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与《国富论》

1764年7月5日，斯密写信给休谟说：“为消磨时间，我开始写一本书。”（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 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P164）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国富论》的写作。那时，斯密正陪同巴克勒公爵在法国游学，他们在人生地不熟的图卢兹已经呆了一年多，实在是无聊至极，写书成为斯密的消遣。说来有趣，亚当·斯密因为无聊而写作《国富论》，而1799年的李嘉图在温泉圣地疗养时，也是因为无聊才阅读《国富论》，从而进入经济学的世界。

陪同巴特勒公爵赴欧洲大陆游学之前的十三年，斯密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道德哲学中的“政治学”部分，就包括政治经济学。斯密的经济学研究，可能受到过休谟的影响。1752年，休谟的《政治论丛》出版之前，曾经将一些论文交给斯密评阅，征求他的意见。1753年，斯密在格拉斯哥文学会的一次讨论中，还宣读过休谟关于国际贸易的论文。这样说，在离开格拉斯哥大学前往法国之前，斯密已经学习和研究经济问题至少有十二年了。1764年，斯密带领巴克勒公爵前往欧洲大陆游学。回国之前，他们在巴黎呆了十个月。斯密与魁奈和杜尔哥有过来往，参加过他们组织的学术讨论。当时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已经写就，斯密与杜尔哥讨论过某些主题。当时的魁奈，是法国思想文化界的领袖，是法国经济学家中最有国际影响的人物。斯密对魁奈的学术思想非常推崇，他曾经设想将来将《国富论》题献给魁奈。回国之后，斯密的主要经历投入到《国富论》的写作中；他的另外一项学术工作，就是修订再版《道德情操论》。

1773年，《国富论》初步写就，斯密前往伦敦准备出版。到伦敦之后，因为接触到一些新的资料，斯密决定进一步补充和修改书稿。这些新的资料，一是杜尔哥提供的关于农业方面的，二是富兰克林提供的关于殖民地的。此前，斯密写作《国富论》已经九年，已有内容的处理已经成熟。杜尔哥和富兰克林提供的材料，需要更长时间来消化。再经过近三年的补充、润色和修改，《国富论》终于在1776年3月9日出版。《国富论》的出版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销路很好，半年内就脱销了。同年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吉本给予高度评价：“我们的朋友亚当·斯密先生献给社会的礼物是件多么惊人的杰作啊！薄薄的一册书，洋溢着渊博的知识，用极为明快的语言表现了无比深邃的思想。”一百年之后，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说：“就其最终影响来看，《国富论》也许是包括《圣经》在内的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初版之后，斯密曾经在1778年,1784年,1786年和1789年对《国富论》进行过四次修订再版。修订再版《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成为之后斯密学术工作的主要内容。

《国富论》的主题，从其书名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最早的中译本，由严复翻译，书名译为《原富》，实在绝妙，最简洁最贴切地译出了原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名——“国富论”，实际上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国富论》主要讨论的是国民财富增进的途径。按照斯密的理解，国民财富增进的途径，首先是提高效率。效率提高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又受到市场范围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斯密阐述了分工与交换，分工与市场，交换与货币，货币与价格，价格与价值，国家与市场等理论。增进国民财富的第二条途径，是提高生产性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这要求扩大生产规模，进而要求促进资本积累。在这个方面，斯密讨论了资本与资本积累，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等理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经济学说史理解成价值理论史，由此斯密经济学的主题被解释为价值理论。这一判断可能是有问题的。我国经济思想史学家张旭昆教授在《西方经济思想史18讲》中说，将古典经济学的主题理解为价值理论，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经济学家的一种误判。在十九世纪，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问题成为经济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而理解和解释收入分配问题，需要价值理论作为基础；这样，价值问题才成为十九世纪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在李嘉图那里，情况就是这样的。斯密的经济学，虽然涉及价值问题；斯密的价值理论，虽然是价值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斯密所关注的还是发展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在斯密的时代，社会经济问题的主题就是发展或者国民财富增进的问题，分配还没有成为经济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国富论》的内容和结构，也体现出发展理论的主题。第一篇，“论劳动生产率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秩序”先后讨论了分工理论，货币价值及价格理论以及分配理论；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讨论的是资本、资本积累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理论。这两篇，是全书的核心，是斯密发展理论的基础。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属于经济史的内容，主要是对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历史的分析和总结，主要是为第一二篇的经济发展思想提供历史视角。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属于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主要介绍和评价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是对历史上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个总结。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属于财政学或者公共经济学的内容，主要是讨论经济发展的政策或者制度支持的问题。可见，整部《国富论》，实际上是围绕经济发展或者国民财富增进的主题而展开的。当然，就其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石而言，全书各篇对之后经济学发展及政策实践的影响是不同的。大致而言，全书最有理论价值的应该是第一篇，被后人最多讨论也最多继承和发展的也在这一篇。第二篇讨论的主题很重要，但斯密对资本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斯密对资本问题的认识，与杜尔哥和魁奈相比，似乎没有体现出进步。第三篇的经济史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也没有太多启示意义；这一篇的篇幅很短，斯密也没有从中挖掘出太多有理论价值的东西。因为斯密在经济学历史上的卓越地位和深远影响，他对之前经济思想的评价势必左右后人的认识。对待重商主义，斯密的态度并不客观公正，他对重商主义给予了太多的贬低，甚至是妖魔化。讨论经济思想史的第四章，因为缺乏公正和客观，而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第五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判断和认识，就有着斯密的影子。

