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２０１３ＴＰＰ文莱会以后的越南：“加速西行”的背后
第一，越南加速西行的背后：未来发展阶段中的内在“冲突”。越南是个欠发达的农业国家，与中国在政治军事及南海等问题关系复杂，历史上的恩怨矛盾交杂。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越南亦尝试走出这步。在2013年8月28日文莱会议中越南确定加入美国主导的TPP框架谈判，自此，越南加快“西行”步伐。
美国亚太战略体现新的玩法，它与历来上广泛采取的区域干涉、华尔街游戏及财币政策等不同，差异体现率先框定未来规则下以获取旱涝保收利益的图谋。实际早在提出TPP高端领域协议(环保、劳工、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时，就已经露出了这个不小的端倪。虽然当时伊始令不少国家错愕，但其背后影响的未来轨迹及结果如何，则一直有欠洞察。故形成越是欠发达国家越是争先恐后报以期望的局面。
简单的说，该框架先入为主的将欠发达国家与地区未来发展所必经的几个经济阶段，游刃有余的纳入框架之中，增加了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成本，进而，该类国家自承接产业终端利益到贸易分工与利益变革所要求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升级中，会形成“发展转型升级”与对美等贸易中环保等出口“税奉”的矛盾。
第二，美国ＴＰＰ高端领域规则解码：既定轨迹与利益安排。亦可以说，因高端领域协议的定位，越南等欠发达国家主动放弃了，或者说TPP欠发达成员国在未来经济发展的几个必经经济阶段的转型升级中，因先入为主的接受了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的要求，从而引入了未来发展中形成固定“税奉”，进而形成约束产业以后阶段的发展与升级的条件。而劳工与知识产权等领域协议使人才的教育、训练培训与技术进步从内在上延续了这种按既定技术规则的轨迹，使这些国家工业化道路按照这种既定的安排走下去。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这些国家改革开放的时间并不长，虽然与中国同处经济发展的同一个阶段，但是，却不同于其他70年代改革开放较早的东盟国家。事实上，越南在接续几个经济阶段的转轨升级中，但会因与中国的产业上形成高度互补，受到强烈的带动效果，空间的巨大是难以替代的。
而其加速西行，寄希望于加入TPP协议后获得发展利益与更大空间，事实上，已经陷入美国亚太游戏新玩法的框架中。
第三，中国面临的挑战。东南亚其他国家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亦为同处与中国于东南亚周边临近与接壤的国家，这几个国家除泰国80年代经济位居“四小虎”之一外，其他在都处于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构成了中国避开（绕开）马六甲海峡海峡要塞，通过陆路进入印度洋并沟通中东阿拉伯国家进而经苏伊士运河连接欧非大陆（亦即海上丝绸之路），或绕好望角连接非欧两个大陆及通南美巴拿马运河沟通北美中美南美整个美洲大陆的一个要道关口。
二、扫描美国亚太游戏新玩法：基于亚太其它国家比较下的越南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评价
1、扫描美国亚太游戏新玩法：美国何以深谙此道？
第一，美国何以深谙此道？ 概览世界经济史，美国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规则，历来为其善用之法。如：1803年5月2美国于法以12.7美元购买路易斯安娜州；1867年美国利用俄国的远虑之忧以2.0美分购买下阿拉斯广褒土地；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1899后美国以欺诈手段以远低于开凿成本低廉价格，自法国公司手里获得巴拿马运河接管权；二战后发财于军火生意，美趁英国战争巨额赤字弥补接收其庞大外资产等等；1990-2013年美国基于石油利益军事介入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事务；一直以来美国发挥华尔街金融游戏到财政货币政策影响世界经济动荡中，等等劫掠游戏。
在亚太战略上，美国显然察觉历史上主要方式，在智力效果上会大不如从前。所以，更为惬意的“空手套白狼”游戏被安排于亚太事务中。历史上美国主要游戏方式，亦促进了世界各区域与国家的防范机制的建立，如：促使欧元区的形成；促使各国官储货币结构多元化；促进区域货币经济安全机制形成；使更多的利益共同体基于共同经济利益开展建立合作与安全机制。
第二，越南等亚太欠发达国家未来之路会遇到什么？可以看到，美国通过初期TPP打出高端领域协议条件，广泛吸收亚太市场化初期的欠发达成员国家，不仅仅是简单图谋，存在切入亚太各国经济发展各阶段的较为长远的深思熟虑的政治经济绸缪。
