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亡于万历说起

　　——万历遗诏曰：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挕有年， 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采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嘉与天下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愆补过，允赖后人。

　　明代的社会发展治隆唐宋，疆域拓展远迈汉唐，是中国历史发展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其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到明成祖朱棣时代，短短几十年时间，经济、文化、军事就发展到鼎盛时期。

　　单单从两件事就可以证明这点：

　　第一，明成祖迁都北京，扩建北京城，修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建筑群——紫禁城皇宫，屋宇万间，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

　　第二，组建起两百余张大船，容纳了近三万人的庞大远洋船队，于1403年到1434年间进行了七次远航，直达非洲肯尼亚（有的欧洲学者甚至于说他们最早到达美洲）。这些舰队的规模远超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

　　这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须知，大明王朝建立在蒙元破败的历史废墟上，而这由乱入治的时间，前后不过短短几十年！

　　另外，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农业大国国力是否强盛的重要参数，有统计数字表明：洪武二十六年大明国内人口为7000万，而到明末崇祯三年，人口已升到1.9亿！

　　农业以外，手工业也得到巨大发展，明朝在经济领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手工工厂，手工劳动出现了规模化、组织化，且全国市场形成，海外贸易活跃，手工工业（如棉纺业）的税收成为了明朝后期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重工业也同样领先于世界。永乐时铁产量达9700吨，炼铁厂可同时拥有六七个冶铁炉，需要雇佣上千个工人。

　　中外学术界公认大明王朝具有当时占全球财富总量的1/3的经济实力，甚至有人认为明代工业产量占世界三分之二。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经济实体的赫赫帝国，竟然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倒下，突然死亡！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即使是它死亡时，在江淮一带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依然繁荣昌盛，商业、经济节节攀升。

　　那么，大明王朝为什么就遭遇上了突然死亡呢？

　　这个问题，发人深省。

　　有人说，导至明帝国灭亡的原因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不合理，形成极端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结构内部的崩溃。这是“贫富差距说”。

　　也有人说，明后期，中国处于气候上的小冰河期，水旱频仍，农民颗粒无收，社会动荡，与此同时，大灾和疾疫又同时袭来。从1626 年到1640 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人口大量死亡，西北动乱不止，而关外的满清又在这紧要关头插上一刀，最终灭亡。这是“气候和自然灾害”说。

　　还有人说，明朝的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白银短缺、经济的崩溃。中国并不是白银生产国，缺乏足够的白银贮备，而明朝的经济发展已居全世界生产总值之首，作为流通货币的白银遭受到1620 年至1660 年间欧洲贸易危机的影响，在中国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的经济大受到打击，随着银荒愈演愈烈，国家财政几至崩溃,农民“为纳粮不得不以谷易银”，银稀谷贱，造成了“丰年而卖其妻子者”（顾炎武《亭林文集》）的现象，亡国不可避免。这是“白银短缺”说。

　　也有人说，明朝的灭亡，是亡于体制。他们认为，明朝的体制到了后期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就在他的名著《万历十五年》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在他看来，万历年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是“体制”说。

　　……

　　事实上，不管明朝亡于何种原因，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探讨明朝的灭亡，就必须先从万历年间说起。

　　清人赵翼就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其时间跨度为公元1573年至公元1620年，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在这漫长的48年里，万历帝大部分时间不上班，史学家孟森称这一时期为“醉梦之期”，说万历帝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阎崇年在孟森所说的不郊、不庙、不朝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不见、不批、不讲三个“不”。

　　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则更干脆，称万历的统治是一种“断头政治”。

　　那么，是不是这种“断头政治”导致万历一朝成为了明代由治及乱的开端呢?

