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是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受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虽然澳门长期以来以葡萄牙法律为主，但葡萄牙法律以及法律文化、法律传统只是浮在澳门社会之上，并没有被澳门广大民众真正接受。相当多的澳门居民对于澳门法律，尤其是源自葡萄牙的法律根本不了解。华人遇有纠纷，亦罕有求助于法院。下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60年至1975年期间的民事诉讼案件少而稳定。此后，伴随着澳门经济的起飞，民事案件才逐步增加。相应地，澳门只设一初审法院，只有数名法官。至1998年，包括高等法院、审计法院、普通管辖法院和刑事起诉法院在内，亦只有14名法官。实际上，澳门社会发生的民事纠纷并不少，只不过当中的大部分纠纷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而是以其他途径解决，社团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澳门的社团十分发达，据身份证明司统计，1991年澳门已登记社团达744个，平均每750个居民就有1 个社团，如果加上未登记的一些小社团，澳门社团总数不在1 000个以下。 这些社团在各自领域起着一定的作用，当中又以号称“澳门三大社团”的镜湖医院慈善会、澳门同善堂和澳门中华总商会影响面较大。至于排解民间纠纷的作用方面，则非街坊会莫属。自20世纪50年代出现第一批街坊会以来，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属下已设有24个地区分会和多个活动中心。街坊会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排解民间纠纷是其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虽然我们无法就由街坊会处理的民间纠纷提供具体的数字，但澳门民间普遍认为，这一数字会远大于由司法机关处理的数字。除合法社团外，澳门还存在“十四K”、“水房”、“和胜义”和“友联”等黑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多由以前的封建会、道、门发展而来，在民间有一定影响，依其自有规矩解决民间尤其是其组织成员之间纠纷的情况，并不鲜见。

　　澳门这种发生纠纷，不愿诉请法院裁判，宁愿交由民间社会团体解决现象的形成，除了中国“非讼”、“怕讼”文化传统的影响外，尚有其特殊的原因：其一，中国籍居民对葡萄牙统治者的不信任以至敌视，导致了他们对澳门外来葡萄牙法律的不信任以至敌视；其二，中国籍居民普遍不懂葡文，无从了解葡文表述的法律。澳门政府又一直没有开展法律汇编工作。对法制宣传工作亦极不重视；其三，长期以来只由葡萄牙人担任法官、律师，且只以葡文进行庭审的做法，亦降低了澳门居民对诉讼的信任程度；其四，1993年高等法院成立以前，澳门只有初审法院，对初审法院判决不服，只能向里斯本法院上诉，由于路途遥远，加上语言隔阂，上诉所费金钱甚巨，所耗时间甚多，非普通当事人所能承受。澳门居民由此亦不敢轻言诉讼；其五，澳门实施的葡萄牙法律，由葡萄牙主权机关根据葡萄牙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除专门为澳门制定的法律外，制定时并没有考虑澳门的实际，与澳门社会脱节，不能满足澳门居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