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民族死亡哲学四个主要思想要点的反思之三:

    关于死亡的本体论与世界观意义：“出生入死”与“尽性至命”

    对死亡现象的思考，汉民族死亡哲学主张“原始反终”，从“天地之道”的高度和深度来审视死亡问题，即是说生是死的一部份，死也是生的一部份，有生有死即是完整人生。当然，这里的生死都是指物质生命的诞生与结束。“原始返终”中的“始”与“终”在哲学层面上讲是互训的，生即是始，亦是终，死是终，也是返归于始。

    这就是“天地之道”,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和实相,也就是汉民族对生命的哲学认知:“生死一体化”。

    老子提出的“出生入死”的观点就是从哲学本体即“道”的高度来审视个体生命的生死问题的。出生即是入死,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就是此在地死着”可谓是异词而同理。

    但这些至圣先贤的智慧，往往仅仅十分有限地保留和体现在少数的人杰和精英的人生轨迹之中，并没有真正形成汉民族最广泛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历史和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人在生死问题上选择以自我生存为首务的功利性态度。

    “千古艰难唯一死”,任何艰难的活着，只要在身体还承受的状况下，便会有相当数量的人还是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向生。纵然是死是返始，但他们更愿意为了能苟活于世而舍弃正义或气节去求活。

    南宋崖山一战，战败国亡，南宋国十万子民，老少妇孺尽投于海，无一投降的事是史有明载。

    明朝灭国时，江阴人民抗击清军80天，击败清军三十万大军，杀死清兵七万五千人，使清廷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丧命于江阴城下，清军破城后屠城三日。全城百姓均以先死为荣，无一人投降。三日之内，十七万余人被杀，仅老幼53人幸免于难，史称“江阴三日”。也是垂记史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210万日伪军协助日军侵华也同样是事实如此。

 在“崖山之后无汉人，明亡之后无华夏”的偏激愤激之词里，“汉人”不是指汉人的人种，而是指一个种群的人，包括文化精英、市民百姓,包括他们在面临生死毁灭灾难的历史选择的关头的那种高度自觉的舍身成仁的民族气节。“无汉人”是指丧失了这种民族节操。

    悲乎壮哉!宋之崖山之役、明之江阴之魂。

    我总能感觉到这偏激之词中的一股正气，我愿意相信，当人们以悲痛之心说出此话的时候，他们己经是一个有血性的汉人，一个有民族节操的中华儿女，岂可曰无。

    排除民族性之类的政治语义之外，那么，210万日伪军现象不能不说从文化的角度上反映了汉民族一般民众在死亡观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恋生畏死的倾向:活着的时候最后的底线只是为了苟活，死了之后依然向往活着。

    汉民族的“原始返终”的生死价值哲学观长期地仅停留在部份精英人士以及受其影响的部份民众之中，并没有真正形成一种民族的集体意志和终极态度，这不仅是产生210万日伪军现象的文化原因之一，也是造就中国人的奴性尤其顽固的原因之一，更是我们这个民族应当从根性上去彻底反思的关乎种族生死存亡的至大至切的问题。

    日伪、汉奸、奴性肯定都不是汉民族的文化的主流。而恰恰相反，那些能够从本体论和世界观的高度来审视死亡，从死亡的哲学领悟功能方面来审视死亡的人们才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和人格代表。只有这些人才能知行合一、生死合一、性命合一。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讲“尽性至命”、“出生入死”。

    我们的民族需要成为以这样的“三合一”的人为主体的民族。

    我们不仅需要这样的人领导的小学、中学、大学;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人领导下的经营性公墓、城市公益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公墓。让从灵魂的塑造到灵魂的更生都充满人类的智慧与高尚、善和美，真正活在“原始返终”的生命实存价值之中。

2015年3月31日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