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中旬，韩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方案。在与韩国政府谈判期间，当时美国财长鲁宾坚持只有韩国政府彻底实施强硬的“新计划”（美国版）后，才会有新的资金提供给韩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因此不断施加压力，以便获得韩国更多的让步——包括许多与美国尚未解决的贸易争端问题。在谈判了两周之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草拟了一份570亿美元的一揽子拯救方案。这份方案与其说是“拯救”，不如说是“趁火打劫”，对韩国提出的经济政治条件之苛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上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尽管方案被声称要成为一个“应对21世纪金融危机的真正21世纪的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方案“青睐”美国金融公司和日本出口商，因为它赢得了韩国政府的巨大让步：到1998年中期开放银行和经纪公司的权利；国内货币和债券市场对外国公司开放；放宽外国公司对上市公司所有权的限制，从26％放宽到50％；把对个体外国公司所有权的限制从7％放宽至50％；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将由国际公认的公司进行审计；大大放宽日本产品进入韩国的渠道；修改韩国的银行法；贸易更加自由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关闭一些大型银行。韩国政府还被要求把国内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利贷水平，即超过21％，同时实施财政紧缩政策。这份方案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债权人，即向韩国提供贷款的华尔街投机者。这些投机者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因为提供给韩国政府的资金最终都落入了他们的口袋。

被“危机”和韩国人“献金救国”失败过后，连韩国人自己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用来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对美国的经济信任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美国资本的大规模重新进驻和贱价收购，韩国经济不仅垄断程度上升，而且被美资垄断，在经济上终于被美国合并了，几乎成为美国在海外的“第51个州”。据韩国金融监督院公布的“金融结构调整现况”资料显示：1997年金融危机前韩国共有各类金融公司2103家，金融危机后经结构调整破产重组后仅存1338家，另765家在结构调整中破产撤消或被收购、合并重组；在33家银行中，5家被撤销，10家被收购，仅剩19家；1984家投资证券、信用储蓄等公司中，有754家在结构调整中消失，仅剩230家。美国（华尔街财团）打劫韩国的欲望确实获得空前满足；保护了本国的债权人，迫使韩国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还以难以置信的低价收购韩国的公司。在克林顿政府前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韩国实施的金融和资本自由化措施（包括利率市场化），而这些措施恰恰是鲁宾和萨默斯等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为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利益而强加给韩国的。

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全球泛滥也是以美国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工具。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在全球相对下降，美国经济金融霸权开始走向衰落，其中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新经济自由主义关于全球化的叫嚣恰逢其时，因应了维护美国经济和金融霸权的需要。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中一脉相承，要求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美国垄断资本、跨国垄断资本）对资本自由的主张，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自由化），拆除美国垄断资本的全球运动的形形色色的障碍，世界其他国家给予跨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在这些国家市场的充分“自由”， 在政策与法律上与美国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惯例接轨，以此来推行所谓全球一体化。

养肥再杀，必然被“危机”，因此确立了美国资本全球范围内的“剪羊毛”模式。因为资本运动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经济和金融危机在全球各国循环上演，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财富持续向西方发达国家流动，推动世界各国的资本向美国金融市场流动以便进行绞杀；而通过强迫各国接受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加剧这些国家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进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的遭遇不是个案，它的难兄难弟还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当时克林顿政府如法炮制，说服欧洲各国对东南亚政府施加压力，阻止日本组建“亚洲货币基金”进行救援的建议，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这些国家提出附带严苛政治条款的的“拯救”方案。只要条件成熟，“被危机”的岂止是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欧元危机（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休克疗法过程中的全面市场化）说明了大经济体同样能够成为被“危机”的典范。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认为，“新经济自由主义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场具有自纠功能、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并很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教旨观念组成的混杂观点。就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撑着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赞成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全心关注通货膨胀问题的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观点。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个竞赛，竞赛的失败者很清楚:那些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不仅失去了增长的资本，而且当它们确有增长的时候，由此产生的利益也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了那些权势阶层。”

百余年来的实践和探索终于导致“完善自由市场”神话的破灭，使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不切实际的理想。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新经济自由主义者站出来承认：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在资源分配与配置上卓有成效，从而给全世界带来福祉。实际上，因为“完善自由市场”神话的破灭，与新经济自由主义对经济治世开出的的灵丹妙药相映照的是，目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仍在发展发酵之中，还看不到尽头。美国滞涨危机、日本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基本上根源都在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上。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包含利率市场化的金融自由化或者金融深化，即使不够称得上灾难的源头，也难辞其咎。中国到目前为止勉强独善其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金融领域的管制并未完全放开。当被华丽包装的金融自由化理念炫目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到背后的利益实质和包藏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