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转基因思潮的追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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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ealth.dahe.cn ; 2014-02-14
编者按：在本报2013年8月23日食品周刊上，叶长明博士详细介绍了我国南方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番木瓜的培育过程及其安全性分析。叶博士不仅在中国和美国长期从事转基因技术的教学、科研，还多次参加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研讨。请看他对国内外反对转基因思潮的追根溯源—— 农学博士 叶长明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或转基因(GM)的争论、博弈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国际有关管理机构、主要农业国政府、生物农业科学界和企业界主流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持肯定态度，认为转基因所谓潜在的副作用能够得到控制和避免，各国政府监管措施也越来越完善。因此，涉及各类生物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转基因研究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为人类饮食、健康和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据ISAAA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服务非政府机构，http://www.isaaa.org/default.asp)的报告，截至2012年底，全球有59个国家或地区批准了2497项转基因作物的申请，涉及25种作物319个转化体(公众也称其为品种)。其中，1129项申请被批准用于食品，813项用于饲料，555项用于种植。2012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创历史的1.7亿公顷(1公顷等于15亩)，比转基因作物首次商业化种植的1996年增加了100倍(见图1),为农民增加收入982亿美元，减少农药使用4.73亿公斤。2013年的数字尚未公布，估计全球种植面积可达1.8亿公顷，折合27亿亩，占全球耕地面积的14%。
世界粮食奖授予转基因科学家
世界粮食奖是国际上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曼·博洛格博士于1986 年创立，以表彰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每年在世界粮食日(10月16日)颁奖。
2013年该奖授予三位对植物转基因做出开拓性贡献的人士(图2)，他们是：Van Montagu，比利时根特大学植物生物技术服务研究所的创建人和董事长;Mary-Dell Chilton，瑞士先正达公司生物技术部的创建人和研究员;Robert Fraley，美国孟山都公司首席技术官。
评奖过程曾受到反转基因势力的强烈干扰，但未能改变评选结果。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Kenneth Quinn说：“如果我们屈服于这种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和环境有害的争论，那就是贬低我们授予的奖赏。”这是科学界对质疑、反对转基因声音的一次最有力的回应。
大多数人反对转基因
科学界肯定转基因，但社会舆论和网络媒体对转基因持反对或怀疑的声音却越来越强大，这从国内外一些媒体的调查结果可见一斑。
腾讯网2013年11月7日发表署名评论《中国人应该感谢转基因技术》。文章介绍了乙型肝炎和糖尿病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状况，而乙肝疫苗和糖尿病患者注射的胰岛素都是转基因的产物。文章最后征集读者投票，10万多人参与，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占22%，反对的占78%(见图3)。
欧洲反对转基因的声浪曾经占绝对优势，但近几年有所减弱。欧洲与中国的转基因应用情况比较接近。欧洲现在种植2种、进口6种转基因作物;中国种植2种、进口4种转基因作物;欧洲、中国都对转基因产品和加工品实行标识。
美国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在全世界面积最大。过去10多年，美国社会舆论对转基因支持、反对和中间派几乎各占1/3，但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呼声持续走高，达到受调查人群的九成。康涅狄格州于2013年底率先推出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法律，但是，该法律若要实行，还须等待其他四个相仿的州制定相同的法律。
反对转基因，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研究、推广转基因的农业公司孟山都、杜邦先锋和先正达等，被反转人士贴上邪恶的标签，一些新奇的果蔬或想象的怪物都与转基因联系起来了。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现象，转基因食品被反转人士认为是美国试图毁灭中国的生物武器，转基因支持者常被谩骂和攻击。2014年伊始，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认为转基因也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时透露他也正在进行转基因水稻的相关研究。此语一出，反转基因人士顾秀林如被雷劈，半晌才吐出几个血字：“反道的，都没有好下场。袁隆平这个两面派，和张启发一样，罪孽，恶毒。必须彻底揭露和彻底批判!”有个叫东方雄起的博主，骂得更加狠毒。
反对转基因思潮的追根溯源
人们不禁要问，对待转基因，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两极的观点?反转基因思潮或运动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正确看待和化解观点的分歧?
