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点，韩利没有和其他职员一起下班，他坐在电脑旁忙碌着，认真准备要签约的文件。从重庆荣昌到北京海淀，韩利的人生轨迹不断发生改变。当大学老师、考研读书、辞职下海，最终在文化公司身居要职。

　　三十年前的高考，彻底改变了韩利的人生走向。他没想到三十年后，自己依然要面对高考这道槛。

　　只不过这一次，韩利的身份是非京籍考生家长。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女儿无法在京高考，成为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

　　假“居住工作证”保住了女儿在京读高中的机会

　　“只是一个基本的参加高考的机会，怎么这么困难呢？” 韩利回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难与苦，他因为努力加幸运，总是算是“突出重围”。

　　今年47岁的韩利是重庆荣昌人，家里姊妹7个，他是最小的“老幺”。那个年代少有人口流动，户籍制度早已把每个人固定在某个区域，对于韩利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就是高考。

　　“别说考上考不上，当时能参加高考就非常难得。有些人是成绩不好，更多的是家里没钱才辍学”。韩利说，小学同年级的孩子有两百人，升到乡镇初中的只有十几个。在新组成的初中八十人中，考上高中和中专的学生加起来只有九个。读完高中课程，所有学生要先参加“预考”，预考通过以后才有参加高考的资格。

　　1984年，韩利所在高中的160人中，只有20多人通过了预考。韩利那年没通过，连考场都没进。

　　瘦小的韩利几乎没干过农活，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家里人决定让他复读继续考试。他姐姐落榜后在家务农，每当面对乡间邻里琐碎纠纷时就对韩利说，兄弟，你要是不考出去，就要在这里一辈子跟他们斗了。

　　在韩利眼里，高考就如同“抢包山”一样，是一场有些残酷的闯关游戏。1985年，他终于够到了山顶的“包子”，考进了四川师范大学。

　　他没想到的是，关于高考的梦魇并没有结束。女儿韩晓的求学路，并不比自己当年容易。

　　2002年，韩利应书商朋友邀请来北京发展，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一起来到北京。随后这些年，担心女儿无法在京读书的不安全感，始终困扰着韩利夫妇。

　　四岁的韩晓先入了幼儿园中班，两年后，幼升小的压力来了。2004年中关村4小刚成立，韩利带着女儿去参加招生面试。面试当天他捏了一把汗，还好女儿表现出色被学校选中。

　　等到女儿小升初时，韩利夫妇又紧张了一回。好在那年赶上了非京籍学生享受同城待遇。虽然没有北京户口无法享受加分择校，但最后的结果全家都比较满意。

　　到了2014年，很多非京籍学生退回原籍上学，韩利开了一份“居住工作证”才保住了女儿在京读高中的机会。可忐忑的日子没有结束，“不能异地高考”是个终极问题。

　　制度和政策带来的无力感 最终影响的是人心

　　和很多奋斗在北京的人不一样，韩利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北漂”。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事业小有成就，可他没想过非要一辈子在北京。热爱读书的韩利并不是多么功利，他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懒散，努力上进却不热衷投机。

　　女儿韩晓上小学时，他曾试探着问她：“要不我们换个城市？回重庆或者其他地方。”可女儿小小年纪主意却很正，她告诉韩利，自己要留在北京，要在北京上学。

　　女儿的坚决让韩利有些震惊，他觉得作为父亲，应该尽力支持女儿，为她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作为一个个体，去大城市或者离开，简单容易。可一旦结婚有了孩子，就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前半生知识带给他的自由感，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韩利蜕变为一个非京籍家长。就像电影里所说，一个男人成为了父亲，就被社会彻底打败了。为了自己的事情可以忍耐、不合作，为了孩子却只得低头、尽力争取。

　　“毕竟女儿在北京经历了完整的教育，她当然想在北京参加高考，”韩利说，“如果回重庆，从考题到生活环境都要重新适应，我很不希望她经历这种挫败。对她的成长来讲，这是一种无端损耗，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跟高考的分数相比，韩利最在乎的是女儿的心灵成长。十几岁的年纪，正是心理脆弱敏感时期。在女儿漫长的求学路中，每次面临“非京籍”的身份尴尬，他都会温和平静对待，不让这种“不平之愤”在女儿心里生根发芽。