这种谙熟按经济发展演进序列的利用，即，根据后发展的欠发达市场化初期国家，使接续所经历轻工业化、重工业化、石油化学工业化阶段的经济转型与升级，美国可通过先入为主的框定条件，收取欠发达国家未来工业化转型轨迹中所涉环保产品出口的高额关税，不仅转移出本国生产需求中所固有的本应承担的污染产业，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欠发达地区后发展阶段转型升级成本，这种先入为主的框架在不知觉的转移中，还形成未来发展矛盾性轨迹中对美等发达国家的既定的“税奉”。
实际从垄断资本输出到产业控制，再到通览未来几个阶段的规则制定，再到率先设计有筹谋的框架控制，几个阶段的发展已为美国所深谙。
事实上，TPP高端领域定位本质上来说并不适合欠发达国家与地区采纳，特别是在未来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的各个阶段中留下后遗症。就环保与劳工领域来说，美国这种先入为主的“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规则，将亚太落后区域在接续发展中所必经（不可规避的）几个经济阶段的发展条件，摆脱区域内部根据国情加以合作与推进的步伐，以预先约定方式将战国纳入囊中，这样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各阶段即纳入控制，亦框定了欠发达国家未来发展必经阶段中的高成本区间，客观上亦形成对美等发达国家形成主动“税奉”格局，
2、美国亚太游戏新玩法下的欠发达国家利益分析：基于亚太国家差异与越南代价评价
第一，美国亚太新游戏的战略迷彩：何以图谋下富有正义感并代表愿景趋势？
所以，我们会看到，面对亚太众多本并不适宜于高端领域协议的欠发达国家，美国会在一开始即出乎常理，丢出高端领域协议条件。而此时，美国亦正是借用联合国气候大会关于碳排放责任与配额谈判关于未来愿景趋势性的影响所形成的良好理解，为其亚太战略披上了迷彩。
美国在亚太新游戏的方式与有条件的投资与援助非洲不同，更为隐秘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研判与智慧的利用。它可以使其能够在与欠发达地区的多元贸易依存下，在产业关联与转型发展的各类条件下，获得因势利导的掌控条件。这种深思熟虑的阴谋性是一种高明的一劳永逸的新玩法。但是，隐晦于背后的图谋显得富有正义性。
另外，根据劳工及知识产权条款，美国则会在技术规则上保证了其在这些欠发达国家推行的技能教育、培训与训练与标准使其战略变得更为现实而可行，特别是在劳工与知识产权等有关技术标准及产权收益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在协约国形成了约定主体在技术进步与工业化技术演变的固有路径上，完成内在延续性与覆盖，保证其规则的主导权。
第二，基于亚太代表国家比较下的越南等国的差异性：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评价。越南等欠发达国家与70年代腾飞较早的亚洲“四小”存在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扼守马六甲海峡要道出口，贸易流量总额占据世界的1/2，原油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其地理位置的差异决定了经济发展阶段性道路的差异性轨迹。如，新加坡、马来的巴生、马六甲、柔佛、槟城与丹绒帕拉帕斯、印尼的丹戎普瑞克与勿拉湾等扼守马六甲东南-西北端口，天然的地理位置使其以80%的开放度及85%以上的转口贸易依存度拉动发展，其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并不需要建立完整的工业框架基础。转口贸易及服务贸易即为整个国民经济与产业结构发展的支柱。
比如，拿转口贸易来说，占新加坡贸易总额的90%。这种天然自然区位带来的拉动使这类国家并不需要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化及其经济阶段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体系，故产业结构并不需要完整。这些国家仅依靠转口贸易、服务产业、金融及初加工，以80%以上的外向度以配套结构承接由此带来的金融业务、服务贸易业务、初加工与组装业务、仓储分拨及配送服务业务等。而众多国家发展阶段必经的重化工业化的道路，在这些国家则可以合理避开而不影响其经济增长的驱动方式。
另外，因转口石油炼化等产业所形成的环保成本则可以在碳排放税上转嫁于投资商或出口商，并不会对其产业战略利益形成实质影响。 当然，虽然以新加坡为代表在国际上公认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亦并非高枕无忧，一方面货币与经济安全在高度外向度下会完整对接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同时所扶持的信息服务产业及技术升级亦豪无例外的遵循西方固有的发展轨迹。同时，劳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条件在技术标准、教育培训以及技术进步及规则等方面框入既定轨迹，沿着既定道路完成，对于技术的跨越性创新与发展能力形成影响及限制。
