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透视”的组织者宣称休克疗法的胜利，得意的只有政治、避谈的是经济。“休克疗法”虽然在政治上摧毁了东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并没有带来东欧民众期待的经济繁荣。科尔奈看出东欧人心的逆转，对西方资本主义带来近在眼前的威胁。

两年前，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表报告，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危险。报告宣传东欧俄国升级到“高收入国家”的经验，重推华盛顿共识的市场自由化。国内一些学者也用东欧的“高人权”转型，来批判中国的“低人权”和“粗放”增长。

中国摸石头过河的对岸，究竟是东欧模式，美欧模式，还是争论不已的中国模式？问题是，西方的数据和分类可靠吗？

东欧转型的结果，究竟是升级到“高收入”国家，还是退步为“依赖经济”？对比西方在东欧转型前后发表的经济数据，我发现西方虚构了一个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神话。

苏联瓦解前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比苏东社会主义优越的神话。

----中国经济学 家  陈  平

数理的贫困

1847年，马克思撰写并发表《哲学的贫困》，以批判普鲁东（1809-1865）于1847年发表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这部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发表最早的文本，以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决定性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一文本第一次公开问世的。

那么，马克思公开了一个什么新世界观呢？

数理政治。

可以说，”经济学政治化”第一人是马克思。列宁及其追隨者只是政治活动家，不是数理政治的理论探索者。

马克思是用政治学批“倒”了普鲁东和政敌，在经济学上并无新意。

他学习英国经济年鉴史实的笔记被恩格斯整理出书，取名《资本论》。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只是一本英国《食贷志》。

如果，以《资本论》为名著，中国二十四史中的《食贷志》比《资本论》详细得多。

有什么意义呢？

它告诉读者，人生而不平等，生而贫富差距悬殊。如此而己，别无意义！

所以，马克思认为“哲学是贫困的”。它不能解决“贫富的差距”。

子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讲的就是数理定律。

马克思不服“生而不平等”的宿命，提出“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的科学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竟争，受到列宁主义的执行。

这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百年论争。

法国经济学家皮凱蒂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讨论的《21世纪的资本论》与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同出于“资本”而异名。不是数理哲学，是政治制度分歧。

首先，西方不会赞同科学社会主义，更不提倡阶级斗争和一党制。

陈平用数据的套具，重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讨论。是违背数理学的混淆是非。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同一种制度，不能类比。如果按陈平的胡说八道，只会把讨论引向歧途上去。

数理哲学家罗素在解释数的定义时说：

“什么是数？”

许多哲学家在尝试为数下定义时，实际上却致力于为许多事物所形成的复合（plurality）下定义。而这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罗素明确指出：“一个特殊的数和一个含有该数的各项间的复合（collection）绝不相同”。

例如GDP数据绝不能表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劣”。

熊彼特笑话马克思的无知时说，下班后的工人与资本家踢“社会主义足球”还是踢”资本主义足球”，比赛的结果是一样的。

陈平参加过熊彼特的学术讨论，看来并不及格。

现在，我们回到“陈平理念”上来总结争论。

陈平认为中国模式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错误的类比。真相是，社会主义无论怎样特色都没有代替过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无论怎样金融危机也没有代替过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用双轨制摸石头过河，产生了一个无法治的混乱时期。

用GDP解决贫富差距，从而结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诡辩，就是数理的贫困。

大数据时代，这类马老板的遗民没有市场了。因为连李克强都不相信GDP能苟延残喘一党制。

给中国模式正名应是索罗斯定义：国家资本主义。

陈平的社会主义不在中国经济市埸里，在政治结构中，它用“一党制”社会宗派代表了人民和国家决定。所以，中国模式的精确定义是：党国资本主义。

它能办大事，不能解决贫富差距。

重复一句，民主政治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它只是解放政治犯的一种议事程序。它有增税用于扶贫的边际效用。并不能消除贫冨差距。

《抱朴子·对俗》：“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药物，所能损益。”中西科学下了定论，贫富差距非人力所能改变。

陈平开不出救世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