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从正党风政风抓吏治开始，后垂范社会
栗彦卿 于 2013/6/20
有点基本的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在阶级社会，在科技生产力尚不充分发达的时代，在一般社会大众还在为基本的生计而奔波的时代，社会大众平均的综合科技文化素质还不是甚高的时代，人们基本是上行下效的，民以吏为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直至上梁不正下梁歪。党内领导阶层，也一致认识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于抓吏治，正党风，抓国家的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毛泽东所倡导的“两个务必”的建设，走群众路线的建设，民主政治的建设。所以，正本清源，从正党风政风抓吏治开始，后以党政干部的三个代表的模范带动，垂范给社会大众。如此，才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应。
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先拿镜子照照自身，照照党内一些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腐化堕落，消极腐败，严重脱离群众，反倒先对社会大众指手划脚，评头论足来了，反倒先指责现代新闻媒体报道的负面新闻了。这会收到好的效果吗？
古人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如果真的想把社会引导好，治理好。好好管管中国的吏治吧，正本需先清源。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真理。
附：
警惕网络负能量
2013年06月16日《求是》 期号：2013/12 石 平
互联网的发展，正以惊人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自觉不自觉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数字化生存”。
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体、先进的通信工具、实用的信息总汇和活跃的社交平台，网络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借助网络，人们可以遍览天下大事，可以从海量信息中查询自己需要的东西，可以分享观点、轻松淘宝、在线神聊，可以便捷地讨论公共事务、开展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可以说，网络的发展，丰富了信息资源，拓展了交往空间，密切了群体关系，节约了社会成本，为推动社会进步注入了源源不绝的正能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当发生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重大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时，网络总是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迅速激发起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舆论声势和爱国热情，让人们真切感受到网络正能量的精神震撼和现实意义。
但是，网络并不总是以正能量示人。经常上网的人多会有这样的体验：打开网页、登入微博，立刻就会在不经意间陷入网络负面信息的包围之中。首先是负面新闻连篇累牍。灾难、事故、贪腐、丑闻似乎铺天盖地，所谓内幕、揭秘、潜规则层出不穷，谣言、暴力、色情信息屡禁不绝，曝隐私、秀下限、搏出位大行其道，各种丑恶和黑暗被无限放大，人们不禁会问“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其次是不良情绪四处蔓延。凡是政府辟谣的就一定是事实，凡是官方发布的就一定有黑幕，凡是社会矛盾就一定是体制问题；凡事宁信其错，不信其对，宁信其坏，不信其好；阴暗心理、悲观情绪、网络戾气在网上滋长蔓延、交叉传染，消解社会正气，压抑人的心理。再次是网络暴力愈演愈烈。观点不同就势不两立，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加；大量谩骂、中伤等侮辱人格的言词，传播不实信息甚至造谣诽谤等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人肉搜索”等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已经是司空见惯，公民个人基本权利遭遇野蛮践踏，让越来越多的人谈网色变。显然，这些现象属于网络负能量。
对网络负能量，我们该怎么看？
有人认为，负面信息充斥网络，是因为各种负面事实确实存在，网络只是“客观反映”而已。有人甚至宣称，传谣也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谣言倒逼真相”。
中国确实处于问题多发和矛盾凸显期，党和政府对问题看得很清楚，正在着力加以解决。但是把中国看得漆黑一片则完全不符合事实。网络的集中、放大作用是网络负能量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集中和放大，归结起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网络媒体的添油加柴。负面信息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容易诱发人们的好奇本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流量为王”理念指导下，网络媒体常常通过大量登载、炒作各种负面新闻来吸引眼球，同时通过耸动的标题、诱惑的图片、夸张的表达，达到增加点击率、流量最大化的目的。这是形成网络负能量的基础。
二是特定人群的情绪宣泄。调查显示，目前网民中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占据较大比例。这个群体总体上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容易对生活和社会心存不满，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解读现实，沉溺网络发表各种偏激言论成为他们表达不满、宣泄情绪的主要方式，久而久之还会对网络形成一种心理依赖。
三是某些“意见领袖”的蓄意鼓动。网络的传播特性造就了一批网上“意见领袖”，其中有些人，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把批判作为装点自己“独立思考”门面的主要方式，刻意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常常以嘲讽、戏谑、解构社会主流价值为能事。有的网络“公知”党同伐异，霸气十足，老虎屁股摸不得，常常只站队不站对，不论是非曲直，为了批评而批评，有的甚至不惜撕裂社会共识，攻击现行制度，叫嚣“每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企图让“颜色革命”在中国上演。
