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因同志《艺廊思絮》一书附录的《关于美与爱的若干闪想》，读后久久不能平静。这是1973年到1976年这段“四人帮”猖獗时期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断想。它有光芒，因为支撑郭因同志的是对中华民族的不朽的信念;它有锋刃，因为郭因同志矛头所向是“四人帮”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文艺上的反动专政。

　　郭因同志大声疾呼，要人们“不当小丑”。是的，无欲则刚，一个不为物欲所动的人，他是无所畏惧的，他不会趋炎附势，也不会驰骛追逐，纵然他“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的这种彷徨，只是探索真理中的困惑，而不是患得患失的踟蹰。

　　人们都向往天堂，惧怕地狱，然而在地狱的大门口绝不犹豫的勇士是有的，这便是那些永不丧失民族自信和自尊的人。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讲：“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郭因同志信守不渝的原则是：“以蔑视监狱、镣铐、绞索、屠刀的坦然无畏的精神去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实践真理。”这就是他为什么成为“四人帮”眼中钉的根本原因。

　　郭因同志希望人们学会哭、笑、理解。斯宾诺莎的：“不哭，不笑，但求理解。”照我想，是哲人希望自己排除感情的偏见，而探求食物的本质。所以，他是一个冷静的、思考着的哲学家。而郭因是艺术家，他如果不哭、不笑，如果没有感情的洗礼，他就无法“理解”。他把一己的悲欢大而化之，他要为人类的每一点幸福和欢欣而笑，为人类的每一个苦难和不幸而哭，而且希望在为人类的苦难追索根源，为人类的幸福探明道路的伟大事业中尽其所能。

　　郭因歌颂博大而纯净的爱，他说：“普罗米修斯爱人类是这样的爱。布鲁诺爱‘太阳中心说’是这样的爱。一切为革命理想献身的革命先烈爱革命理想，是这样的爱。···”因此，郭因同志痛恨和鞭笞市侩的哲学，因为他们是谋取私利的冷血动物。“爱”这个神圣的字眼，与他们无缘，干脆，“对于市侩，何必谈爱，既是市侩，何必谈爱”。我想，政治上的市侩，固然可恶，而文艺上的市侩，则更可鄙。一个灵魂上浸透了铜臭、梦境里追求着乌纱的人，对一切美好的事物便具备了排斥性，纵然他装着“爱”的样子，用着“爱”的词藻，但除去伪善、造作、庸俗之外，他的作品不会给人任何真实、诚挚的感受。

　　郭因同志认为艺术不该是空洞的遐想，不该是伪造的乐土，艺术的使命是：“反映现实中的美，改变现实中的丑。”而艺术的神韵、性灵离开了美的追求，也就只会剩下可怜的、苍白的躯壳或幻影。郭因同志认为艺术的神韵和性灵，总和艺术的本质联系着，它的内核是质朴和诚实。因此，一切故弄玄虚的诗和画，不管它是什么现代的“流”和未来的“派”，都不会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上留下痕迹。他说：“以假充真，是因为真不足观。”“假、恶、丑，无法伪装，因为狗屎即使插鲜花，插鲜花的狗屎毕竟还是狗屎。”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可以见到那些言之无物的、言不由衷的、强作解人的、虚张声势的伪作、劣作吗?象泛起的沉渣一般，“四人帮”所御用的文人制造的风靡一时的货色，不也经常尘秽视听，以为“样板”吗?不论其笔藻如何炫目、结构如何突兀、见解如何玄妙，我以为都是可以称之为“狗屎”的。

　　天安门事件之后，郭因写道：“不让自己的血跟人民的血流在一起，哪能写出属于人民的惊天动地的血的诗···”在天安门事件中，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检验着每一个中国人。作为画家的我，那时已无法平静地拿着画笔，只有和千万群众手挽着手，冲向“四人帮”的刺刀。郭因，你是我真正的灵魂上的朋友，你写下了这样的诗：“人是可以不怕死的，‘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人是可以不怕死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人是可以不怕死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是可以不怕死的，“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是可以不怕死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我当时认识你，郭因同志，我一定陪着你到百尺玉碑下，一洒怀念周总理英灵的祭酒，我一定会高歌你这壮烈悲怆的诗句。

　　我相信，文艺家和文艺理论家，若想创造出美的作品，阐发美的理论，他们的灵魂首先必须经得起检验。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这是无法掩饰的。

　　我爱郭因同志的文章，首先是由于我慕其为人，重其情操，其次便是由于它的文章为时为事而作，非为文而作。

　　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