在斯密所处的那个时代，《国富论》的出版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就经济学而言，斯密所构建的这个综合体系完成了对他之前以及与他同时代经济思想的一次综合，它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正式形成。斯密理论构建的这种努力，还对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古典经济学时代群星璀璨，英杰辈出，但斯密的著作还是确定了这个时代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斯密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基本上就是斯密所开创的路径；而他之后很多重要经济学家，都是在斯密及其《国富论》引导下进入经济学世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伊，法国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代表西斯蒙第，德国历史学派的奠基人李斯特，都是从阅读和研究斯密的《国富论》而进入经济学世界的。虽然西斯蒙第和李斯特最后成为斯密经济学的反对者，但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还是来自斯密及其著作。

斯密不仅仅是一位理论构建者，在一定意义上，斯密经济学总是从现实出发而又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的；或者说，斯密的经济理论，有着浓厚的政策意识。“自由放任”是斯密经济学最终要证明的政策原则，而这一原则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快速崛起时期最迫切需要论证的主题。在斯密之前，洛克和休谟，曼德维尔和孟德斯鸠，魁奈和杜尔哥，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视角上对“自由放任”进行过论证，但历史的普遍共识是，正是斯密的努力，正是斯密的卷帙浩繁的《国富论》，才使这一主题得到最终的证明，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不过，在斯密的时代，作为政策顾问的斯密，还只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同谢尔本勋爵以及小皮特的关系，他的思想影响过两届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间接而言，斯密还影响过法国大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但斯密真正的世界性影响，应该是发生在他去世将近二百年之后。

二战之后，在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干预主义成为政府政策的基本思路；在东方世界，国有经济与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主体和主旋律。无论是资本主义式的国家干预，还是社会主义式的经济统制，都意味着政府的扩张和市场的压缩。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经济秩序的扭曲，也意味着对人类存在价值的贬低。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世界逐渐陷入滞涨的泥淖，而社会主义经济也因为效率低下而步履维艰之时，自由主义者发现翻身的机会来临了。他们需要一种理论和一种主张，需要一个有着强大号召力的天神的出现；他们期待这一个扬眉吐气的时刻，天神的振臂一呼，驱散干预主义和统治经济的雾霾。经济思想史学家们从坟墓中将斯密呼唤出来，让他披上战袍，充当新时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言人。1776年，在美国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的世界大会，斯密坐着航天飞机光临二十世纪末的世界。二十世纪末见证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也见证斯密新的世界性影响；当人们将“历史上最伟大经济学家”的桂冠戴在斯密头上的时候，他也会感觉奇怪而不自在。在斯密生前，他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辉煌灿烂的成就。

就斯密所处时代而言，无论从思想水平还是从政策参考价值而言，《国富论》都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就其现实和历史影响而言，《国富论》的经典地位也无人怀疑。总体而言，斯密更多的是一个继承者而不是创造者，更多的是一个综合者而不是革命者。新奥地利学派的罗斯巴德说，《国富论》中所有的内容，没有什么东西在1776年之前是全新的。这种过于苛刻的判断有学派偏见的存在。但斯密确实不是以创新见长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主要是对他所处时代及他之前时代经济学思想的总结。但即使缺乏大量的创新，也不能否定斯密的伟大。就他的努力奠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而言，就他倡导的自由放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而言，历史上确实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超过他。但《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完美的著作。就本人的阅读和理解而言，早于《国富论》之前四十多年成书的理查德·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无论就思想的深度，理论的超前，结构的严谨，内容的丰富等方面而言，完全不输于《国富论》。

《国富论》的写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当年的萨伊就发现，《国富论》内容庞杂，结构混乱，文字冗长。正是因为《国富论》在写作上存在的诸多弊端，使其不适于作为教科书使用，萨伊才编写了内容更加合理，结构更加严谨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今天我们读《国富论》，还会因为斯密写作上的某些随意和轻率而吃苦不少。《国富论》的内容，有的斯密经过十几年研究和分析，经过反复推敲和润色，这些内容简洁而明了，严谨而流畅；有的内容，可能还没有认真而深入地分析研究，在还没有将材料完全吃透前就将其搬到书中。这部分内容显得冗长而繁琐，晦涩而模糊。在第一篇第十一章“论地租”中，有一段“顺便谈谈前四世纪银价的变动”，用了135页。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本中，《国富论》上卷才383页，这部分“离题讨论”占到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一段离题万里的论述，确实没有太多价值。第四篇的第四章“论殖民地”，篇幅也达83页，占到整个下卷的六分之一。这部分未经仔细消化，没有深入总结的材料，平白增加了篇幅，也大大增加了阅读的困难。相信很多初读者是被这些内容吓走的。斯密的写作似乎有意识流的特点，除了“离题讨论”之外，还喜欢长段长段地叙述。在第五篇第一章讨论东印度公司的政策时，居然有长达六页不分段的。

前些天看到小雅老师说，因为读《国富论》而饱受挫折，我深为同情。我自己初读《国富论》的时候，一方面念叨着斯密的伟大给自己打气，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不断抱怨甚至谴责来排遣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