四是“网络水军”的推波助澜。网络为挟舆论之名谋取私利创造了便利条件和操作空间，“网络水军”应运而生。他们通过四处发帖、跟帖，制造新闻事件，炮制虚假民意，诽谤竞争对手，扰乱传播秩序，搞得网络空间乌烟瘴气。一些势力看到了其中的玄机，也大量雇佣“网络水军”，操纵网络舆论，编造政治谣言，恶搞、抹黑党和政府形象。这是网络负能量最大的幕后推手，尤其需要警惕。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正能量和负能量就是比肩而立的两片刀锋。是让正能量给力，还是让负能量爆棚，答案不言自明。面对网络负能量，我们该怎么办？
“正能量”概念的创造者、被称为成功学大师的戴尔·卡耐基说过：一切带给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成功、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都是正能量。当我们积极、豁达、理性时，释放的就是正能量；当我们消极、狭隘、偏激时，释放的就是负能量。为了网络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正能量的一分子，积极释放正能量，坚决遏制负能量。
要理性看待网络空间。许多善良的人们常常为网络描摹的“黑暗现实”或怒发冲冠，或扼腕叹息，一些人因此对社会前途和国家未来产生怀疑甚至悲观情绪。应该看到，网上喧哗代表不了主流民意，虚拟空间不能对应真实社会。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认知和判断才不会被网络负能量拖拽到非理性的一面。
要积极面对现实生活。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知识改变命运，劳动创造幸福。与其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倒不如断开网线、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勤奋工作，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任何时候、任何时代，这都是人间正道！
要珍惜自由表达的话语权。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自由表达的舆论平台，但如果把自由理解为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对自由的无知。自由与自律不可分，自己享有自由应以不妨害他人自由为前提，个人在享有自由权利时，应依法尊重他人权利，并服从道德、公共秩序的需要。网上活跃分子在享有自由发言权的同时必须为自己的言论承担社会和法律责任，谨防为赚得一时的“喝彩”而背离公义、触犯法律。
要准确把握网络民意。各级政府重视网络舆论，将其作为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途径，值得肯定。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是那些每天急匆匆上下班的人们，是工作岗位上忙碌操劳的员工，是超市里推着购物车摩肩接踵的男女，是节假日里公园及景点熙熙攘攘的游客。他们在网络世界，是沉默的大多数，却是现实社会的主体。单凭网上的喧嚣就作出对中国社情民意的总体判断，是非常不靠谱的。对网络舆论必须做冷静的分析，当一种声音出现时，要想一想它代表了哪些人，又能代表多少人，切不可听风就是雨。
栗彦卿：总体上肯定王长江的这篇文章，能够抓住主要矛盾，正视矛盾，不推托，并给出合理的正确的出路。这样的文章，在党政领导干部群体内，真的不多见。
靠什么化解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 2013年6月10日学习时报王长江
●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关键是看其分配是否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
●维持和谐可以，但维持矛盾，则等于在深化矛盾。维持现状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避责任。所以必须深化改革。
因为信息传播日益发达的缘故，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消极腐败现象被揭露出来。如果大体划分一下类型，其中一大类最为人诟病的现象是官二代接班。不时有消息见诸报端：某书记的公子当了副县长，某市长的女儿当了副书记，某主任的女婿当了常委，某部长的外甥成为科长等等。这些信息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严重地解构着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
理性地说，从政中体现某些家族性的特点，其实也不算个别现象。如果说，我举菲律宾阿基诺家族的例子，举印度甘地家族的例子，举巴基斯坦布托家族的例子，往往会使人们同缺乏民主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我若举美国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为例，举韩国朴正熙、朴槿惠父女为例，大概不会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封建主义在起作用。
为什么？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通常基于两个基本方面，简单概括，一是合法性，二是科学性。
所谓合法性，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那套道理。这套道理，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不民主的，但起码要自圆其说。例如，在王朝统治下，完全可以强调世袭。这个国家属于皇帝，皇帝当然要掌权，当然有权决定谁来帮他行使方方面面的权力，包括各级政府的权力，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最高权力传给他的兄弟姐妹，传给下一代，这和家庭财产继承是一样的道理。在民主政治下，你要强调人民是权力的主人，那就真的要让人民感觉到自己在选择掌权者，决定大事，能就那些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
