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起步首先取得突破的。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对天盟誓立下的一份实行包干到户的契约，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不久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逐渐推广到全国。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开始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改革这种管理体制要大胆的下放权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方面的积极性。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步骤作了原则的规定，确定近期城市改革的重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整个国民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要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在讲话和会议精神指导下，进行了地区、行业的改革试点，这些都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积累了经验。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以来的经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

　　《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决定》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这就为企业制度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关于价格体制改革，《决定》提出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各项改革的成效，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要按照等价交换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因价格的调整而降低。要逐步缩小国家定价的范围，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定价的范围。

　　此外，《决定》还提出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中央发布关于改革的决定，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以城市为重点的各个领域的改革迅速掀起高潮。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到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反映了全党思想认识上的深化。

　　1、计划体制的改革

　　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是在第一五年计划时期建立起来的。这种体制，对集中大量财力、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原有计划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突出的问题时，国家计划权力集中过多，指令性计划范围太大，对企业管得过死，常常造成产需脱节；计划管理偏重于行政手段，忽视价值规律作用，窒息了企业生机和活力；产品统购统销，财政统收统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造成经济效益低下。

　　从1979年特别是1984年以来，对计划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缩小指令性计划管理的范围。取消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或由市场调节。缩小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制定计划的基础从过去否定价值规律、忽视物质利益原则，逐步向体现价值规律要求、注意协调各个方面经济利益的方向转变，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计划工作的重点从定指标、列项目、分投资、分物资，逐步转向抓发展战略、重大比例关系、产业政策、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分配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注意搞好全社会的综合平衡。

　　计划的内容从过去偏重于经济的增长，改变为把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计划，是经济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并真正转移到依靠可以进步的轨道上来。

　　对部分省辖市和大型企业集团实行计划单列。注意发挥中心城市和企业集团的作用，积极性推进横向联合，加快对内对外开放。

　　逐步建立分层次的调控体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划分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事权和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的税种，划分中央、地方分享水的分配比例，确定贫困地区财政补贴的项目和金额。中央政府主要管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全国性重大的政策，跨省区的交通、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的建设，以及经济法律、法规的建设等。省级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地区性的基础设施和农业、能源、水利等基础产业的建设等。

　　2、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财政说收体制改革，按照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财权，发挥税收的经济调控功能，提高经济效益的方向进行。从1979年到1987年，主要的改革措施有：

　　以增强企业活力为目标，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1979年到1982年，推行多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从1983年起，对国营企业进行利改税的改革。从1987年开始，在国营大型企业中，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企业对国家的上交任务。经过上述三次较大的改革，企业自主支配的财力有了较多的增加。与此同时，从1983年起，对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制度进行了改革。将按综合折旧率计提折旧的制度逐步改为按分类折旧率提取。

　　改革预算管理体制，调动地方理财体制的积极性。从1980年起，先后对地方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划分并确定地方收支范围、数额和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同时按照管理体制规定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地方政府开辟财源、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改革税收体制，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功能，在改革中，新设置了国营企业所得税，分解原来的工商税，适当调整了税率，以缓解价格不合理的矛盾，开征资源税，以调节因资源条件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恢复和开征了部分地方税和一些以约束企业某种行为的特定目的税。此外，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从1980年起，逐步确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涉外税收法规。

　　对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实行“拨改贷”。改革前，我国仅本建设投资一直实行无偿拨款制度。从1979年起，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实行拨款改为贷款的试点，以后逐步扩大范围。从1985年起，对所有具有偿还能力的建设项目全部实行“拨改贷”办法，并实行不同行业的差别利率。在一些建设项目中，还试行了投资包干体制和招标投标责任制。这些改革措施的施行，开始打破了投资吃大锅饭的体制，强化了投资者和建设施工单位的责任，对提高投资效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增强企业活力和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国营企业之间、国营企业同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还没有形成优胜劣汰的平等竞争机制。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偏低，降低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个人收入之间过分悬殊的问题业已存在，需要通过税收杠杆加以调节。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3、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之前的金融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全国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与行政管理办法为主的金融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相适应的。银行长期处于会计和出纳的地位，不可能按照经济效益原则来灵活的融通资金和运用资金。改革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金融调控对经济总量和市场形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建立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各有分工的金融体制。原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主要掌管货币发行，调节货币流通等。同时，恢复和设立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加强建设银行，分别负责不用方面的信贷和储蓄业务。

　　建立和发展多种金融机构，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坚持信用社的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建立城市信用合作组织，弥补银行网点的不足，建立信托投资机构，开展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和办事处。

　　改进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总供求的大体平衡，进而稳定市场、稳定经济，成为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人民银行通过计划手段，确定贷款总规模、货币总发行量和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额度。运用贷款等手段，调节国家信贷收支和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加强对外汇和外债的统一管理。

　　改革银行业务制度，搞活用活资金。通过增设银行网点，增加存款种类和提高存款利率等手段，扩大银行资金来源。贷款对象从过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扩展到多种经济成分和个人，从生产流通企业扩展到有还款能力的其他领域。增加新的信用工具，开辟多种类型的储蓄存款种类。

　　4、固定资产投资体制的改革

　　适应搞活企业的经济发展的要求，投资体制从宏观管理到微观运行，从投资决策、项目管理到建设实施，都进行了一些列改革，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多渠道、项目决策分层次、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格局。

　　开辟了多种经济成分投资新渠道。经过改革，财政性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自筹资金，国内银行贷款以及利用外资的比重迅速增加，成为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

　　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和分层次的投资决策。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投资主体，改变过去中央政府单一投资主体的局面。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一定的建设项目审批权。

　　推行多样化的投资方式。除了少量公益性建设性项目仍有政府独家投资外，大量项目都采取了多样的投资形式。在实行政企分开、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开始实行招标投标制、不同制度的引进了竞争机制。

　　投资体制改革，调动了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拓宽了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

　　5、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打破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国家企业的分配关系上，进行了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试点。从1979年开始，基本上推行了计件、奖励制度。1983年，随着国营企业利改税的实施，奖励基金有税后留利中提取。1984年，国务院决定对奖金实行“不封顶”政策，同时决定对发放奖金超过两个半月标准工资的部分，分档征收奖金税。1985年，奖金税的起正点提高为四个月，后又提高到四个半月。1986年底，国务院又决定陆续降低奖金税的税率。实行上述改革措施后，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开始来开差距，对于激励企业和个人努力工作、提高效益起了重要作用。

　　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从1985年起，废除了原有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新的工资制度并没有解决各类人员中不合理的工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