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格局下，如何打破为权力和资本服务的各种“智库”的垄断，把和平、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推销给主导全球化的国际企业呢？

目前的条件下，只有一条途径：通过股东大会提案，夺回话语权，宣传、教育和动员公众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改进过程。2013年11月15日，我再次向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唯一残存的独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提交2014年股东大会的提案，以我被日本政府出卖的经历和目前的中日关系危机现实，列举微软公司接受我的提案在2012年成立了“法规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榜样，提议高盛也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高盛以公司“已经相当程度上实施了提案的要求”和我的提案“contains materially false statements含有虚假陈述”、“inherently vague and indefinite本能上含糊和不确定”的荒唐理由，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公司排除我的提案的行为不采取行动[1]。大概因为SEC在2013年驳斥过高盛而使得我的提案在2013年5月23日的股东大会得以付诸表决，SEC今年没有批驳高盛的所有理由，所以我的提案没有提交到高盛今年的股东大会。

今年1月6日，我向NetApp[2]提交设立公共委员会的提案[3]，特别提到：在公司具有繁多业务的亚太地区，日本政府抛弃作为战后亚太和平基石的宪法，一步步向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倒退，在美日安保条约下把美国也误导入与崛起中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冲突。我进一步列举《朝日新闻》1990年2月10日、1992年10月20日和2009年6月8日对我的采访和我2004年发表在西班牙历史协会的长文“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指出日本政府如何践踏自己的国际诺言和国会答辩，欺骗、出卖和迫害我们在日留学生。最后，我举出微软公司2012年部分因为我的提案建立了公共政策委员会的范例，希望NetApp效仿。

过了3个月，我才接到NetApp负责企业与证券事务的副总裁O’Callahan女士的电话，表示愿意听取我的意见。经过会谈，我4月17日向NetApp提交了两页长的书面建议，希望在员工守则、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等方面帮助NetApp改进企业治理。

令我吃惊的是：5月6日，我收到NetApp雇佣的外部律师行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至SEC长达93页的信，几乎照抄高盛，以“NetApp已经实施了我的提案中的主要内容”和我的提案“不可调和地模糊、不确定而导致虚假、误导”的荒唐理由，要排除我的提案[4]！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公司这样对付股东提案时，说明这个公司已经黔驴技穷了。

5月9日，我也致函SEC，以NetApp用来误导公众的EICC (Electronics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例子等，驳斥了律师行的谬论[5]。

7月1日，当安倍政权悍然践踏宪法、以所谓“集体自卫权”抛弃日本战后的“专守防卫”政策，而短视的奥巴马当局欢迎这一决定时，我收到SEC转发的其律师6月27日就我和NetApp及其律师行的争议的意见，其中拒绝了NetApp的律师行的每一点排斥理由[6]。这是美国的民主的企业治理法规的胜利，意味着如果NetApp不再雇佣律师行挑战SEC的话，我的提案就会交到成千上万的股东手中，以亚太和平问题为锲机，动员美国公众参与到国际新秩序的改进过程。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这种方式能够发挥多大效力。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