所谓科学性，就是要考虑到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制定大家都接受的规则，按照规则来防止权力交接可能进行不下去的情况。例如，君主的权力既可以交给兄弟姐妹，也可以交给自己的子女，还可以交给自己兄弟姐妹的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不规定一个先后顺序、选人的标准，不明确谁说了算，可能会发生混乱。于是就需要设计一套合理的、大家都接受的程序和制度，当然也包括谁来执行、谁来监督等等，统统都要设计好。如果是民主制，由于没有一个大家都绝对服从的自然人，更需要大家参与，制定大多数都认可的制度、程序、规则，以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
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既缺乏合法性，又缺乏科学性。我们靠枪杆子打下了天下，这是我们掌权合法性的初始来源。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似乎很合逻辑、天经地义。但是不能忘了，和封建王朝不同，我们的合法性既不是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而来，也不是靠梦白蛇“斩蛇起义”而来，更不是“金刚转世”变成共产党人，从此共产党人自然获得了统治的资格。恰恰相反，我们是靠高举民主大旗，在否定所有这些神秘主义说教的基础上获得掌权合法性的。没有“老百姓翻身做主人”这面旗帜，老百姓当初不可能跟你走。因此，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依据老百姓深信不疑的“跟共产党走翻了身，说明让共产党做我们的领路人是正确的”这个逻辑，作为人民的代言人、领导者，把党定义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用计划经济要求“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法，归根结底要回到“人民如何当家做主”上来。万事都由全体民众当家作主自然做不到，但由他们选择他们认为放心的人去做，这已经是最低限了。遗憾的是，前面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资格选人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权者。掌权者不但自己选自己（所谓“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而且现在索性就在自己的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中选。不是说官员的孩子不能为官。如刚才所举，即使在西方国家，为官也往往少不了家族背景。关键是，我们有些选择方式有问题，我们有些用人制度有缺陷。我们高举的民主大旗，本来是我们执政合法性的强大来源，但在实践中有时体现不出来。结果是，每错误地做一次，人们就用大旗上那两个灼人的字眼质问我们一次；每错误地做一次，我们就会因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备感尴尬，执政合法性也就会随之下降一点。执政合法性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是经不住这样大手大脚地付出的。
对这种现状，采取维持的态度肯定是不行的。维持和谐可以，但维持矛盾，则等于在深化矛盾。维持现状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避责任。所以必须深化改革。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呼吁深化改革的原因。不是因为主张改革者有什么特殊偏好，把他们看作“麻烦制造者”更是荒谬。而是因为看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消解、融化，所有有点责任感的人都深感忧心忡忡。冰山融化，雪线升高，那是要造成洪灾的。
怎样改革？我们看到，最大的问题不是对执政合法性重视不够，而是我们用以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本身存在深刻的矛盾。我们关于坚持和强化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的宣传不可谓不多，但效果甚微，边际效用甚低，就是因为这个矛盾在起着自我消解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个矛盾。
消除矛盾有两种方法。一是否定民主。否定了民主，不再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人，直截了当地把党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党作主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来，一切由党说了算，包括由什么人掌权都由党说了算。我看到一些研究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千方百计论证民主的缺陷，论证在中国推进民主发展于国情不合，是误入歧途，并且试图以否定西方民主来导出中国可以不要民主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努力不可能成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这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当初高举的大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党就等于从历史上否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不但如此，我们还会落得个不讲信用、背信弃义的骂名。
二是坚定不移地高举民主的旗帜。不是别人举，我们就不举；而是别人举，我们比别人举得更高。为此，要痛下决心，清除一切背离民主的思想、理论、体制和做法，尤其是用人制度中那些打着“党管干部”旗号、实际上在不断剥夺老百姓和普通党员权利、败坏党的声誉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讲党的领导，不是不应“党管干部”，不是不可以一党长期执政，但所有这些都应在符合民主基本规则的范围内运行。毫无疑问，这样做起来，党的活动肯定会比过去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各级党组织不能再对政府组织直接发号施令，党在真正保证民众对官员选择权的前提下向公权力输送自己的精英，甚至短时期内，在个别地区，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官员会被贴上不信任的标签等等。但是，以接受约束取信于民，获得更多的执政合法性，使党的公信力止跌回升，这样的好事，又何乐而不为？这样，至少和否定民主的选择相比，逻辑更顺，可行性更大，风险更小。
栗彦卿：一些领导干部的一贯作风，就是不能正确正视自身的歪风邪气，一贯的对别人对群众指手划脚，对自己的问题，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对自己的一点成绩，无限放大，无限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