　　其实不尽然。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其背后还有强的文官集团在共同处理朝政，国家机器依然在正常运转。

　　当然，话说回来，万历不上班是懒惰，但他的懒惰是有原因的——他的身体很差，套用现在的一个网络用语，就是——弱爆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埋葬万历的墓穴定陵，他们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见杨仕、岳南所著《风雪定陵》）

　　这样的身体条件，严重地妨碍到了他出席各项活动，他也就因此背负上了“怠政”的恶名。

　　对于臣子的指责和谩骂，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耐心解释，说自己：“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又说“足心疼痛、步履艰难”（明.申时行《诏对录》）。

　　可是没有用，人们认为他这是推托之词，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甚至在他的晚年，他已经“面目发肿，行步艰难”（《诏对录》）了，大臣们还是不依不饶，说你活该，你这是酒色所致，咎由自取。

　　好吧，好吧，你们说“怠政”就“怠政”，嘴巴长在你们的身上，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做对好自己的本份工作就好。

　　那么，万历到底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呢？

　　明清史学家樊树志认为他做到了。

　　他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

　　“万历三大征”是指万历年间平定蒙古族人哱拜的宁夏之乱、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应龙的播州之乱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大战。这三战皆捷。

　　万历二十年哱拜的宁夏之乱，整个宁夏地区陷入糜烂，万历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挥师踏破贺兰山缺，大战宁夏城，漂亮地平定这场叛乱。

　　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应龙盘踞一方，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万历二十八年明军大举征讨，三月份突破娄山关天险，六月底平定叛乱，使与中央政权几乎隔离了千年的土地终于重新回统一的中央政权之下。

　　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控制了日本军政大权，在号称日本史上最强的年代里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朝鲜火速求援。同样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万历调集四万大军救援朝鲜，一战收复平壤，再战逐敌至釜山。万历二十五年，日军重新发动攻势，万历调动四路大军反击，明军邓子龙部三艘大海船封锁于露梁海峡，牢牢钉住日本军大小五百艘战舰，接着，明军主力和朝鲜李舜臣部从后面夹击对手击沉和俘获对手大小船只450艘，彻底切断了从日本到朝鲜的补给，七年抗日，终于宣告了在朝日军的覆灭。日军从此300年不敢觊觎中原。

　　万历在临死前，留下这样一份遗诏，评价自己说：“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挕有年， 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采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嘉与天下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愆补过，允赖后人。”

　　这份遗诏翻译为现代文，就是说：“我幼年继承帝位，执政四十八年，享国最久，死而无憾了。只是回想起继位之初，也曾小心谨慎地处理朝政，不敢辜负先帝的托付，可惜身患重病，不得不静养多年，以至于不能亲身治理国家，错过了许多早晨的讲读，大臣们的奏疏不能一一批阅，很多政要职位也出现了空缺，而矿税不断加派，四下征发和改调民夫，折腾得百姓生活艰难，与边疆其他少数民族的摩擦开始升级，我反思自己，不胜懊悔，正准备改过自新，与天下百姓共享太平，却一病不起，去弊革新，只能靠我的继任者了。”结合万历一生的所作所为，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这份遗诏对自己的评价还是比较靠谱的。

　　非但这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在东南海沿岸和东北边境，因为万历知人善任，重用了戚继光和李成梁这两位当世名将，边事颇有成效。

　　戚继光，“封侯非我意，单愿海波平”，大名鼎鼎的抗倭英雄，百世流芳，名垂千古，他的治军方略和战功一直以来都得到人们的称赞，平定了倭乱后又移师蓟州，修筑 “空心敌台”，练习车战战术，保卫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边防，“边备修饬，蓟门晏然”。

　　至于李成梁，更是纵横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前后镇守辽东近三十年，屡破强豪，力压北方各游牧部落，立头功一万五千次，拓疆近千里。张居正写诗赞其“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申时行也称其为当世第一名将，《明史》则盛称其“然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

　　李成梁的战功比戚继光大多了，可是，他的知名度却远不如后者。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是因为李成梁是比不上戚继光清廉，有贪污腐败行为；并且，他在治军制度和驭将之术上比不上戚继光严明，军纪败坏，甚至有吃空饷和虚报战功的行为……

