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经济界的老砖头——迟福林
栗彦卿
与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等经济界的砖头垃圾一样，迟福林也算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老砖头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吹鼓手之一。这些人的主要观点，就是十分崇拜人性恶——资产阶级金钱民主及其私有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恶不足以促进科技进步，非私有制不足以促进企业和经济的大发展，改革以来，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经济类西方的市场化改革，竭力反对国企的社会主义性发展壮大，竭力论证国企的效率和效益低下，竭力限制国企在国民经济的垄断性和竞争性领域的活动空间，说国企是当前中国所不需要的。其半吊子的根源，就在于把国企的官僚腐败尽可能地说成是国企本身的错，把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高度官僚集权所导致的非“左”即右的经济发展错误方针，尽可能地说成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错，尽可能地把脏水（东方高度官僚集权管理体制）和正常的孩子（社会主义人民政府本身）一起泼掉，把脏水（东方高度官僚集权管理体制）和正常的孩子（社会主义国企本身）一起泼掉，只看见了一些党政官员的权力腐败，故意避讳一些资本家的血腥剥削。可以说，这种崇拜资产阶级主导下的私有制及其纯粹的市场经济，是对历史自发性的盲目随从，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对西方大资产阶级奢侈腐华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对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十分幼稚，十分反动。
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是单纯这种经济界的半吊子，二流子，瞎忽悠，还不能怎么样，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关键是它迎合了中国的相对于改革前变动不大的高度官僚集权、高度官僚主义这种政治管理体制，这种发展经济不需要民主的一些党政官僚的右倾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因为，相当一些党政官僚都已经在所谓的国企产权改革、抓大放小过程中，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或者通过权力腐败，大肆地发家暴富了，他们这些人，亟需的是什么呢？就是像前苏联的党政官僚内部复辟一样，亟需的就是通过什么途径，把已经非法得到的巨大经济利益合法化，而且既要权，又要利，权力和金钱都不失手，那么，唯有走市场经济这条道，唯有私有化这条道，最省事，最彻底。所以，这帮经济界的砖头、兽兽，垃圾们，在这帮已经腐败变质的党政官僚的支持下，逐步地依附于这帮党政官僚和民族资本家权势既得利益者们，这帮党政官僚和民族资本家又暗暗地进行利益输送，比如独立董事、高价顾问的年薪等，与这些经济界的私有化吹鼓手们分一杯羹，这样，变质的党政官僚和半吊子的经济界砖头，就如此地僚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了。
所以，这帮半吊子砖头经济学家在国内大肆存在，并十分嚣张的国内的大环境，是依旧的东方斯大林式高度官僚集权，是一帮腐败官僚支持下的产物，怪胎。这帮官僚，既要权，不想发展人民民主，唯恐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监督制约他们，对他们指手画脚，又要利，要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好处，所以，就自觉地组成了什么政界、商界和学界的精英，组成了中国的一些权势既得利益者群体，以西方大资产阶级的所谓的“大社会、小政府”模式为范版，肆意地操纵改革，颠倒是非，实际上否定共产党的党政领导“三个代表”的先进性，否定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性，修正马列主义。
因此，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主导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屡屡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国内国际阶级矛盾的扩大，但是，它在东方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一小部分既得利益的官二代的高度集权统治下，仍然大行其道，大肆内部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苏东剧变的根源，就是当前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逐步异化的根源。
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党政官僚的长期的较大范围的特权腐化，触目惊心，其阻扰人民民主政治体制继续深化改革、基层县乡人大代表直选、全国住房信息联网、官员财产公示、公权力在阳光下行使，不惜余力，或者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雷声大雨点小，忽悠广大劳动人民，一步步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我们对此的反击，就是给予坚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纠正，重新的拨乱反正。试想，人民政府，你不让政府主导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干啥？你能让大资本家主导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吗？你学过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经济学吗？知道政治和经济的紧密关系吗？知道国家的阶级本质吗？关键的是，不能因为一些官僚腐败而否定社会主义人民政府，不能因为一些官僚腐败而否定社会主义国企，必须把不合理的封建专制式官僚主义政治管理体制，同时代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区分开来，我们不再需要东方的依旧的斯大林式高度官僚集权、官僚主义，而要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合理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政治管理体制，首先保证政治上的正确，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施，使得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有机统一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中去，才能切实保证社会主义国企的充满生机活力，正常发展壮大，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航向性。
附：
桂杰：迟福林：以政府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突破
2020年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转型的重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转型和改革。第一就是经济社会转型对政府转型改革的需求明显增大。能不能实现以内需为支撑，保持7%~8%的中速增长，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关键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方式的改革。第二是形成人口城镇化基本格局。现在人口城镇化的水平大概只有35%，到2020年能不能提高到50%左右，这个直接取决于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移。这个关键是要改变地方层面的政府倾向。第三，能不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也就是到2020年使我们中等收入群比从现在的23%增加到40%左右，从现在3.2亿人增加到6亿人左右。如果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奠定我们经济社会转型的具有决定基础的因素。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取决于政府能不能成为一个发展型政府，取决于政府在推动结构性改革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动作，多大的力度。
这几年，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一定成效，但仍不到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比较突出。例如：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任务，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重要手段。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带来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同时，还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需要指出的是，因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所产生的消极腐败问题，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此，要以改变“增长主义”倾向为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行政审批。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审批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利用审批牟取私利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大力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任务。二是行政垄断。从现实看，垄断仍然是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成为制约国企改革的重要因素。尽快破题垄断行业改革，尤其是打破行政垄断，已成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课题。
从现实看，面对社会利益主体与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是进入微博时代，以行政管控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还容易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政府主动向社会放权，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在公共服务领域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官办社会组织、传统事业机构的“去行政化”改革，由此走出一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的新路子；建立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沟通，并使之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公共产品；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效机制，重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议尽快制定并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家规划和具体行动计划。
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要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目标要求，把重点放在优化权力结构上。一是建立以大部门制为重点的行政决策系统。着力解决行政决策权既过于集中又过于分散的问题，强化各个部委的决策主体职能，以提高决策效率和质量。二是建立法定化、专业化的行政执行系统。建议结合事业机构改革，尽快提出行政执行系统建设的总体方案。三是建立权威性的行政监督系统。如何超脱于决策权和执行权，独立实施有效的行政监督，需要提出总体设计以尽快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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