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谈话的学术水准

 

几年前，从网上看到全文长达十几万字，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几次想作一点评论又犹豫起来，因为在我看来毛泽东这些谈话的理论水准尚不够高。现在之所以决意写一点评论，有以下几个原因：毛泽东的这一次读书和谈话历时数月，可以看出他力求作深入思考，论述深度超过大多数人，不管人们肯定他还是否定他，毛泽东依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除了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学术性内容，谈话与不少重要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有关，其中有的政策造成的后患巨大，相关谈话显露了他的心路脉络；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实践已远远走到了前面，实践已经证明，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整体经济所需要的，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和主体公有经济本身所需要的，但就政治经济学即理论经济学而言，并未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属于应用经济学，无法代替理论经济学；当今中国，试图在《资本论》阐述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有所创新的人，学术上并未提供新东西；依然持极左观点的学者或其他人，既闭眼不顾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失败的客观事实，也无能力对中国的现状作深入分析，离科学的门槛还有不少距离；持极右观点号称经济学家的人们，学术上也并未提供新东西。

在作针对性评论之前，首先要指出，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理论经济学的认知，真正称得上卓见的，是以下一段话——拙著《理论经济学》第二卷已经作过分析：“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1959年3月，毛泽东对一篇报告的批注）围绕实际问题正面肯定价值规律的这段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认知商品生产中必然发生的劳动消耗即价值规律，是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一客观存在的规律在现代生产和流通中，具体将会怎样地展开和表现？这是理论经济学无法避开的。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真正涉及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并不多，其中对当时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虽然也可以归入经济理论的范围，但性质上属于应用性理论，如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经济政策、经济工作等等。本文重点评析涉及学术问题的谈话。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它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引自谈话，以下同）

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评析：无论那一国家的某一时期，试图有所作为的人，掌握和运用当时达到较高水准的哲学知识或社会科学知识，更有利于该国社会的一些阶级或阶层的发展，不利于另一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这是客观的事实。原来人们曾经普遍认为理所当然的某些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再是社会现实状况的真实反映了，停留于以往观念的人往往和已经过时的社会旧势力相联系。这些都是事实。但由此给哲学或社会科学贴上“阶级”的标签绝非正确。诚然，作为具体的个人，其显明或模糊的政治观点，不可能对他从事的哲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毫无影响。例如，欧洲的重要启蒙思想家，他们对当时社会的看法反映了社会必然的演变趋势，就和其实际所持政治观点有关。但是，无论那一时期的哲学或社会科学，都并非是政治或阶级利益所能支配和塑造的。学术的继承和发展有自身的逻辑。而且，具体的个人或学派，在哲学或某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究竟能取得多大成绩，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而任何学者或学派对哲学或社会科学的认知都必然有局限。所以，“无产阶级哲学”或“资产阶级哲学”这一类标签，实际是对学者或学派的学术研究状况的畸形描述。各种学派以及学者个人，辨明其著作的那些内容属于科学成分，那些成分属于错误的认识，这才是关键特征。几十年前彭真所讲“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反映了科学与社会人的一般关系。哲学或社会科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更加不合适。这是因为，当前的政治是政党或群体的纲领性主张及政策措施，并非等同于社会演变的必然趋势即规律，何况任何个人或群体的认识不可能完全合乎社会实际，无论个人或政党都不可能不犯错误。哲学或社会科学所反映的规律，不以任何个人或任何群体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不以“当前的政治”为转移。“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实质上否定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所反映的对象物的规律性。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

毛主席在读完〈结束语〉对教科书作总体评价时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做总体评价时说，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观点时说，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评析：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用方法的评论相当重要，他所指出的这本教科书的根本性缺陷击中要害。如毛泽东所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就明言，他的研究方法正是辩证的方法。但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研究方法类似的根本性缺陷，现在研究社会科学的众多中外学者的著作依然无大的改观。自然也有出类拔萃的。例如我翻阅过的学术著作中，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傅衣凌研究明清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著作，就非常出色。

格·柯兹洛夫的《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经济译丛》一九六零年第一期)，对这本书的批评是带根本性的批评，他指出了这本书在方法上的重大缺点。他主张从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规律。他还提出了书的结构方面的建议。他最好能自己写出一本来。但是建议容易，写出来可不容易。

评析：毛泽东提到的格·柯兹洛夫的看法，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研究和写作应从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规律。改革开放前中国也有学者持相同看法，例如经济学家孙冶方就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的经济学研究也取得了出色成绩。格·柯兹洛夫及其他学者的类似观点，确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进步，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言：“建议容易，写出来可不容易。”真正的困难在那里呢？难处在于：什么才是具体的科学研究必须深入分析，而且自己有能力承担呢？这决不是笼统宽泛的“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所能解决的。