　　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李成梁历史地位的主要因素。

　　后人之所以对李成梁颇有贬低之词，我认为：李成梁就是成就了“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这一定论的始作俑者。

　　——监军御史梅国祯疏：“无如原任辽东总兵李成梁者。屡经战阵。纪律严明。李氏不当用之于辽东，若用之别镇，使捕反者，则先声足以慑人。其子李如松、李如栢、李如桢，皆负大将之才。李如樟、李如梅又为少年之杰。其家丁自各有官守之外，尚多同心。敢战之人，世受重恩，必不自颓于末路。屡经论列，更思昭雪其前功，年力未衰，威名久着，各边将领。谁不畏服。”

　　李成梁，字汝契，号银城，有考证说其祖籍本为陇西，祖上于唐末为避战乱举族迁入朝鲜。爷爷李英于嘉靖年间归附明朝，任职铁岭卫指挥佥事。明朝武官实行世袭制，李成梁少年便“英毅骁健，有大将才”（《明史?李成梁传》），本应继承指挥佥事份的职位，可是到他这一代，家境贫寒，竟然筹集不到去北京承袭官职的路费，以至到了四十岁，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诸生”！

　　——我是不是这样平凡到老？

　　我是不是就这样在默默无闻中渡过这一生？

　　世界很大，转角有爱。

　　就在李成梁几乎要对前途产生绝望的时候，他遇到了命中贵人。

　　辽东巡抚御史很赏识他的才略，对他的处境非常同情，慷慨解囊，资助他进京，这样，他获得了祖辈传下来的职位。

　　这一年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李成梁正式走上了历史的大舞台。

　　而在嘉靖中叶，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达延汗（又称大元可汗）巴图蒙克“贤智卓越”（《李朝实录》卷一七五），控弦达十万骑，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分别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喀尔喀万户、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和永谢布（哈喇慎、阿苏特）万户。

　　不久，察哈尔举部东迁，驻牧于蓟、辽地域（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辽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地区），“时窥塞下”，从此与明朝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激烈地厮杀。

　　可以说，变患频起的北方给李成梁提供了展现战略武功的机会。

　　李成梁以一名低级军官的身份，经常“亲自搏战”，提着脑袋冲锋在前，在刀剑拼杀里，在鲜血迸溅中，在无数死人堆里杀出一条血路，冒死前进，赢得一场又一场战功，换来了官职的不断升迁，很快就升任为辽东险山参将。

　　隆庆元年（1567年），又升为副总兵，协守辽阳。

　　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指辽河以东地区，今辽宁省的东部和南部）鞑靼辛爱部入侵，辽东总兵王治道战死，李成梁受任于危难之际，领总兵官，署理都督佥事。

　　这个职位，自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一共做了二十二年，后因御史弹劾而解任。

　　长长的二十二年里，李成梁几乎是无日不战，年年杀敌无数。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之前，李成梁“师出必捷，威振绝域”（《明史?李成梁传》），战功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万历44年进士、天启初年兵部职方员外郎，安徽桐城人方孔照所作的《全边略记》。

　　正是这数不胜数的战功使李成梁成了辽东的一根定海神针。

　　其面对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无论是他们单独挑衅还是联合出兵，都一一将之挑落马下，进而拓疆七百里，建宽甸六堡，并在开原、清河、抚顺等地开办贸易市场，与当地部落建立友好关系。

　　在明将吏贪懦，边备废驰的时代，李成梁纵横北方边塞，史称“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

　　辽阳百姓称李成梁的中左所之战、盘山驿之战、卓山之战、平虏堡之战、红土城之战、养善木之战、鸭儿匮之战、雕背山之战、辽河之战、阿州之战、抚顺之战、沈阳之战、开原之战、袄郎兔之战、曹子谷之战、古勒寨之战，射王杲，诛速把亥，擒逞、仰二奴，斩阿大、阿海，“皆万世之功”（《明史?李成梁传》）。

