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教授郑光先生认为：一般搞年代学的认为黄帝时代相当于公元前2500～2600年这么一段时间。我们在考古上也得到证明，黄帝城、蚩尤城有相当于这个时代的一些文明物、一些遗迹。如果通过考古没有这些东西，那么它的说服力就差了。如果通过证明，那对我们这个地方就大大有利，首先是增加了说服力，同时也增加了它的神圣性。因为作为一个圣地，我们的祖先黄帝、炎帝、蚩尤在涿鹿这个地方有重大活动，是非常神圣的，这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全民族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工作是应当做的。我相信，这个工作做了，就会在某种程序上找到一些根据，可以造成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就证明涿鹿不仅是文献上占据优势，而且在考古上比其他一些关于黄帝、炎帝、蚩尤的遗迹、圣地有更多的证据。这种优势是其他任何地方不可取代的。那么对我们涿鹿这个地方的开发，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更加有利。下面，我将考古文献结合的有关问题再谈一谈。因为这里重大事件涉及一个历史背景、社会背景和社会性质的有关问题，也涉及到中国国家跟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通过这个可以反过来看看发生在涿鹿的一些重大事件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现在考古界、历史界都是把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的社科院考古所专门有一个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小组，我也是其中一员，本所也开过几次学术会议，到长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原大地都进行过一些有关考察，所以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们一定得认识，这种问题可能跟学术界有一定差距。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中国国家什么时候进入国家社会跟文明时代呢？我认为是在距今5000年以前，或更早一些时候，就是在仰韶文化末期，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之间的这段时间进入的。也就是说，如果黄帝时代是在公元前2500～2600年，那么在早于黄帝时代就进入文明时代、进入国家了。有什么根据呢？进入国家、进入文明，国家必须要形成一个等级社会，就是说一个金字塔形式的等级结构的社会。按照西方理论，酋邦也是属于等级结构。那么国家必须在这之上，就是在两个决策机构、三个等级之上，它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发现，证明黄帝时期不只是三个层次、两个决策机构。比如从距今5500年的河梁祭祀遗址和祭祀种物看，不只是两层等级，而是有多层的等级结构。从现在的长江中下游两祖早期，也可以说在黄帝之前，距今5000年左右，到黄帝以后这一段时间，文化已发展相当高了，已经形成一种叫玉器文明，从它的整个文化的分布范围也有一个中心，在这个中心下分了很多层次，而不是两层、三层。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有关文章里说了。我就想讲从他的等级结构、层次的数量来讲，应该是属于文明社会了。我们国家相当于黄帝或黄帝以前的一些重大发现，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河南郑州附近的西山遗址、长江中下游的大成山、属于屈家岭早期的有些城址等，这些城址的范围是很大的，有的有几十万平方米，不比黄帝城小。属于天目山石家河那个是120万平方米，但是时代比较晚了，就是到了龙山中晚期，也比黄帝时代要晚了。就是说联系起来看，这个时候原来作为满、彝族那个地方已形成不同层次的等级结构。刚才讲的玉器文明已经比较高了，所以，要真正通过考古的发现证明这些东西，我们国家在黄帝以前应该进入国家文明社会。当然这个观念我也在发生变化，我原来观念跟大家一样，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应该是尧舜时代。随着时代的推移，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老脑筋不行了。既然是搞考古的，就得尊重实际。所以我提出来，但也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早有人提出了这些观念。
     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黄帝时代的社会性质既然进入文明，那么这个国家形态是什么呢？也就是黄帝跟炎帝之战、黄帝跟蚩尤之战，是部落与部落之间呢？还是什么样的战争呢？既然进入国家、进入文明，当也存在这种部落、部族，我认为不应该是部落之间的战争。《史记》记载，炎帝世衰，然后诸侯起来并吞，到了神农氏这一个大的时代的末期，天下已经大乱了，诸侯都起来互相征伐，互相侵讨，炎帝已没办法了。这个时候起来一个黄帝，把那些暴乱的诸侯给征服了，最后有一个蚩尤也给征服了。这就涉及到蚩尤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了。按照文献讲，他还是一个诸侯，当然我不排除人家讲蚩尤是苗族的祖先。按照《史记》等有关文献记载，在我的术语里，国家不是一个部落社会，而是相当于一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组成以炎帝、黄帝，以后是五帝、尧舜，一直到三代，就是以天子为中心的封国制（这是相对于后来的君宪制而言的）。所以我认为战争的性质，黄帝时代进入国家。他的势力范围很大，大家也谈到，《史记》也记载，司马迁考察过涿鹿古城这个问题，“南伏江淮，西至崆峒，东近海。”这么大的范围，也就是大体相当于后来的荆州范围。