这种情形对于越南等欠发达国家则不同。这些国家在发展与转型中如继续按照既定轨迹参与分工利益的获取，在相差几个经济发展阶段条件下，按固有轨迹走外向带动的固有增长模式，必须延续从农业国家到工业化转型的道路。在美国TPP规范的既定框架下，无疑形成从农业到初级轻加工，到粗放型初加工与资源型工业化，石油化工产业化，重化工业化等等阶段。而在不可规避的发展阶段，如何选择就会显得难有退路可寻了。可见从任何细节的背后，美国的深思熟虑都是需要洞察的。
这种安排一旦即成事实，规范与发展模式一经形成，该类国家虽然短期内获得一定得成长利益，但是长远看，产业转轨条件受到限制。
第三，越南在中美经济框架关系中还需成长：国情与西行、误区与包袱如何影响远景？越南是一个农业人口占80%的欠发达国家之一，其改革发展道路正处于传统农业、粮食、手工业、纺织品等的初加工为条件的初期阶段，即使对于轻工业产品如自行车、缝纫机、家用电器等，中国是越南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中国与越南的贸易在2014年位列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为居第四大。越南对中出口占越南出口额近15%，而从中国的进口占越南进口总额的25%以上，越南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机械设备。越南进口对中国存在严重依赖，仅就服装产业看：2013年，我国对越南出口化纤及工业用纺织品达28.9亿美元，同比增长33.9%；对越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达2亿美元，同比增长92.4%；对越出口天然纤维类产品达27.3亿美元，同比增长63.6%；对越出口面料达55.7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7.9%。
越南尽管2012年GDP增速为5.2%，2013年为5 .4%。但是，受到国内债务及通胀的压力，使其经济安全的条件逐步失去。如，2008年和2011年越南的通货膨胀分别达到23.1%和18.7%， 2013年降至6 .6%。但，越南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投入，公共债务相对严峻，增加了风险波及的几率。如，越南2013年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 .5%，这水平在开放型的亚太区域体看，属于风险位居前列的国家。
而就中国与越南接壤的西南地区来看，目前的合作主要限于与中国相对落后区域展开，边贸为两国交往的主要形式。越南如扩大与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则会在我国内需转型与均衡增长向内陆转移的增长带动下获益。特别是中央在确定继长江流域开发战略以来，珠江水系所覆盖的西南东南及珠三角等区域将成为接续推进的重点。会为互补性较强的边贸合作提供难得的机遇。
那么，这一阶段会从简单的农产品的初加工，推进轻工产业，以及内迁产业中的能源石化、钢铁冶炼加工，以及初步机械行业与零部件行业的配套等。这在产业发展阶段形成强烈的互补，则与我国西南接壤的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同时，我国粮食产能存在巨大缺口，每年进口缺口近7000万吨，而南粮北调等亦成为集约化农业发展的重要要求。
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看，作为越南等欠发达国从未来发展阶段与发展模式角度考量，从理性角度看，实质上应该处于中美之间产业与贸易利益选择的战略化平衡阶段。其斟酌合作趋向、合作利益以选择合作协议对其以后的经济发展会显得更富有战略性与远景性。
３、围绕湄公河中国可推进中国--湄公河共同体尝试：越南可参加，亦可观望
第一，中国-湄公河共同体：自然经济走廊。湄公河（Mekong River）发源于我国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我国境内称为为澜沧江，途径众多支流汇入，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位居世界第十，亚洲第七。
湄公河一澜沧江流经我国云南省，沿线经过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于越南胡志明市以南省份流入南海。是一个以发源于中国天然的水道为纽带联系我国周边众多国家的具有天然河道、区位开发、文化及经贸合作的自然经济走廊。
历史上，由于我国遵循“不结盟”政策，使这片与周边国家形成的天然的经济走廊疏于利用。不仅未能使这种一衣带水的“命运相依，唇亡驰寒”的天然经济地带在经济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大背景下，基于彼此间共同政治经济利益，在建立制度化框架下获得充分利用，却在大国介入中，形成了诸多矛盾冲突的扩大趋势。
