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提倡“明道、稽政、志在天下”的经世之学，具有强烈的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孔子认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故治国常富”，“必先富民”。
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国家政府金融监管之道在于经济发展及治理上遵循：“厚其生”、“输之财”、“遗之利”、“宽其政”、“治之法”、“秩之度”、“节之行”、“守之礼”、“控之危”、“预其警”、“匡其急”、“挣(赈)其穷”，即：“循道而行，万物之理”。
一、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巴西的蝴蝶山东翅膀引起德克萨斯一场风暴
1、蝴蝶效应：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引起德克萨斯一场龙卷风
蝴蝶效应，我们通常并不陌生，形象地理解：亚洲蝴蝶拍拍翅膀，将使美洲几个月后出现比狂风还厉害的龙卷风！那么，什么是蝴蝶效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Lorenz）为了预报天气，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13个方程式。洛伦兹（Lorenz）为了更细致地考察结果，把一个中间解取出，提高精度再送回。而当他喝了杯咖啡以后回来再看结果时，看到的现象竟然使他大吃一惊：本来很小的差异，表现的现象却能够产生偏离了十万八千里的效果！基于怀疑自己的视觉出错，洛伦兹（Lorenz）作出多次试验，最后他认定，这是一种新的现象：由于“初始值的极端不稳定性”，即：“混沌性”所导致偏差出现截然不同的客观效果，称为“蝴蝶效应”。
因此，在1979年12月，洛伦兹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他的演讲和结论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所谓“蝴蝶效应”之说就不胫而走，名声远扬了。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蝴蝶效应”反映了混沌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系统的长期行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为“龙卷风”或“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2、“蝴蝶效应”风险传导：世界金融体系隐藏着引至危机的“厄尔尼诺”气候。
1998年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曾经发生的股市风暴实际上就是经济运作中的“蝴蝶效应”；太平洋上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大气运动引起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混沌运动的表现形式。当我们进而考察生命现象时，既非完全周期，又非纯粹随机，它们既有“锁频”到自然界周期过程(季节、昼夜等)的一面，又保持着内在的“自治”性质。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
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3、金融危机波及的多米诺骨牌反应机理：远隔千山万水殃及它国。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
多米诺骨牌反应机理——摩天大厦会在一指之力下轰然倒塌。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A.怀特海德曾经制用了一组骨牌,共13张,第一张最小。把这套骨牌按适当间距排好,轻轻推倒第一张,必然会波及到第13张。倒下的第13张骨牌释放的能量达到51焦。这样做下去会形成地球的撬动。不过A.怀德特毕竟没有制作第32张骨牌,因为它将高达415m,两倍于纽约帝国大厦.如果真有人制作了这样的一套骨牌,那摩天大厦就会在一指之力下被轰然推倒!
二、世界二十年金融危机回顾：历次危机认识，金融风险——“双重利剑”
1、金融风险的与金融危机：风险到危机及诱发因素。
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活动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由于金融市场各种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给金融活动的行为主体及行为客体所造成的损失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波动。而导致金融活动的行为主体与行为客体遭受损失的大小以及这种可能发生的大小与损失发生的概率有关，它是金融风险的核心参量。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价值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政策风险等。
金融危机比较难以界定，如果仅仅从现象上认识，不可否认，危机来源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因素，而这种“风险”因素从内在机制上与社会经济生活相关联，并且这些“风险”因素可以通过经济内在作用机理影响并促成“金融风险”发挥作用。这些“风险”因素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即包括内在因素也包括外在的影响因素。而危机如何产生又以什么标准作出完成，也是难以有统一标准界定的。世界银行官员在一份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们认为，危机涵盖了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对银行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其二，恐慌呼啸而来，存款人和投资人的信心急转直下，不仅使银行体系的形势更加严峻，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从近二十年世界金融危机产生的损害效果与现象看，金融危机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金融危机从类别上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但是，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2、世界金融危机“双重利剑”：历次危机风险来源、形式及导火线。
世界性或者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世界经济发展的近二、三十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与规模都在迅速增长，而仅仅在我们所经历的近10年间所发生的危机，其危机危害性及广泛性更加巨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往往蕴涵“危机”产生的很多诱发因素。近十几年新兴经济体发生危机的次数有增无减。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中积累的历史原因及其新兴经济体的本国国情特点，在它们的金融市场的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些市场治理不好往往会成为引起区域性或者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双重利剑”。新兴经济体市场经济发展中不仅是金融体系同时还有金融市场，在其运行中往往存在很多“误差”、“偏差”及“错位”，所以，往往会成为危机产生的“导火线”。西方学者认为，这些问题在拉美、亚洲及正从国营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转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尤为严峻。
近些年来，由于某些经济体运行中存在的“偏差”不断扩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后果。它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外金融活动导致的规模性资本流动的诱因产生，同时，也受到国际债务及汇率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危机与风暴的爆发；另一方面危机的产生也与各国本国不当的经济政策相关，不当的政策往往产生危机诱发及扩大效果。近二三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规模较大的区域性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有：
（１）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
（２）1980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
（３）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４）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
（５）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爆发连锁危机；
（６）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7）2002年，阿根廷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危机波及整个南美地区。
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指的是正在发生并呈现不断扩大的新增社会经济与政治成本。如果按照会计分析角度，我们可以更为准确的将其解释为 “沉没成本”。如果以银行为例，也可以把所谓的直接损失看作在银行危机中纳税人对存款人的转移支付。通常来说，金融危机爆发后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会在一定的周期内逐渐平抑下来。为了使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政府往往会出手挽救，首先挽救的是有偿还能力的银行，其次，将破产银行清盘，首先通过存款人担保程序保证存款人的利益。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政府在全体公民之间分配损失的过程。
