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构中不仅有经济，亦有经济学，而且还可以肯定，存在于结构中的经济和经济学还特别的具有经济价值。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证明，在原子的核裂变和核聚变过程中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释放出巨大的物质能量，就是源于原子、原子核这种特殊的物质结构。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由于发生在原子核的结构中或发生在原子核与原子核的新结构的聚合过程中，它们是不能产生那么大的能量的。那么，在经济结构中国活在经济结构的调整的过程中或在经济核结构的聚变过程中是否也能产生出、释放出像原子核裂变、核聚变一样的经济社会能量？
大家知道，相同的元素，由于结构的不同，其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物质形式，比如构成金刚石和石墨的物质元素相同，但他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物质本质；再如，构成金属铅和黄金的元素亦同，但是，同样也可以产生出两种价值完全不同的金属。那么，由相同的经济元素是否也能结成不同的、具有不同的性质、能够产生不同价值的经济体、社会体？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能够讲得通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实行了市场经济和曾经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其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具有很大的差异，而在投入基本相同的两个企业，由于其投资结构、所生产产品的不同，结构布局的不同，其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亦不同。
相同的投资何为可以产生不同的甚至很大不同的经济效益？不因为别的，从本质上讲，就是因为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者也。反之当然也就说明，不同的经济结构势必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特别不同的经济效益。或许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衍生出来“结构经济学”门类。如此似乎也就说明了，所谓的“管理经济学”是建立在“结构经济”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由于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可以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这个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所以有了“结构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这些经济学门类。
于是，有一个问题必须得给大家回答清楚，那就是如果按照“经济结构的好坏”作为尺度或作为衡量经济事物或经济体好坏的标准的话，势必会使曾经的企业、经济体的资本投入转化成为经济社会资源，而不再具有曾经的资本性质。因为一个经济结构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其资本的投入量，而取决于它在某一经济结构中的作用或能产生的价值。这样一来，一些在当时看来“挣钱的”甚至是“很好的”的产业项目，由于不能满足“一个良好的经济结构”的标准、要求必然会遭到淘汰或面临被“调整”的厄运。比如，一些钢铁、建材、地产项目，虽然“很挣钱”，但由于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就不得不被“调整”；而一些本来很有前途、很有市场的项目，却因为缺乏投资或投资不足而被破产。上述现象在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可以说屡见不鲜。
在于是，一种谁也不想见到却势必会遇到的情形便出现了，那就是，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为我们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经济社会资源。诚然，上述资源系“资本资源化”的过程而非“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什么叫资本资源化？简单地说就是本来具有资本的性质，且能够实现其增值，但由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制约”或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使之不再有可持续资本的性质而变成了一种资源的现象。
这该怎么办？可以肯定，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条件或背景下是没什么好办法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或背景下企业生产什么和如何进行经营管理模式取决于其企业、经济体的自身，与其所在国的经济社会环境有联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就不同了，因为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具有“国有”的性质，即便是一些私营企业，当国家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也需要予以配合和服从于大局。于是，淘汰一些产能过剩的产品和企业但其未必就是落后的产能、企业，便成为“结构经济学”家、管理者的必修课，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的发展和能否可持续发展。诚然，“经济结构的调整”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不是别的，正是势必会产生出大量的经济社会自然资源。由于它们曾经具有资本性，所以笔者称之为资本资源化。
可以肯定，资本资源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才出现的一种现象，但并不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能够遇到的。这种现象在包括美欧在内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在这些国家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完全由企业自己说了算，国家基本上没有义务和权力对他们的经济和管理予以干涉，最多也就是对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产品相对低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或财税补贴而已。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就不是给一个政策优惠和补贴那么简单了，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产业链”或“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必须得做好的一件事情。
诚然，产业调整、结构调整后势必会产生出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又是由曾经的资本投入转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