1.最早是生物学家对DNA重组和转基因提出质疑和担心
转基因技术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DNA重组技术是转基因的核心。1972年，人类第一次完成DNA重组实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伯格实验室在试管中将两种不同物种(猴病毒SV40和λ噬菌体)的基因人工合成新的DNA分子，但出于生物安全考虑，没有进一步验证重组DNA在细胞内的活性。1973年，另两个科学家(斯坦利·科恩和赫伯特·博耶)在大肠杆菌抗四环素的质粒(一种环状双链DNA分子)中，嵌入另一种质粒的抗卡那霉素的基因,形成重组质粒，再将重组质粒转入大肠杆菌，形成既抗四环素又抗卡那霉素的新菌株。他俩接着把非洲爪蛙的DNA片断嵌入大肠杆菌质粒，并在大肠细菌中合成爪蛙的蛋白。40多年来，所有生物的转基因实验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路径进行的。对于高等生物，外源基因最终将整合进目标生物的染色体中，从而使外源基因控制的形状在转基因生物中稳定遗传给后代。
DNA重组和转基因的成功及其广阔应用前景在生物学界引起震动，也让生物学家们深深地担心它的潜在威胁(担心转基因病毒、转基因细菌从实验室泄露)。1973年在美国高登大学召开的核酸(核酸分子即遗传物质)会议上，95位与会学者投票决定，向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长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应对措施。随后以伯格挂帅的国家重组DNA委员会宣告成立，他们立即开会，建议在安全措施没有得到保证前推迟或暂停有关DNA重组实验，敦促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对基因重组研究进行管制并拟定安全操作指南，还呼吁召开国际会议以协调各国统一行动。1975年，155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加州Asilomar会议上对基因重组技术进行了深入讨论，特别提出了制定DNA重组安全性管理的原则。这次会议导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于1976年首次出台关于基因重组的安全操作指南。后来在实践中，这个指南不断修改完善，成为各国制定相关安全管理法规和政策的参照文件。伯格因为首次实现DNA重组等其他DNA研究的重大贡献而获得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
正是由于一系列管理措施、法规的制定和实施，40多年来，生物技术在按照预定轨道发展，虽然不断有新的问题和挑战出现，但没有发生与转基因相关连的环境污染、人身健康威胁等事故。应用转基因技术，科学家揭示了众多生命规律。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极大地满足了人类对医药健康、食品营养等方面的需要。
2.环保主义、环保运动走向极端
一切事物都会走向极端。工业化和现代农业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走向极端，造成环境污染。环保主义、环保运动随之兴起，但环保主义、环保运动也走向极端，反对化肥、农药，要恢复原生态农业，转基因改变了物种的遗传，所以更加极力地反对。
事物走向极端，最终要回归中庸。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所以中庸之道是天下正道。工业化和现代农业不能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来满足人口对消费的需要，原生态农业只能满足追求者的需要但不能满足全世界人口对食品的需要，而转基因农业恰恰可以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3.反转基因者都是哪些人?
综观国内外反转基因的组织和个人，他们大致可划分为5类。
A.激进的环保主义者。
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是这一类的代表，其组织遍布全球，是影响最大的反转基因组织。绿色和平组织自从1971年成立以来，在反核武、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但在反对转基因上，却采取了一系列极端的举措，比如暴力清除转基因试验植物，散布谣言和虚假数据，组织不明真相的人进行抗议示威活动。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利用恐怖道具来吓唬公众，在他们的所有宣传册和抗议中都试图让公众感到转基因植物是怪物或恶魔，其网站、传单和出版物中有大量妖魔化转基因的图片、资料。绿色和平组织这一手段非常有效，确实蒙骗和蛊惑了很多消费者，但也获得了“生物恐吓组织”的名称。帕特里克·摩尔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因意见分歧于1986年退出该组织，现在是转基因的支持者，他批评绿色和平组织“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著名的环保主义者马克·赖纳斯也曾经是一位反转基因斗士，他亲自领导了英国的反转基因运动，与绿色和平共同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2013年初在深入了解转基因科技之后，他对转基因的态度转了180度，在牛津农业大会上他为自己在过去妖魔化转基因的行为公开道歉，他说他认识到转基因作物不仅安全可食，同时可以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最后他对仍然反对转基因的人士说：“我不了解你，但是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我今天的结论非常清楚：转基因的辩论结束了，无需再辩论，我们不再需要讨论它是否安全，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食用了3万亿份的转基因食品，没有发现任何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你被小行星砸中的几率都比食用转基因食物带来危害的几率大。”
B.绿党
绿党是许多国家的政党之一。
绿党自称以生态主义(实际上是原生态主义)为建党理论，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对转基因等基因技术基本上持反对态度。欧洲的绿党虽为小党，但在各国议会占有席位，一些大党需要拉绿党获得组阁权，更加助长了绿党的话语权。2004年欧洲各国绿党形成绿党联盟，首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就取得35个席位。目前欧洲绿党对转基因的影响主要是在立法上实现对转基因食品的限制。
C.有机农业倡导者