第二，大国与集团博弈下：优势不为：则成劣势。历史的变迁，该优势已演变成为大国与集团利益与意识形态博弈的触角，延伸与干预之地。而我国作为中性的安全缓冲之地的战略构想，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被动包围而孤立的后果。
随着世界大国与集团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博弈触角的延伸，放弃优势，亦意味着演变成为自己的劣势，形成诸多被动之效。多年来，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力触角已经影响该地，特别是美国在亚太的TPP战略的，使这种开放型加入形态，往往成为这类国家不知未来所终的盲目期盼的热点。
时代背景的变化，区域一体化与集团化力量成为任何国家不能独善其身的依存条件，同时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被国际社会赋予更多履行大国责任的义务。在处理湄公河一澜沧江之间经济合作战略上，我国应该不可受到先验论的束缚，需以大国身份当机立断促进包括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在内的中国-湄公河经济共同体制度化框架的建立。
第三，冷眼看待中越历史矛盾
在探讨中国--湄公河共同体推进中，可根据阶段目标进展，采取开放型与封闭型相结合的方式。由于大国与集团在该地形成的利益的交锋，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深入，特别是越南与我国之间的矛盾都曾激化而越过历史的冰点，看待背后诸多问题之根源，历史上很多却源于大国利益而成。而对于越南，我国可以采取欢迎其作为观察员国积极参与的开放态度。
三、中国次区域制度化框架的多角起步的价值：围绕周边区域合作起步，积极承担责任
１、中国积极参与ＴＰＰ事务有底线：更需关注区域次区域制度合作在ＷＴＯ推进中的主体地位。
对于美国亚太TPP战略而言，虽然目前将中国排斥在外，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积极参与的同时，则亦是有自己底线的。对中国与很多后发展的市场国家而言，很多挑战是一样的，谈判中面临诸多非常高的入门门槛，形成经济阶段演进发展与转型中的高昂代价。
比较与WTO规则的推进过程以及多哈回合谈判的搁浅，不可否认，即使WTO在阶段进程上，或在范围领域的开放商，在很大程度上已借助于区域或次区域合作的展开，以较为客观方式推进，以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目标。
世界各区域国家在根据具体国情建立自主的FTA与区域一体化共同体，在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合作的推进上，已经在很高的程度上开始承担WTO等国际组织的部分职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亦使各区域经济政治以及安全资源在集团利益博弈中获得力量重新整合的机会。
２、中国次区域制度化框架的多角度推进的意义：围绕周边区域合作勇于承担责任，
诚如我在“亚太峰会以经济融合推进区域安全”一文中所谈及：”伴随着后发展历程市场国家所面临世界高频率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贸易动荡。这对于诸多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而又与我国有一样命运的亚洲的中亚、西亚、中东、中亚等国家来说，却同样需要一个框架机制的保障” 。
“亚洲区域的特殊情况使其与欧盟前身欧共体建立之初，不仅存在共性，差异性则更需要考虑。在寻找合适的契机，建立互利的经济合作框架的同时，亦需要建立能够协调区域之间政治协商、民族文化与宗教差异的组织。在共同发展经济中，使区域经济与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获得解决”。这一机制的建立，对于各国来说应该显得极其珍贵。
另外，中国作为负责人的大国所有担当与付出会是弱小国家的要求。在“亚太峰会以经济融合推进区域安全”一文中我亦对此提出了看法：“是否探索从次区域经济安全入手，通过货币安全合作的逆向一体化框架机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多种货币合作的共同制度化机制，具有战略意义。一方面，我国完全有能力在巨额外贸盈余与外储的基础上，在互利基础上协助各国共同打造平抑贸易金融及货币风险的货币合作与供给机制，同时，亦推动我国人民币与各国货币建立储备与互换的安全机制。对次区域的经济稳定具有战略意义。而对我国则增强了外来力量介入下多角力量博弈中的经济增长与政治安全的合作空间”。
３、中国的多角度支撑：对接各次区域框架成果
中国次区域制度化合作框架应该是多角度展开的，不仅不仅仅有针对东南亚接壤国家依存天然区位展开的合作，亦有如我于“亚太峰会以经济融合推进区域安全”一文中所提及基于资源产业安全以及文化互不与协调下，在货币互通有无的区域安全机制合作供给下，展开的与俄罗斯、西亚、中亚、中东，以及中国与欧盟接壤地带之间形成的对接欧盟的经济互通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