　　凭借着这些赫赫战功，李成梁官职不断升迁。

　　特别是万历十年（1582年）斩杀泰宁部部长速把亥之役，“速把亥为辽左患二十年”，是大明帝国北方的心腹大患，此人死，兀良哈部元气大伤，另一强势部落海西叶赫部，经分化瓦解，则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被征服，首领那林孛罗请降。

　　可以说，斩杀泰宁部部长速把亥之事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其影响之一是：明帝国、蒙古、女真三方的力量变化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影响之二是：帝国支柱张居正也因为在此期间对李成梁的鼎力支持而进太师，从而成就了由张居正、李成梁和戚继光三人组成铁三角支撑帝国的繁盛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6月20日，一直力挺李成梁的张居正溘然病逝，李成梁作为边将，朝内的没有保护伞，作战趋于保守，以致于在万历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连续损兵折将，战略上一退再退。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三月，李成梁发兵出镇夷堡潜袭板升，初战捷，回师途中遭伏击，大败，阵亡者达数千人。

　　此战结束，李成梁不堪御史的弹劾，卸任辽东总兵，“以宁远伯回朝”。

　　从每战必胜到连战连败，张居正的辞世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则完全是李成梁的自身原因。

　　《明史?李成梁传》说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

　　想当初，李成梁大才难展，白白憋了四十年，一登战场，自然“锐意封拜”，意气风发，舍生忘死，而在“位望日隆”后，就耽于享受，“贵极而骄”了。

　　当然，谁也不可能永远年轻，毕竟，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也已经六七十岁的人了，你还指望他每天满怀豪情地拎着刀子去砍砍杀杀也不现实。

　　另外，“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如果以万历十年（1582年）为分界的话，可以说，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的李成梁已经成为了一名活脱脱的地方军阀了。

　　对于明末军队的作战能力，吕思勉先生在《吕著中国通史》说：“军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

　　在吕老先生看来，对于明末辽东边防的松弛，李成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仅仅因为这个就认定李成梁是“亡明”始作俑者，证据是不够充分的。

　　事实上，在李成梁的身上，还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或者说是罕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事。

　　其中之一，就是他和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千丝万缕的关系。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礼科抄出、辽东巡抚赵楫、摠兵官李成梁、会题朝贡事、大畧称：辽阳管副摠兵事参将吴希汉于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到抚顺，所宣谕奴速二酋上边竖碑马盟誓，遵依起贡、即备布等物犒赏讫，建州夷酋奴儿哈赤、原贡夷人五百名、分为五起、从抚顺关入……夫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然详绎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止帚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羣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

　　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因为建州女真虏酋王杲诱杀明朝裨将裴成祖，李成梁提兵问罪，直捣古勒寨，斩首千余级，将罪魁祸首王杲“槛车致阙下，磔于市”。

　　这也是一件历史大事。

　　王杲此人，颇有些传奇色彩。

　　《清史稿?王杲传》中记：“王杲，不知其种族。生而黠慧，通番、汉语言文字，尤精日者术。”在缺乏文化教育的落后、闭塞的东北地域，一个连自己种族也搞不清楚的人，怎么可能就学会了番、汉语文字，还精通相术了？

　　原来，王杲本来也不叫王杲，而是叫阿古，他跟父亲在抚顺市场搞物资交换时，被抚顺守备官张御使看上了，觉得小伙子脑袋好使，浑身透着灵气，会有大作为，便收为干儿子，给他取了个汉名，叫王杲，教他读书习武。