何谓有机农业?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是:有机农业是一个生态系统管理,不依靠外来合成物品的投入。这个系统取消使用合成投入物，如合成肥料、合成农药、兽药、遗传改变的种子、防腐剂、添加剂和辐射，代之以针对具体地点、长期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防止病虫害的管理方法，注意对环境和社会的潜在影响。该定义里的“遗传改变”指的就是转基因。通过有机农业生产的食品即有机食品。有机农业是农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追求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是种植者和消费者的自由。但是有机食品生产者与转基因食品生产者之间，不仅存在主义之争，也存在市场之争，因此有机农业倡导者、生产者经常使用谣言和不实的报道煽动消费者，进行较温和的抗议活动。他们的主要诉求是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有分析家认为，主张消费自由是一方面的理由，在粮食食品这个数以千万亿美元计的大蛋糕上多分些份额才是更大的利益驱动。在美国这一类代表有非转基因计划(Non GMO Project)和有机消费者协会(Organic Consumers Association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检验结果显示7%的有机食品仍含有化学农药，这说明它们不是真正的有机食品。那些坚持施用有机的农药、肥料、动物饲料和营养添加物的农民，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并非化学的而是通过DNA重组筛选的高效微生物杀虫剂、微生物肥料和微生物营养物时，他们将做何抉择呢?比如苏云金杆菌(Bt)作为微生物杀虫剂已经用了近100年了，当前全球争议最大的就是转Bt基因的食品，如果你认为含Bt蛋白的食品不安全，你是否认为你喷洒过Bt杀虫剂的食品也不安全?不仅Bt, 还有很多基因改良的微生物也都适用于有机农业。
D.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人士
基督教徒信奉上帝造人与万物，曾长期抵制进化论，转基因和克隆生物被他们认为是违背基督教义的。在基督教会牧师布道中和基督教媒体宣传中以及基督教徒日常言行中，反对转基因的观点随处可见。因为基督教是全球最大宗教，信徒有22亿之众，在美欧国家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基督徒的观点足以强大到左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政策。然而基督教又是一个多教派的宗教，很少看到教会组织公开的反转基因活动，而很多在基因重组和转基因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企业家本身就是基督教徒。在这种情况下，梵蒂冈教廷的主张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世界粮食奖颁奖期间，教皇派出红衣主教皮特·图克森参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因为三位著名转基因先驱获得本届大奖，教皇支持生物技术(即转基因)的旨意不言而喻。图克森表示“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人类可以干预和改变自然”，他对生物技术引发如此多的不快、破坏、怀疑和反对，感到不解，不过他建议对科学应采取审慎态度并支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
E.有中国特色的反转基因者
中国的反转基因者有国际上各种类型的影子，也有明显的本土色彩。中国反转基因潮流中流行两种论点：阴谋论认为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是帝国主义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中国乃至消灭中国的生物武器;妖魔论认为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可能导致超级怪物，对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对人身健康产生各种威胁，导致中华民族断子绝孙。为了支持上述两种论点，他们不惜采用大量虚假的谣言、错误的科研结果、荒谬的猜测欺骗公众。与此同时，他们对国家管理当局、对转基因科学家和支持转基因的人士，又采取疯狂的人身攻击。尽管中国的反转基因者是一些散兵游勇，没有组织，但他们借助互联网、移动通信和公共社交平台的暴发式发展，能在一夜之间将信息传遍各个角落，其影响极大。过去10多年中，中国遭遇SARS病毒、禽流感、三聚氰胺、塑化剂、雾霾等多重灾害，中国人脆弱的神经对食品健康问题太敏感了，已经承受不起新的打击了。
“反转”与“挺转”两派能达成一致吗?
在分析完上述各类反转基因组织和个人以及他们的诉求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反转”人士是可以与“挺转”派达成一致的。英国“反转”斗士马克·赖纳斯的立场改变、梵蒂冈教皇的表态都是最好的实例。对于“反转”的普通消费者，只要让他们了解科学真相，了解政府监管机构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立法程序、安全评估过程，他们也会与“挺转”派达成一致的。但是绝大部分“反转”的中坚分子，都不可能变成马克·赖纳斯，他们是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转基因，是主义之争，而不是科学之争，所以不可能与“挺转”派达成一致。
目前政府所应该做的，是普及科学知识，让“反转”的普通消费者醒悟过来。而普及科学知识，需要科学家说话。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有5000所大学和科研所的50万人以上在从事转基因教学和科研，受到过遗传学专业教育的人有500万以上。这些人对转基因技术实质和产品的安全性是了解的，为什么他们在这场争论中集体失声?是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还是对社会事务的冷漠?还是被网络媒体上的谩骂、人身攻击所吓倒?还是没有受到政府的鼓励?
政府的法制和公开性也可以做得更好、更透明。美国最初在讨论制定DNA重组安全指南时，就邀请了法律界、媒体界参与，现在每一件转基因产品批准前都要公开征询社会意见。欧盟目前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安全评估时也都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全程参加。中国应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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