有些金融危机通常旷日持久。在过去20年间，半数以上的金融危机持续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买加在金融危机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深陷危机的第5个年头。1998年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后，俄罗斯的银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发行国际债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意志，危机久拖不决。
有些金融危机则周期性地爆发。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额财政赤字及对未对冲的短期外币贷款的依赖引发了危机。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态度犹豫不决，平息事态的措施力度不够，无法解决其经济和银行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甚至是在掩盖问题。结果到2001年，区区一家中等规模的德米尔银行（Demirbank）倒闭，就引发了危机卷土重来。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为了争取达到欧盟的入盟要求，才开始处理其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3、国际闲散资金流动形成的侵袭：干扰各国政府金融调控体系
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似乎在接连不断地受到来自国际金融市场“大规模金融活动”的侵袭。对于金融危机，从不同的视角，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分类：
（1）宏观经济的视角。金融危机引起的区域金融体系动荡有：英国淡出欧洲货币体系及欧洲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体系因比索崩溃而几乎使国民经济瓦解、横扫东南亚诸国并震荡全球的东南金融风暴等等；
（2）微观企业的视角。金融危机引起的企业金融事件有：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危机，巴西银行危机等等；
（3）货币分类及汇利率等视角。金融危机有：日元危机、欧元危机、比索危机、泰铢危机……等等。……正所谓风起云涌，愈演愈烈。
当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以银行短期存款或其他短期存放形式存在的游资至少有7.2万亿美元。游资的存在,对调节国际间的资金余缺和活跃金融市场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负面作用也相当大：一是游资会因投机性操作动摇某国汇率而引起外汇市场的大起大落,最终扭曲汇率水平；二是游资在某国的大量进出,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大增大减,推动股市的大升大降；三是游资的迅速移动，往往与各国的货币调控政策呈反向作用。比如，当一国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国际游资就会大量涌入，迫使该国被动增加货币量,加重通货膨胀。这显然会增加货币管理当局稳定经济的难度和影响该国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游资不仅会引发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而且会通过金融市场中的投机运作把危机传给其他国家。
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富有代表性的操纵者为国际四大对中基金巨头。国际上与索罗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相匹敌的还有罗伯特的老虎基金（Tiger Fund）、奥马伽基金（Omega Fund）以及约翰·麦利威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这四大对冲基金的掌控者并称为国际四大对冲基金巨头。利用对冲基金影响金融市场的内因在于各类金融市场运行中的不均衡性及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客观存在。如我们所提到的一样，基于如上客观存在的因素的影响，金融市场必然有错误与偏差产生，而一国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与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话，金融市场必然产生错误与偏差，这种错误与偏差的信息将会为国际炒家所利用。
4、金融领域工具化操作的猖獗：引发思考。
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等一系列事件促使我们思考：人类应该如何管理由自己所搭建起来的、工具化运行猖獗的金融体系，又应该构建怎么样的运行机制使其运行更加完美，应该以怎么样的手段与方式对其进行调节与控制，使风险与灾害最小，使人们在经济社会行走中，不再因为经济安全而担忧——如何才能使社会居民的生存不再受到由于工具化推动而猖獗的金融风险的困扰？
三、世界金融危机与居民生活很远吗？——丢了一个钉子，亡了一个帝国
1、金融危机的波及效果及后遗症：离每个居民的生活很远吗？
有多少人思考过，世界金融动荡离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到底有多远？它是否真的会席卷我们手中的每一分钱？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增无减，而近10年间这一趋势更加猛烈。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
2、危机中的众生相：一生积蓄化为“气泡”。
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1980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也爆发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很多人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据媒体报道：“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而银行却因遭到全国性流动危机的打击而关门歇业。2002年的阿根廷，不仅金融系统崩溃，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们亲眼目睹了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包括泰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出现了持续四年的国民经济负增长；而历史上类似墨西哥金融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等几乎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国民经济负增长及恢复时间也长达持续四年之久。
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担保和为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而增长受挫还会造成更为重大的代价。在瑞典和美国，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该国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应成本接近750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20%。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韩国，据英格兰银行研究，韩国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体系，约为该国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国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则达到50%以上。英格兰银行的研究显示：过去25年间，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15%-25%。
在亚洲，潜在的损失十分惊人。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亚洲地区不良贷款总额在危机发生后的短短2年时间里便增长了约1/3，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更加重要又鲜有人论及的代价，即机会和增长的损失。这些代价是随着现金流枯竭、贷款停发、存款交易冻结、不动产价格剧烈动荡而出现的。例如，韩国因为危机所丧失的经济增长机会约相当于其GDP的17%，这一比例在墨西哥约为10%，在瑞典则为5%。
如果将近二十年世界流动资本造成过经济危机,破坏过的产业结构,影响过的众多国家的经济负增长,卷走了多少居民赖以生存的饭碗作出统计的话,数字是触目惊心的。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影响到经济持续衰退，失业人数达到历史前所未有的水平；日本广场协议后的泡沫经济，不仅股市暴跌、投资低蘼、出口下降，同时使日本的产业衰退、消费不振。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大量企业裁员，失业问题困扰着日本很多年。
同样，墨西哥金融风暴后，百亿短期资本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墨西哥经济几乎陷入瘫痪的边缘。政府失去对经济的调控能力的情况下，企业破产与失业等问题伴随着经济负增长同时缠绕着这个国家的居民生计。
3、丢失一个钉子，亡了一个帝国：金融危机真的会卷走居民的饭碗吗？
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摘录于：赵渤 著：《中国金融监管：风险、挑战、行动纲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1日版，P19-27；P6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