　　王杲的父亲在与明庭边官闹矛盾中被杀，王杲回到老家古勒寨(今抚顺东部的上夹河镇古楼村)。

　　建州内部很乱，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各部落互相杀伐，王杲既有口才又有武艺，很快就拉了一支队伍，经过层层搏杀，做上了盘踞一方的土霸王。他带领寨子里的人控制在女真各部朝贡明廷的必经之路做晌马，拦路、杀人、劫皇纲，势力越来越大，气焰越来越嚣张。

　　当时，明廷在东北地区建州女真聚居地设置了三个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分别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委任各部首领，“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让他们“各自雄长，不相归一”以“收渔人之功”。（《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四、《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三）

　　王杲控制了建州右卫的各个部落，自称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给明朝写了一封奏疏，要明朝承认他的职务。

　　不明就里的明廷稀里糊涂地批准了他的请求。

　　王杲内心急剧膨胀，进而控制了建州三卫，自称为都督。

　　贪婪是个大魔鬼，贪念一起，往往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难以控制。

　　被贪念烧昏了头的王杲居然犯辽阳，劫孤山，略抚顺、汤站，公开和大明王朝叫板。

　　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他还绑架了明抚顺备御裴成祖，并将其剖腹剜心致死。

　　明政府遂采取关闭市贸的办法，对之设兵御防。

　　王杲便以“贡市绝，郎众作困”为由，率附近女真诸部，大举犯扰辽阳、沈阳。

　　不过，这次王杲遇上了硬茬，他遭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惨败，因为，他遇上了李成梁。

　　李成梁大破古勒寨，并对溃军穷追猛打，王杲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海西女真哈达部，请哈达部首领、与他有姻亲的王台帮兄弟一把。

　　王台一向忠于明朝，没有太多犹豫，飞快缚王杲以献。

　　明万历三年（1575年）八月，万历帝驾御午门城楼，命人将王杲“磔尸剖腹”。

　　李成梁大破古勒寨这一役打得相当精彩，相当成功。

　　然而，就是这一场战役，他饱受后人诟病。

　　受到诟病的不是战役本身，而是在这场战役中，有两个奇特的人，李成梁不但不将之杀死，而且还将他们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还和他们建立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关系。

　　恭喜大家，猜对了，这两个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

　　这时的努尔哈赤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努尔哈赤在古勒寨成为了李成梁的俘虏，就说明他和王杲是有点关系的。

　　这关系还不是一般的关系，是那种带有血缘姻亲的关系。

　　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建州女真一部落首领，原先王杲刚从抚顺守备官张御使处回到老家古勒寨招兵买马，招抚了不少部落首领，觉昌安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拉拢觉昌安，王杲将自己的长女喜塔拉氏嫁给了觉昌安的儿子塔克世。

　　喜塔拉氏和塔克世婚后生下了两个儿子，即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

　　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是王杲的外甥，管王杲叫姥爷。

　　说到这里，或许大家会吁一口气，原来是外甥到姥爷家串门，碰上李成梁围剿，被捉了，很合情理嘛。

　　其实，问题绝非这样简单。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努尔哈赤是两大部落首领的后人，应该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

　　而实际上，努尔哈赤的童年过得相当悲摧。

　　当时的女真族人生产力极为低下，部落中从平民到贵族都是长期依赖打猎捕鱼为生，偶尔上山采到的人参之类的特产在集市上跟汉人贸易，换回的，也不过一点少得可怜的粮食。

　　所以说，就算是他们的部落首领，生活水平还不及一个普通汉人，这也是为什么王杲等人总是三番五次闹腾着要入关内抢劫的原因。

　　如此说来，说努尔哈赤是个富二代之类的话只能是句玩笑话。

　　而在辽东总兵李成梁这样狠角色的震慑下，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敢像王杲这样公开和明朝作对抗的。

　　比如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

　　觉昌安虽然表面上臣服于王杲，但眼看着王杲黑吃黑，不断吞并其他部落，生怕某日自己也被王杲所取代，而自己的实力又不足以与王杲相抗衡，于是便走上了投靠明朝的道路，想依靠明朝的力量，除掉王杲。

