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雪诗集《散落民间的阳光》序
吕天琳
如果没有哥几个拴着，红雪的这部诗集《散落民间的阳光》可能还要以书稿的形式“散落”在他的书架上好长时间。在坚定地拂去上面的灰尘后，作为一个诗人，他的那些回荡在城市乡土中的平民美声，终于找到了一展歌喉的舞台，成为大块朵颐的现代生活场景中一道难得的“素食”，因此，是否籍此就可以说，诗人红雪是一个地道的素食主义者，我看也未尝不可，因为，在拒绝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夹生饭后，红雪用他一贯的“煮粥”的方式，奉献给读者极具营养的“粗粮馆”式的文化快餐，让人浮生一种乡土的厚重与亲切，这实在是一种真真切切的难得。
我无法忘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从初期的狂热渐渐平息下来以后，我和红雪却正折腾得起劲呢。那时候他每天晚上都给我打电话，我们通过一根细线进行诗艺的交流，常常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最短也不下一个半小时，话题纯粹而又纯洁，一点闲篇儿都不扯。我们把个人对诗歌的理解和认识粗浅地释放出来，并在这样的释放中体会到一种真实的快乐。说实话，那是我们俩相处中最快乐的时光，即使是现在，尽管我们对诗歌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那时就定格的友情却从未减少分毫。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让我给他即将出版的诗集《散落民间的阳光》写个序——我想主要是因为他对诗歌的信念以及心中某种不哗众取宠的独立人格始终都不落地的结果，当然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我对他本人和他的诗歌作品全方位的真正理解——我连想都没想就应下来了。
红雪有个俗名秦斧晨，我一般不称呼他的笔名，只称呼名字“斧晨”。作为此生一位重要的朋友，我愿意用它真实的名字照亮自己的记忆，当然还有他的那些词句精美，文笔绚丽，构思严谨，异彩纷呈的诗篇。斧晨是位用信念写诗的诗人，他内心也有浮躁与单纯的投机性，但却丝毫不影响他怀着一种道义来进行诗歌创作。在他的诗中你会发现一种平缓低徊的节奏在流动，他不慌不忙，甚至都不迟疑地散布着那些纤巧的文字，就像拨动一池春水，又仿佛在触摸一架古琴，诗中清音袅袅，一种无声的旋律在上升，于无形中引发我们原在的感慨与冲动。比如这样的诗句——
阳光打制的花环/都是文字/落满日子的长卷（《春联》）
我漂泊我才知道静止有多好/我痛苦我才懂得幸福有多远/在平原的掌纹里/我总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脉络（《初雪平原》）
纸鸢的命运/交给一根绳子/绳子是它的根/幸运的纸成为艺术的替身（《纸鸢》）
我这粒老家随意撒下的种子/入土为安/整夜聆听根的语言/在春天暴动（《想念老家》）
我常感到繁忙无时不在/就如时间不管你的心情一样/走动是它表达的理由（《操作间》）
这样的劳动 是把生活/粉饰 把爱情的信物/点燃 有心栽花/有心人的露珠 盈满阳光/滋润干旱的人生（《栽花》）
…………
仔细阅读红雪的诗，你会很自然地发现他单纯的美学指向：乡土化与民间立场。在他心中，乡村，这个“老家”的宽泛概念像那顽固的泥土厚重地铺在他汛动的血潮里，包括具象的犁铧，金黄的玉米，田野上的牛马，甚至是无奈流落风尘中的二丫。走出“老家”的界域，红雪也未走出故乡的田园情结，在他看来，那不过是“老家”空间的扩大化，他更加认真地经营着他重新拥有的“城市乡土”。尽管已经脱去了僵化的农民思维方式，但他的骨子里始终闪耀着乡情的灯花。
在中国诗歌绚丽纷呈的显影中，红雪的诗无疑显得凝滞与单纯，却又不合时宜的披挂着一身天真与憨厚，总观他的诗歌写作，的确带着一种食古不化的倔强，甚至某种与所谓的主流话语相对立的情绪。他就像那个八十年代刚进城的陈奂生，眼睛里充满着新鲜和挑剔。他坚定地站在民间，在稼穑之间，试图用他那“低处的歌唱”来折射出躲藏在内心的痛苦与呐喊，唐突灵魂里沉重的欢乐。他的“新田园诗”沉静中透出忧患，即使是表现丰收的场景也像灌了铅似的，浸透着一种“难民”式的压抑。他在城市乡土中的理性歌吟，流露出一种持重的求索与艰辛的憧憬，文化批判的锋芒比他的新闻“小刀”更具有战斗的勇气，以他特有的正直和胆识解剖时尚化了的民族劣根性，即使他的某些语调略显颓唐，但他的头颅依然立着。
除了“新田园诗”的重要构成占据了红雪的几乎全景式写作以外，在城市乡土这一广阔的界面上，红雪心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将他的民间写作带到了更高一层的诗意空间。下面这样的诗句差不多代表了机智而又不乏哲思的“红雪话语”——
有人奔波一世/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地图/有人未出家门/却已走了很远（《悬在空中的花盆》）。
诗中除了对人的差异性的比较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把一种“说理”湮没在客观存在的表象中，那“理”是实在的，但并不明显，像是白水中某种颜色的弥漫而不是沉淀，进而达到引人深思又不住点头的效果。
