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面对历史必然付出的代价。我们的领导历来是善于为自己评功摆好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着严格的媒体审查制度，全国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无不恪守着领导们历代沿袭下来的为现存体制歌功颂德的宗旨，比较过分的是固执坚持的唯我历史观。国人都常见这样一种可笑的90、60、30现象，所谓90是指建党的历史，在对这段历史的表述上，重点是集中在八年抗战及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因为这是我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而60就是指建国的历史，在这段历史的表述上，前三十年基本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

很多大型历史题材基本都是写到50年代除就断片了，因为尽管1949年之后，按着正统的说法就是，劳苦大众当家做主了，但频繁的阶级斗争，由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直到登峰造极的十年文革，国人基本是生活在血腥的阶级斗争之中，强烈的斗争意识致使没有人清楚身边的某人会否是阶级敌人，这种人人自危的状况，哪里是在当家做主啊？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狂热的赶英超美狂潮，名义上站起来了的国人，其实连果腹的基本生存需求都无法得以满足。而对于造成这一切荒唐的领袖，国人却要山呼万岁，要世世代代地铭记他老人家的恩情，这是什么样的历史观啊。

所谓的30，就是指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段历史的确足够辉煌，毕竟国人相当的多数有了不错的物质生活，中国以往那又穷又硬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很多人仍然在担忧着，本该齐头并进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很多思想上的禁锢，导致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并因此导致了目前中国社会状况的严重畸形。一方面被改革开放政策充分解放了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位居世界经济总量的次席，尽管其中的质量还存有很多的瑕疵，但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却是当今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中国畸形的上层建筑已经并正在严重影响着中国的真正崛起，比如日益严重的两级分化，病入膏肓的官场腐败，积重难返的官民对立等等。

尽管这些严重存在的社会问题被官方在大众传媒上完全禁绝，新闻联播中不播，电影、电视剧中一概回避免谈，但在民众的心中，公权力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据说，新领导怕天下大乱，发出了不能用一个30年否定另一个30年的警告。理由是否定了前30年，就等于否定了前领袖，而否定了前领袖势必要天下打乱。且不说这样的说法有些危言耸听，也不必玩什么逻辑游戏，用我们一贯的政治格言实事求是地来分析，既然前三十年的每段历史都是那样的不堪回首，抽象的肯定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样蹩脚的愚弄百姓，在当今的朝鲜或许可以做得到，但在国门早已敞开的中国，对历史和现实都门儿清的国人，又如何能接受这样的空泛说教呢？

当今的中国尽管已经成长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巨人了，但这个巨人却是坡脚的，其缺陷就在于不能坦然面对自身的问题。如同一个患病的人，如果总是讳忌疾医，总是害怕别人因此而瞧不起自己，总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磨道上打转，结果必然是病入膏肓，或是动大手术，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此的道理并不复杂，为何我们的政治精英们似乎总是处于糊涂状态呢？其实，连我们这底层的草民都懂得的道理，精英们又怎会不懂呢？非不懂，乃不愿也。多年累计的毒瘤，也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不甘于放弃手中的利益啊。这倒真是无法两全的，至于为何新领导提到的两个不否定，我倒是宁愿相信其本意并非是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是韬光养晦的权益之计，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后，还要喊上一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样吧。中国的事情之复杂，或许是我等草民难以准确体会，但前些年中央作出的历史问题决议可是非同小可，实在没有必要为早有定论的问题重新翻案吧。在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不能蛮干，可以缓行，但开倒车就是断不可行的呀。

    总之，在中国向现代化时代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的存在价值是以对国民进行公德意识教育为前提的，容不得墨守陈规，更不能文过饰非、粗暴专断。正是由于在这个领域内的一些“遗老遗少”总是在那里抱残守缺、因循守旧，从而在社会中造成了许多的混乱，大大贻误了中国合理借鉴人类优秀的社会治理经验、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脚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人公德意识的提升，有赖于社会整体进步的加快，也最终取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起飞。如果脱离了社会改革的现实，只是孤立地讨论国民公德意识低下的问题，恐怕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