实际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尽管有重要差异，两者也有十分重要的相同点。其中，当人们探求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某类事物运动的重要规律时，真正找准了研究的切入点，获得突破并据以开拓成功的，是极少数出类拔萃的学者。相应的具体对象和研究方法，个别人取得成功之后其他人才恍然大悟，或者认为理当如此。众多人其实是事后诸葛亮。在此之前众多学者认为应当研究什么或采用何种方法的宏论，似乎挺有道理，实则要么是对开创性研究并无意义的常识，要么是不着边际的空谈。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

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

毛主席评论说，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评析：毛泽东的这部分谈话，叙述了他构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的内容。可以肯定，照这个路子无法创作成功经济学科学著作。事实上，此前和此后一些中国学者大体上也是这样的写作路子。甚至可以说，毛泽东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并未真正超出苏联的这本教科书的结构。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概括，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显而易见，这一类概括和马克思《资本论》揭示的广阔而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差距太大了。由此也可知，真能阐明人类社会运行和演变重要规律的独创性社会科学著作，是何等之难。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正确计划工业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的必要条件。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这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优点之一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消灭生产中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

评析：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真正的基础性问题是：社会发展怎样的历史阶段商品生产具有必然性？但那一时期学者们的讨论并未取得重要进展。现今人们已对这类问题失去了兴趣。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其重要性依然如故。拙著《理论经济学》第二卷中〈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消亡〉专章作了讨论。在此还有必要指出，否认或轻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本身就不合适。所谓规律，只能是指事物具有必然性的机制和演变趋势，与具体对象物相联系的规律必然有自身的界限，这正是理论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而且由理论经济学研究得到的科学成果确实能对实践起根本性指导作用。与之不同，假如经济政策成了围绕的中心，着眼根本合乎“规律”就被狭隘的对策问题代替了，由此难以避免导致重大局限。至于以运动方式搞经济，后患巨大，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典型例子。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社会主义社会所拥有的一切物质资料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财富。构成国民财富的物质资料，按来源可以分为积累的劳动产品和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财富。按它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用途可以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以往劳动的成果的那部分国民财富的作用和意义日益增强。劳动产品的积累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极重要的指标。

毛主席评论说，我国一九五七年的积累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五八年占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五九年占百分之四十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可能一九五九年增加得多了一点，比重大了一些。我们过去有过一种怀疑，苏联也有这样说法，就是说，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评析：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或制约积累率的因素，既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际问题。就前一方面而言，不管某国是何种类型的经济体制，全社会总的积累率反映了社会生产整体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从基础上看，消费和积累归根结底是国民的常年劳动的体现。积累和消费这一根本性质，甚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依然可以看出来。现代西方经济学“总储蓄等于总投资”，是建立在有客观界限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资本论》详细考察的全社会消费和积累的重要规律，本来就是总数极为巨大的各个企业分别决策的综合结果——从另一角度看，社会再生产重要规律内在地制约着全社会的总生产和流通。就影响消费和积累的体制条件或相关因素而言，以往管制型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市场体制下的社会显然差异巨大。现代西方经济学，广泛而具体地分析了市场体制下相关重要因素怎样影响消费和积累，也取得了出色成绩。显然，无论是研究基础性问题还是应用性问题，在前人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基础上，怎样作新的开拓才是关键。有一点也无疑问：空洞地讲讲处理好那些关系之类是没有用的。另外，当毛泽东发表这些谈话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无疑已经非常艰难，却还认为高积累率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可见他此时并不了解下层社会的真实状况。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列宁指出，要建成社会主义，并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老是引列宁的这句话作为他们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根据，我们要找出一些列宁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即书中所谓精神鼓励的话来。

我们现在的农民，和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是一样的，他们的基本收入，都是从集体经济中得来，个人副业的收入只占一部分。问题是前一部分和后一部分的比例，我们前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可能比他们大。

毛主席评论说，苏联集体农庄中，个人副业收入占的比重很大，有的材料说占百分之五十。这说明，他们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教科书对集体农庄庄员个人的副业不提公有化的问题，似乎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苏联的一些地区曾经成立过农业公社，这些公社在当时没有生命力，因为它们是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条件下产生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是一笔抹杀。