人类的目的是实现理性，我们的诗歌呈现的方式正是在为这一方向而努力。红雪也不例外，他静静地坐在俗常的世态里，用诗歌而不是用新闻的方式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这一点什么也遮蔽不了）。这其实就像用餐（即生存的表象），西方人用刀叉，而我们用的是两根简单的筷子；也可以大吃大喝，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更欣赏快餐的简洁，早餐时的一碗小米绿豆粥对于我们的胃更具有安慰的意义。所有这些并不耽误我们去工作和思考，也不耽误我们“平静的歌唱”，我们在匆忙的流动中自觉不自觉的获得知识和理性（生活的实质）。一个人劳动（写诗），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获得与彰显劳动（写诗）理应散发的财富效用和精神价值。
马拉美在“关于书”的表述中诗意地指出“世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一本书。”并说，这本书里“包含了世界的全部目的性。”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我觉得，狭义地说，一个诗人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本书，而不仅仅单指诗人的文本写作。红雪的这本诗集《散落民间的阳光》并不是“这本书”的全部，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段落，他把握到了作为“目的性”的这种存在。在这个到处布满通俗演唱的生活大舞台上，红雪恰恰是以“美声唱法”现身的，他的手中没有话筒，这样更接近平民化的欣赏习惯。他的这种平民美声和空气一起在浩瀚的城市乡土上空回荡着，散发出一种“诗意栖居”的亲和力，像栀子花的花粉，也像一种过氧乙酸的气态渗透，不但给世界以美化，而且还给世界以消毒。
在今天，许多人对传统的认识比对“现代性”的认识往往具有更大的局限性。传统并不是类如“月下几般花意思，花间多少月精神”式的单一覆盖，从某种角度，传统恰恰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先锋（蒋登科文意）。有一种错觉几乎遮盖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网络上的诗歌都是超验的后现代主义写作，都是先锋诗歌的典范式文本。其实，在我们认为的传统写作与当下的先锋写作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几乎成了今后当代中国诗人们的共同责任和必然选择，而不是围绕“传统”和“先锋”分野成对立的诗歌阵营，打嘴仗，抡大棒，彼此攻讦，相互谩骂，这种中国式的相互拆台不可能推进中国诗歌在新的世纪里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传统写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我们的汉语母语的语言符号功能，但在形式和开放性方面不能实现更灵活的变通；而先锋性写作恰好弥补了这一点，它灵动而直观，更加接近现代人的话语和语法习惯，节奏上更快捷，符合现代社会开放性语境下的受众诉求，从某种角度说更具有世界性，这是它的优势。然而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先锋写作的随意性，使它丧失了传统语境中汉诗的音律性特征，并且造成本质与理性的幻灭。这种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的终结，比如主体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
红雪是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后现代”的话语霸权的，他不渝地钟情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和文学观念，他的诗歌总是戴着一顶被赋予现代语义的瓜皮帽，大方而又大度地坐在弄堂里或是像旗杆一样屹立在广场中央，接受人们的敬意和批驳，注目礼或者吐口水，尽管远离所谓的主流话语中心，但他的风景始终是独特的，发散着玉器般的魅力。
马克思说，历史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现在我把它引进到对红雪诗歌的评判上就是：红雪独特的诗歌呈现恰好正是传统与先锋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没有传统文化的基础性熏陶，就不可能有立于民间立场上深情歌吟的红雪；同样，失去先锋性写作系统和语境的逼迫，也不可能有流浪在城市乡土中理性清唱的红雪。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造就出当下的红雪和他的诗歌，从这一点上看，作为诗人的红雪无疑是相当幸运的。