　　韩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女儿小学四年级。韩晓在上小学的前三年，成绩名列前茅，也是班干部，每一学年都获得“优秀学生”的奖励。可到了四年级，班主任对韩晓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虽然韩晓成绩依然很好，但老师却把她排除在了“优秀学生”的候选人之外。

　　这位老师对韩晓没有偏见，她只是说了实在话：“你是非京籍学生，评选优秀学生也不能加分，不如把获得荣誉的机会给其他同学。”

　　韩晓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韩利没跟女儿一起生气，他讲起了道理：这是户籍制度的原因，老师和同学并无恶意。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应该接受和面对；“优秀学生”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京籍同学能加分上更好的学校，这是件好事。

　　在他的引导下，韩晓顺利克服了心理障碍。但韩晓身边的大部分非京籍同学和家长，很难有这样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困境。

　　“她的一个小伙伴来自河北，各个方面都比我女儿优秀，但她父母是普通打工者，高中要回老家读，孩子只能和父母分开，”韩利说，“她爸爸见到我的时候，眼里那种悲伤真的忘不掉。”

　　制度和政策带来的无力感，最终影响的是人心。

　　为了一个高考至于吗？至于。

　　今年高考的替考事件一出，大家纷纷议论：为了一个高考，至于吗？有那么多钱找人替考，还不如直接把孩子送出国，或者干脆拿钱开个店。

　　其实上大学没那么重要，这一点韩利比其他人更清楚。早在二十年前，高考就不是唯一体面的出路了。90年代的中国逐步走入消费社会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在不断走低。那时候的韩利还在大学教书，他的教育思路从“读书能改变命运”到“文凭是职业基础”，读大学只是拥有一块敲门砖而已。

　　90年代，韩利考了北师大的研究生，老爸没像当初他考上本科那样开心。他儿时的伙伴落榜后当了包工头，财大气粗，用钱一衡量他自然要败下阵来。可在韩利看来，知识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质量。挣钱只是一个方面，北京最吸引人的是它文化上的丰富多彩和兼容并包。他在这里视野开阔，做了很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上大学还是很重要，你看罢考的那些重庆学生，都是贫苦孩子，什么时候听说城里孩子罢高考了？”

　　他把女儿留在北京读高中，也是缘于对高考政策抱有一丝希望。2012年9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在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韩利相信，开放异地高考是大势所趋，他盼着女儿能赶上那一天。

　　这些年，韩利一直密切关注教育政策和方针。“有人说北京孩子上学分数低、试卷简单，其实这倒真没有。这种不公平，是教育资源分配比例的问题，北京生源考北京学校有优势。比如北京某名牌大学，在北京地区招一千人，在重庆才招10个。”

　　韩利强调，国家教育资源分配比例不均，本质上是在“保护特权”。有次在公交车上，他和一个朋友聊到“异地高考”，旁边一个北京人插话“嫌麻烦你们怎么不回去”，韩利没有客气，他回击，“你这是欺软怕硬，国家干部来北京工作你们怎么不轰走？我也是来工作的。”

　　话虽这么说，韩利心里并没有真的愤愤不平。他清楚，地域带来的思维差异是无法改变的，这种冲突并非文化层面，而是制度层面。制度带来的隔阂，很难用语言来消除。

　　现在，韩利做好了女儿无法“异地高考”的心理准备。他也许送她出国，也许让她试试台湾的大学，甚至会鼓励她直接跳过大学去考研。但他不打算送女儿回重庆高考，他不愿意妥协，不愿意让女儿留下心里阴影和任何遗憾。

　　“跨越不过就完全避开吧。可人往高处走有什么错呢，特权阻碍不了积极进取的希望。”快到知天命的年纪，韩利早已不再苛责一人一事，只是期待社会能越来越公正。

　　为保护当事人，韩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