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史 杂 论（233）

2014-2-10

从“善”的问题想去

       最近社会上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很多人讲到教育的目的和教育方式和教材等问题。但是对于教育的目的在讨论中比较模糊。由此我想到“善”是儿童教育目的之一的问题，并由此想到其他的。

       我认为，幼儿教育应该注重于“善”，培养孩子的善良性。有善心或善性，就会有同情心。有同情心，则会有正义感。善良产生正义。善良的人可能成为正义的人。小时候善良，长大了可以正义。所以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不是讲教育知识的问题）应该注重善良和同情心的培养（诚实、坚强等都受到善的制约）。不应该过早的、过于注重正义感的教育。教育由注重善良到注重正义的过程，是否有必然性？值得考虑。

“善”应该是人的社会性本质表现。“善”是人自身内心的、不基于利益或利害的、不基于个人偏好的本质表现。她与爱不同。善，是普遍的真性或纯性的表现。不论对方与自己的差异有多大，或对于自己的态度怎么样，都秉持善良的愿望和态度。爱，则是有方向的、倾向的、选择的。或者门当户对，或者一见钟情。所谓“泛爱”或“大爱”“博爱”，应该仔细的考研。“泛爱”是模糊“爱”的方向性。“大爱”是提升“爱”的层次。但实际上就是“善”，是以“善”为直接表现的。“博爱”仅仅是美妙的政治概念。不好将具有政治性的概念用于社会生活中。“善”是社会生活的概念。善，是爱的土壤。爱，是善的结果。当下社会上时时处处讲“爱”，广告中、宣传中都是“爱”，很少讲“善”。使得“爱”失去了根基，“爱”被庸俗化了。我想，可能没有人愿意找一个心地“不善良”的对象。“爱”的前提是善良。这些年来不再把“善良”作为根基，要么为爱死去活来，要么不爱了，一定要复仇。很多婆婆的选儿媳的标准是看是否对自己的儿子好，或者对自己是否孝顺等。不注重对象的善良，不仔细观察其对他人对事情是否善良。这就失去了基础性判断，仅仅有方向性判断。

善，是从小培养的，很难在长大成人后形成。培养小孩子的善良性的责任，主要在家庭和学校两个方面。近年有的学校让孩子们回家为父母洗脚，社会上讨论中美两国的儿童教育差别，很多人拜佛，部分地反映出人们需要善良。放纵和娇惯，不利于培养善性。独生子女的很大问题是难以产生善良心。这可能也是中国现实道德问题和诚信问题的来源之一。（这样讲也许太得罪人）

       善良心的培养需要有相应的教材和阅读作品。阴暗的、扭曲的、下流的、暴力的、尔虞我诈的作品，不能使人产生善良性，更不会产生正义感，反而扭曲人性。只有光明的、明朗的、美好的、正派的阅读品才可以酝酿和陶冶人的善良性。可是中国非常缺少陶冶善良性的作品。从历史上就如此。钱钟书写的《围城》就是揭露大后方一些知识分子的丑陋。有一本书《未央歌》则是颂扬大后方学校里的光明和友爱的作品。很少有人知道，更不被流传。中国古代的“三言两拍”、《官场现形记》等许多作品，不具有培养善良性的作用。老百姓中流传的“害人之心不可有，放人之心不可无”的经验，是否去扶起摔倒的老人问题，与文革前有的人问：“雷锋送回家的老人是地主婆怎么办？”等等，都是缺少善良性的表现。

中国长久的封建统治，尤其是近三百年落后文化统治，使人们习惯接受阴暗的东西，不易接受明朗的、光明的、新鲜的东西，喜欢看“悲”不喜欢看“欢”，喜欢看“离”不喜欢看“合”，喜欢看揭露黑暗的作品，不喜欢看歌颂光明的作品。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讨论反映出的问题。毛泽东是从团结抗日的角度要求作家们多写光明方面，少写黑暗方面。但是从更深刻方面看，可以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光明作品可以培养善良和正义感。                                                        

       仅供参考。

                                                 成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