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消除法律，建立“礼治”国家所依靠的是“善人为邦”，而不是严密的法律或制度。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统治者自身行为端正，天下人便会去争相效法，统治者自身行为不端，即使设立严刑密法，人们也不会遵守，君主的知人善任和提高官吏的素质相对制度建设来说更为重要，统治者的表率作用重于其发布的法令，所以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加强统治者的自律，其次才是建设完备的制度，而孔子的这种人治思想又与西方现代的“人治”与“法治”观念不同。
范忠信先生认为这种“人治”是因为中国传统法的“有治道无政道”的缘故。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与法律学说浑然一体情况下，“政道”即关于政权问题的理论，很少涉及政权的合法性的取得及更迭、政权的性质、最高权力的监督制约等根本的“政道”问题。相反，一代代的贤人哲士喋喋不休地讨论如何亲贤远佞、选用贤才，如何从严治吏、兼听纳谏，如何赏罚分明、惩治贪官等等具体“治道”的问题。人们不断谋求改善“治道”，而“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认为一切政治弊端的最大、最终的根源，在于用人不当，“君子者，治之源，源清则流清”，历代王朝决策者费尽心机，撤换“道德卑下”者，任用“道德高尚”者，对官吏及官吏候选人进行道德教育以提高道德水平。
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强调“人治”的治道下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不断加深或恶化，中央集权不断走向极端，皇权不断膨胀，权力滥用愈来愈严重，腐败不断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