毛主席评论说，华东协作区最近一次会上，提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他们提出了实现这个转变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使社有制经济的收入占到全社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因为生产队的公共财产不多，每年的收入大部分是分给社员消费掉了。一般说来，按每年的总收入计算，分给社员的约占百分之五六十，用于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缴纳给国家的占百分之七八，能够积累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人民公社实现了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实现这个转变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的意见分歧，或者说意见冲突，还不会很大；将来人民公社从公社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意见分歧可能就会大起来，就会发生所谓“对表”问题。

我们有极少数公社，在一九五九年春夏整社以后，还坚持了基本社有制，这些社可能在若干年内就要遇到如何处理从社有制转变到国有制的问题。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长期不克服，也有问题。最近辽宁省委的调查，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意见，都提出了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队所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给苏联农民开辟了过富裕的和文化的生活的道路。集体农庄制度消灭了农民的分化，消灭了农村的贫困。由于有了集体农庄，农村中无马匹、无奶牛、无农具的农户没有了。

毛主席评论说，“由于有了集体农庄，农村中无马匹、无奶牛、无农具的农户没有了。”这点很值得注意。就他们来说，一方面表示他们的农民富，另一方面表现他们那里个人副业经济还相当强。就我们来说，比较起来，一方面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的公有化程度却比他们那里高。所以，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教科书（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说，在苏联，经营人民消费品的商业有下列形式：（１）国营商业，（２）合作社商业，（3）集体农庄商业。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是国营、合作社营两套系统。我们实际上是一套，即合作社商业并入国营商业。这不仅好办事，而且比较节省。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是在供求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对集体农庄市场有调节。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那里的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说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进行调整，这还不够，还要有领导，有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机者就要大赚其钱。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

评析：很明显，毛泽东的这部分谈话及相应时期执行的经济政策，极左倾向确实严重，其中不少方面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苏联的经济政策。

又必须指出，上述谈话涉及的有些问题，毛泽东本人后来的认识及相应的经济政策，是有不少重大变化的。总体来看，极左或过左的错误倾向一定程度得到纠正。以农村和农业政策为例，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最重要的改变是以下三点：（1）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三级核算中，基本核算单位由原来的生产大队甚至公社核算转变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对原先追求大公有制是具体有效的遏止。（2）确定农户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农民在自留地种植的农产品由其自行支配，包括允许其自行销售。这部分农产品成了当时的集市贸易的主要商品来源。虽然在当时中国的整体经济中这部分商品只占很小比例，却是较典型的市场交易形式。（3）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私灶，幼稚狂热的“共产主义”潮中造成农民生活灾难性后果的一项极端化举措终于被取消。这些例子表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尚有能力一定程度纠正由他本人或其他人所犯左倾错误。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形成逐步缩短工作日的经济条件。这就使社会成员有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掌握知识和文化，来发展自己的全部体力和智力。

毛主席评论说，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就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善于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问题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

评析：劳动者文化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普通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造成了实际条件，使广大劳动者能够接受较高文化教育。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从根本上讲，这两大方面都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快速进步的必然结果。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具必然性。毛泽东的这几段话，以及他在其他场合多次发表的类似看法——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于知识分子或文化程度较高者、文盲或文化知识很低的一线劳动者，实行差别显著的倾斜性政策，完全表明毛泽东的此种见解以及他主导的社会政策是一贯的。这样的认识和政策无疑高度畸形，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也与马克思早已阐明的理论背道而驰。这个问题和理论经济学也有直接而重要的联系。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谬误呢？世界范围看，20世纪40年代之前，即使西方那时较发达的国家，知识分子基本上依附于别的阶级，这从外表上看，就是那时人们讲的知识分子不构成独立的阶级。而在各产业部门的全部劳动者中，承担着高度技术性或管理职责具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员工，数量稀少。与之对比鲜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重要产业部门中，必须具有较高文化知识包括高度专业知识的员工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快速增加。这样具有较高以至很高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劳动者，很快成了所在产业部门全部劳动者的中坚力量。这样的劳动者不是以依附于别的群体的方式存在，而是现代产业工人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今世界，这一异常重要的社会发展特征尤其鲜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和畸形的社会政策，从根源上讲，起因于他在这方面已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严重脱节。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历史原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投身革命的领导者中有较高文化的所占比例不小，中下层革命者文化层次普遍较低或很低。为了组织起中下层革命者及其他基本群众，那时的基础性任务是引导和提高这部分基本群体的政治觉悟。这使轻视或不重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群体，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有了正当的理由。苏俄当年同样有这种倾向。显然，当对知识界和文化界的错误认识导致畸形的社会政策，对整体经济的危害尤其巨大。

2015/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