     但是现在又涉及一个问题，在考古的区系类型发生了矛盾，就是说不同的区系类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怎么把他们沟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呢？我觉得区系类型是依据陶器来划分的，陶器除了一部分礼器外，大部分是日用工具，除时代变迁以外，它是随着不同的地域变迁的，真正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文化。如果黄帝处在龙山时代早期的话，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以玉器为代表的。往后，到了龙山晚期有了铜器。铜器、玉器、石制品、漆器，这是作为高层次的文化实物代表。这个时期如果按照陶器不好说明问题，那就用高层次的玉器来说明问题。关于玉器的鉴定问题，如果是按照现在的矿石学定义，中国有些古玉不能算是真玉，有的是假玉，有的就是石头。所以按照传统的讲，玉就是美石，凡是加工的漂亮的石头都可以当作玉器。严格地说，比如二里头出土的石器，不够玉器资格，我们还是把它当作玉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属于礼器。我们中国文明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礼制比任何国家都出现的早，也比较发达，所以我国历来被称为文明之邦、礼义之国，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玉，特别是表现于器物上，就是属于圭和璋，这是代表一种等级、身份的象征。比如天子有王子的用玉，诸侯、公侯、伯制圭是用不同的玉。我们通过对全国范围的考察，如果看陶器，一个地方一个样，很难作为一种文化来理解，但是看高层次的文化，就是陶器的礼器，很多地方有它的共同性，另外就是发现一种重要的礼器，我叫做扁平钻孔磨光石斧，就是昨天在涿鹿县文化馆所看到的，一种是宽的，一种是窄的。研究文明就得研究它的礼制，研究礼制就得对作为礼制重要的代表工具，如圭、璋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后来的圭璋追根溯源，圭、璋、钺、器都是从扁平穿孔石斧发展来的。钺也可以叫石斧，因为按古文字“钺者，土斧也。”器，比较窄的叫器。根据我们从三代往前推，发现这斧是一个重要的玉器，还没有发现装柄的痕迹。但是从长江中下游一直到中原地区，装柄从龙山时代，更早的从仰韶时代，比如从河南临汝出土的关于石斧的图，那种装法一直到二里头时期，装柄的方法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通过对玉器包括磨制很精致的扁平穿孔石斧这类的礼器，可以把从陶器上看有很大差别的、不同地域的文化串在一起，来证明它在高层次的政治、高层次的文化是统一的。当然，再前的不好说，但是，在殷朝的时候，陶器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是一个地方一个样子，差别很大。所以有人把它划分成多种文化。但是，铜器到处都是一致的，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铜器既然是代表最高层次文化，也就代表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甚至代表一种制度，它不能随意乱来。象春秋战国时期，文字不一样，车辙不一样，什么东西都不一样。到秦时把它统一起来。要做一个统一国家，要从礼制上统一，从礼制上反映出来。应该说，黄帝时代从高层文化看是个统一体。以此证明，我认为相当于黄帝时代，我们已进入了文明，而且国家版图是相当大的。另外，很有希望的一点，就是昨天看到刚才讲的黄帝城发现的两件石斧。虽然是两件，跟南方发现的基本一样，都是从斧类往下发展的。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回过头来，从当时黄帝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性质看，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在时空上所具有的一种重要意义，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氏族部落战争，而是涉及到一个时空非常广泛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历史跟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个阪泉之战，我认为在炎帝世衰落，黄帝起而代之，是改朝换代性质的战争，也就是一个朝代取代了另一个朝代。自从黄帝统一了中国，标志着一种新王朝的诞生。也就是说，诸侯都来承认黄帝这种新王朝的诞生，承认黄帝的统治权力。也标志着黄帝对当时一个版图很大国家的统一活动。通过这个说明我认为涿鹿县这个地方很重要，这次研讨会也很重要。我认为，这次会上取得了很大收获。特别是在关于文献记载、考古方面，大家都取得了共识，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