　　女真众多部落中，和明朝关系最好的是哈达部头领王台，觉昌安决定疏远王杲，向王台靠拢。

　　恰巧，媳妇喜塔拉氏死了，觉昌安就大大方方地向王台求婚——不对——是大大方方地向王台为自己的儿子塔克世求婚，请求王台将他的养女嫁给塔克世。

　　王台答应了，于是，觉昌安得偿如愿地和王台走到了一起。

　　这件事，从努尔哈赤的角度来说，就是亲生母亲死了，祖父替自己找来了一个继母。

　　这一年，努尔哈赤刚满十岁。

　　这真是一件令人无比忧伤的事。

　　不过，更忧伤的事还在后面。

　　按照《清史稿》上的记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努尔哈赤受尽了继母的折磨，小小年纪，上山打猎，下河捉鳖，担柴挑水，爬崖挖参，什么活儿都得做，一天到晚累得半死，还缺衣少食，惨啊。

　　多少个晚上，被继母罚去蹲马棚的努尔哈赤抬头仰望星空，静静地流泪，默默地思考着未来——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呀。

　　这样的日子，掐头去尾一算，努尔哈赤过了整整五年。

　　十五岁那年，他脱离了苦海。

　　因为在这个时候，王杲察觉到了亲家觉昌安的不安份，提出要将两个外甥接到自己家里住。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了，王杲这是在向觉昌安要人质，目的是通过人质来控制觉昌安。

　　所以说，努尔哈赤这是才脱狼窝，又入虎口。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努尔哈赤在外祖父家享受的是一个苦力长工级别的待遇，每天起早摸黑地为姥爷一家服务。

　　古勒寨之战，王杲被李成梁打得无家可归了，居然瞎了狗眼，认为自己的女儿和王台的女儿有共同的丈夫——塔克世，那么自己就是王台的亲戚，毅然决然地投奔了王台。殊不知，王台却是协助明朝政府围剿女真的重要向导，结果落了个自投罗网的下场。

　　而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经常跟着王台带领明朝官兵围剿扰边的女真人，所以，当努尔哈赤哥俩被掳到了李成梁军中，李成梁不但不杀他们，还好生优待了他们一番。

　　这里所说的优待，可不是一般的优待，黄道周在《博物典汇?建夷考》中说：李成梁“抚努尔哈赤与速尔哈赤如子。奴酋稍长，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十六岁始出之建地”。可以说，李成梁差不多是拿努尔哈赤哥俩他们当干儿子看待了，老熟人的儿子嘛，毕竟。

　　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明朝人王在晋也在《三朝辽事实录》中说：努尔哈赤祖、父“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其）方十五六岁，请死，成梁哀之，且虏各家救书无所属，悉以属奴”。

　　明末人茅瑞征所著《东夷考略》也记：“哈赤，伶姓，建州枝部也。祖叫场，父塔失，并从李成梁征阿台，死于阵。成梁雏畜哈赤，哈赤事成梁甚恭”。

　　虽然黄道周、王在晋等人所记是从道听途说中来，书中所记就存在有很多错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李成梁和努尔哈赤的关系未必便是空穴来风。

　　李成梁以后出征剿捕女真人，经常带着这哥俩。

　　每当这时，努尔哈赤总是表现得很活跃，很勇敢，仿佛天生打仗的料，争着打头阵，屡建奇功，让李成梁刮目相看。

　　而在李成梁的指导下，努尔哈赤也学会了诸如布口袋、下套子、迂回包抄等等本事，仗打得有声有色。

　　而且，他和李成梁的几个儿子也混得很熟，感情很好。

　　如果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天下应该不会这样多事，可是李成梁并不想让努尔哈赤一直在自己手下混。

