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头一回见范曾，是与广州画家詹忠效一起去的。大约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其时范曾家住新源里一带。
范曾与忠效见面的头一句话，便是“对你的线描，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詹忠效的线描人物正红极一时，但范曾口出此言，还是令我吃惊不小。
范曾的画室不大，灯光也不算特别明亮。当时报刊上称范曾是著名书法家。我们见面后，我说：“你应该是书画家呀，怎么光提书法家呢？”
范曾自己也说：“我应是书画家。”
他搬出了几十幅人物画，一一向我们展示。
这是一批精品，上面多数题有边宝华藏字样。
不知怎么说起诗词来，范曾说：“我们家是十三代诗词世家……”
“又吹上了！”从里屋走出一位老者。此翁即是范曾之父范伯愚老先生。
范曾说，他生活最拮据时，口袋里只剩下二元钱。七十年代末，刚改革开放，中日间开始书画交流，范曾手头稍为宽松了一些。
范曾铺纸，磨墨、提笔，说：“献丑了！”刚要落笔，突然停电了。点上了蜡烛，我们又在昏暗的烛光下聊了一会儿。
电灯没有再亮。
“今天献不了丑了。来日吧！”
过了些日子，范曾给我寄来了一幅字。
此后，他搬到团结湖，又搬到崇文门，然后是力宏花园、昌平别墅，我们时不时有些来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有一天一大早，他来电话：“我病了，来看看我吧！我刚出了一本画册……”我赶到团结湖去看他。他住五层，无电梯，拾阶而上，我一口气爬上五楼。
他感冒在家休息。他从里屋找出一幅三个人物的画，题了款送给我，说：“先拿一张玩吧。本来应当场画的，无力，以后再画。”
还有一回，我从天坛公园出来，碰到范曾骑车过来，我问他：“干什么去呀？”
他说：“我找你给我写部传记。”
我迟疑道：“我管着一张大报，写传恐怕没有时间。”
“好吧，我找别人写。”没有停留，他说着就骑车走了。
不久，徐刚写的《范曾传》问世。范曾送了我一本，后又问读后感。我说：“不是此时的徐刚绝对写不出这部传记。其实是徐刚借借范曾痛快淋漓地抒写了他自己当时的心境状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范曾为天津大学东方艺术馆筹措资金，日夜作画不息。他常感叹：“这360万，是靠范某人一笔一划画出来的。”那个时期，范宅常常门庭若市。他仿佛也习惯于“五分钟一个电话，十分钟一个会见”的热闹生活。
我们体育界不少人都有范曾的书画。
郑凤荣、袁伟民、徐寅生、李富荣、聂卫平、郎平、庄则栋、李宁……
徐寅生那幅是我陪他去求的。那天，范曾刚从天津回来，有些疲惫，但徐寅生已上门，他便嘱我的司机小周：“磨墨。”一边画一边聊，画了一幅四尺整纸的人物，还题写了长跋。他俩是一个属性——虎。徐寅生大他一个月。将画送徐寅生时，说：“李富荣该有意见了，他那幅小。” 徐寅生嘱我写过一篇《求画与赠画》文稿，记述他与范曾的友谊，并将此文刊登在他当主编的《乒乓世界》杂志上。
荣高棠向他求画，他叫我跟他一道送去。荣高棠住崇文门菜市场后面。那是一个夜晚。上车时，范曾说：“我最后一次坐你的车，我已买了一辆新车。”
庄则栋去年不幸患了癌症之后，范曾又为他书写了一张横幅。我去看望庄则栋时，这条横幅悬挂在客厅的正墙上，激励庄则栋与死亡搏斗。
1985年，当我的报告文学《中国男子汉》发表时，范曾即兴写过“中国男子汉”的横幅，嘱我转交当时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他问过我：“袁伟民挂了没有？”我说：“赞美他的，恐怕他不好意思挂。”
当袁伟民卸任后，范曾又为袁伟民写了一幅“激情岁月”，托我转交。据说，如今这两幅字都挂出来了。
在天津，范曾请李宁和我们到他的天津大学寓所作客。
“李宁，你画一张四尺的竹子，画得空白多一些，我来画竹林七贤。画两张，你一张，我也留一张。”范曾即兴说。
后来，我问过李宁，画了那两张竹子没有？李宁说：“我先画钱，以后再画画。”那时，他正创办李宁服装公司，在事业上进行新的拼搏。据传，李宁近年来又铺纸画画了，不知李范的合作之画还能否问世。
范曾与体育结缘，与体育界名流结缘，也许是缘于一种体育精神。
我还记得我将头一幅习作小鸡给范曾过目时的情景。一日，在为行将出国的裱画师画了一幅三鸡图。有一张三鸡图画坏了一只小鸡，裁掉了，我登门访范曾时顺便让他看一看。我故作神秘地说：“范兄，请你看一幅小品……”
范曾说：“谁的呀？”
我说：“你先看笔墨如何吧！”
范见画，说：“白石遗风！”此时，我才说：“是本人习作。”范曾即兴题了“白石真传”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