机和西方冲击下实际上是偏离了中国社会的原有轨道。所以，找到中国社会的原有轨道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重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得不偿失。而此类研究却几乎常常被中国学人所忽略，这是十分可惜的。
而著名史家黄仁宇先生则指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可以追根穷底地追穷到明朝去。”（《放宽历史的视界》）黄先生是从技术的层面得出的这一结论，可谓高瞻远瞩。之所以“研究中国现代的很多问题”，要“追穷到明朝去”，其根本原因在于明代的文化有其特异性的一面。明史学家商传先生如是写道：“明代的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而且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转型时代的文化特征。”（《明代文化史》）明代中国的社会走向绝然不同于1840年以来娜拉出走前后的社会走向。它是自发的，而非外压的，它丸不出盘地走着传统转型的路线，而非在迷惘、困惑和恐惧中背离社会发展的原有路线。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出现变更，但并不惊天动地。作为社会中地位最低下的商人这时候也开始翻身了，甚至与士相提并论，很多大文学家如李梦阳等都愿意降身屈就为商人写起碑铭之类的文字，“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商异术而同心”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没有的，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答王遵宪》载：“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铭，如生而饭食，死而棺稕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汉唐间亦绝无此事。”（“屠沽细人”即指商人）；而对于外来文化，它也能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去接受它同时又不失去它的本来面目。蒋之翘《天启宫词》记载：“时内殿诸像并毁斥，盖起于礼部尚书徐光启之疏。光启奉泰西氏教，以辟佛、老，而帝听之也。”“帝听之也”表明事实上封建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的建筑已经默认了这种文化冲击而不像清末那样加以阻挠，甚至还给予了法律上的特殊保护。而徐光启的著作《农政全书》、《几何原本》（与利玛窦合译）等都无一不立足于本民族的立场上而进行改良。
并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从明代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其源头，例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近代以来许多的思想碰撞也同样可以在明代找到依据，例如具有复杂宗教信仰背景的李贽即在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和“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则无惧其害”的勇气向封建和传统猛烈开火。然而不同的是，李贽落发了，它的落发并非出世，而是入世。一半唯物，一半唯心（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九州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与其说李贽是在自我矛盾着，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整个社会的尝试。极高明而道中庸，李贽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一点是形而上的，那时的中国社会亟需一种形而下的做法。
“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辞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具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据《明史·顾宪成传》顾宪成语）事实上，从南宋的朱熹到王阳明，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其内向超越，中国士人的着眼点也从得君行道这一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的着眼点开始放在了整一个社会之中。而且已经突破封建的枷锁，拥有了相当的启蒙意识。如吕坤《呻吟语》：“人问：君是道学否？曰：我不是道学。是释学否？曰我不是释学。是老庄申韩之学否？曰我不是老庄申韩之学。毕竟是谁家门户？曰我只是我。”而王学支流之一的泰州学派更是将中国文化的精神带到了平民大众，进而上下更为一体。有明一代从陈献章的开源到王阳明打开封建的缺口，从李贽的极端反叛到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有心总结，中国社会的转型努力在不停地持续进行之中。然而可惜的是，明代没有进行到这一步便在满清的铁蹄下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这种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就随之夭折了。
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因树屋树影》卷二载：“昔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余虽学浅，但也愿做那只徒感天神的鹦鹉，“入水濡羽，飞而洒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敢倾一身，“为往圣继绝学”，“为己身臻至善”。
潘世东转载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级中学303班张文彬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