　　因为李成梁觉得努尔哈赤的各方面条件都很符合自己在辽东推行自己战略路线的需要。

　　李成梁的战略路线归纳起来有八个字：以夷制夷，恩威并施。

　　虽然有王台和觉昌安、塔克世父子这类人在充当线人角色，但远远达不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而在李成梁看来，努尔哈赤有勇有谋，打起仗来敢玩命，对自己，不，对明朝，又显得忠心耿耿，是个值得培养的对象，于是，将他们哥俩放回了建州。

　　当然，《清史稿》没有这样写，而是说：“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显然，这种说法并不靠谱。

　　话说，王杲死后，他的老巢古勒寨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他的儿子阿台在乱军之中脱逃，沿路打家劫舍，一路闯荡，从抚顺闯到铁岭，又从铁岭闯回抚顺，来来回回闯了几遍，军力又强盛起来，于是返回古勒寨，重建城壁，成了古勒寨的新一代寨主。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李成梁认为“阿台未擒，终为祸本”，督兵从抚顺出塞百里，大败阿台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获马五百。

　　作为反击，同年5月，阿台寇辽东，入沈阳。

　　李成梁被彻底惹毛，麾军将之遂回到古勒寨。

　　这一次，李成梁不打算就此罢手，他决定捣碎阿台的老巢，一次性解决问题。

　　然而，古勒寨寨势陡峻，三面壁立，李成梁急攻两昼夜均未得手。

　　这个阿台，不但是努尔哈赤母亲的哥哥，还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当年觉昌安为了加强和王杲的政治联盟，除了娶了王杲的女儿作为儿媳妇外，又把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了阿台（关系有点乱）。

　　也不知觉昌安脑袋里哪根弦短路了，在这关键时刻，竟然关心起孙女、孙女婿的安危起来。

　　又或者，他觉得李成梁久攻不下，自己如果能劝降了阿台，就是奇功一件，可以为大明王朝的治安做更大贡献，他向李成梁自告奋勇，携儿子塔克世入古勒寨劝降阿台。

　　这次引路来攻打古勒寨的是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他早就看阿台和觉昌安等人不顺眼了，看见李成梁攻了两日没有成效，眼珠一转，就跑到古勒寨下，抬高嗓门喊话：“大兵临城，岂有释汝班师之理！汝等不如杀阿台归顺。李成梁将军有令，凡杀阿台来降者，就是本城城主。”（《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重赏之下，城里被围攻得快要疯了的人信以为真，纷纷拥入阿台的住宅，将之杀死剁碎，打开寨门，投降明军。

　　古勒寨已经降顺，李成梁却不解气，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时间，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共斩首二千三百。

　　至此，建州女真王杲部被灭。

　　因为这场战功，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出来了，告捷郊庙。

　　然而，李成梁似乎忘了，自己的忠实线人觉昌安和塔克世也在城内，因为这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他们已命丧其中！

　　这一来，努尔哈赤不干了！

　　他捶胸顿足，悲痛欲绝，抄起家伙直奔明军大营，诘问明朝边吏道：“祖、父无罪，何故杀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李成梁遣使谢过，解释说：“汝祖父实是误杀。”（《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为赔偿，赐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另外还有一份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委任状。

　　一来是自己的实力太逊，二来赔偿的东西太诱人，在严峻的现实和利益的诱惑下，努尔哈赤选择了忍让，但，他和大明王朝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说赔偿的东西诱人，是因为是敕书个好东西，女真部落之间为了争夺一道敕书，往往会拼得尸横遍野，流血漂橹。

　　因为有了敕书，便有了到大明京城朝贡的资格。

　　说是朝贡，其实是到明廷来捞金揽银。

　　所以说，敕书不仅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更是财富的体现。

　　当年的王杲就靠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几道敕书把自己的蛋糕做大，很快就成了雄霸一方的霸主。

　　现在，努尔哈赤手里凭空得了三十道，那还不乐疯了？！

　　何况，敕书之外，他还得了到了一份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委任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